1996年歲末，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在北京觀看了話劇《商鞅》，而在觀看《商鞅》時朱镕基潸然淚下。
我們都知道，商鞅與秦孝公在秦國掀起了改革之潮流，摧毀了秦國舊貴族腐朽的統治，給秦國帶來了希望。變法之後，秦國迅速強大，在若幹年後一掃六合，結束了分裂數百年的諸侯紛争時代。
商鞅改革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是憑借一腔熱血，他和秦孝公一起把變法推行開來，這一點難能可貴。而在之後的曆史中，無數人想要效仿商鞅變法，繼而使國富民強，朱镕基就是其中一位改革家。
憶往昔，朱镕基1951年就參加了工作。那年朱镕基意氣風發，帶領清華學生奔赴東北，準備建設新中國。
淵博的學識、出色的工作能力，使朱镕基迅速脫穎而出，成為黨的一位優秀幹部。但是好景沒多長，朱镕基因為說真話而得罪上司，以至于受苦，期間甚至還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
說真話是有代價的，朱镕基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是朱镕基說真話也是有收獲的，他得到了一批優秀黨員的看重。而且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很快就注意到了敢于說真話的朱镕基。
當時國家繼續懂經濟，敢說實話的幹部，而且正值改革開放之際，國家需要培養一批“改革派”。朱镕基在上海工作，就是鄧小平給的鍛煉機會，其目的就是看看朱镕基到底适不适合委以重任。
1990年，鄧小平視察上海的時候，和陪同的朱镕基說道：“上海的浦東開發，不是上海一個地方的事。浦東開發，可以帶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發展，是以是全國的事。”
這是對朱镕基的重大期望。而回到北京後的鄧小平更是對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說：“我已經退下來了，但還是有一件事我還要說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東開發，你們要多關心。”
朱镕基身上的擔子十分重，他不僅肩負着上海市市民的期望，更是肩負着鄧小平乃至中央政治局的期望。
有了鄧小平的支援，朱镕基在上海大刀闊斧的改革。但是改革中的困難也讓朱镕基大傷腦筋，甚至多次大動肝火，批評上海市政府的幹部。
當時上海市面臨很多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歸根結底，還是出在了市政府身上。比如人民群衆向市政府反映問題，結果上海市政府一連好幾個月都沒有回音，朱镕基提筆批示“觸目驚心”。
再比如市環衛局工作做不好、交通局解決不了堵塞的問題、房管局解決不了住房的問題，市财貿辦解決不了“菜籃子”問題。這些問題最終都是回報到上海市市長朱镕基那裡才得以解決，以至于朱镕基感慨一個人的困難：靠一個人，再有本事也搞不好，我一天最多時看上百份檔案，批了92件，管得很具體。但是你解決了92件，上海還有92萬件。
就看朱镕基的感慨，我們都能知道當時朱镕基的工作有多麼不容易，而令他沒想到的是，上海市的困難才是冰山一角，日後他成為國務院總理的時候，困難更多。
1991年，朱镕基升任國務院副總理，次年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當總理之後，工作更不容易。他在吉林視察企業的時候，“三角債”的情況觸目驚心，以至于發出感歎: “三角債”前清後欠，越欠越多，嚴重妨礙了生産發展和結構調整。清理“三角債”必須采取一些“硬”措施。
最主要的是，在朱镕基當總理的時候，實實在在的體驗了既得利益者的憤怒有多大。他曾經在公開的場合舉過例子：
舉個例子說，北京計程車司機每天要向公司交150元錢的車份兒。照這樣下來，公司兩三年就可以把買車子的錢收回來了，但司機還要繼續交下去。出租汽車公司還老是給他們攤派，叫他們裝這個裝那個，賣給他的東西又貴得要命。而且，所有這些交給出租汽車公司的錢隻打一張‘白條子’，這意味着出租汽車公司根本不交稅。說得難聽一點，出租汽車公司那幫人簡直就是‘把頭’，是上海解放前戴墨鏡、穿香雲紗的那種人。偷稅、漏稅，這裡面有多少錢呀！《朱镕基講話實錄(第三卷)》
近些年計程車搞事的新聞屢見不鮮。比如因為共享單車給人民提供了便利，但是損失了計程車司機的利益，于是計程車司機就破壞共享單車。
這就是典型的既得利益者的憤怒，這些人的利益受損了，于是就形成了一股合力，迫使外來者放棄。
當然了，我也隻是舉例子，當時可沒有共享單車。當時朱镕基批評的是計程車公司，這些公司壟斷當地的計程車業務，然後從司機身上抽油水。每次遇到改革，計程車公司就會整點事，迫使放棄改革。他都能把計程車公司批評成“把頭”，可見當時計程車公司能有多過分。
1996年，身為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在觀看《商鞅》話劇的時候潸然淚下。他當然能體會到商鞅面臨的是何等的局面，改革是多麼的困難。
是啊，困難重重。怎麼辦？人民不管了嗎？朱镕基的回答是不，他并沒有被困難吓倒，反而鬥志昂揚，點評《商鞅》：看此劇，壯志豪情油然而生！
1998年，朱镕基出任國務院總理之後，他堅定改革，并且在中外記者會上，堅定地說道：“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将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己。”
當時朱镕基的改革涉及很多方面，比如金融部門改革、住房改革、财稅改革等等，不過最主要的就是機構改革、國企改革。這兩個領域一度被視為雷區，畢竟凡是改革都會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遇見的阻力、困難也會很大。
我們先說前者，當時機構臃腫，朱镕基要裁撤部門、精簡官吏。但是這就有了一個問題，裁員裁誰？裁誰都有意見，是以國務院的那些部長都苦口婆心地勸朱镕基，力陳他們部門的困難以及重要性，不能裁撤。
都不想被裁員，那怎麼辦？不裁了嗎？不可能，機構臃腫的問題必須要解決，朱镕基也根本沒想着繼續拖着。在朱镕基的強力推進下，最終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的決定》。
這個改革的動作很大，國務院基本上可以說是減員一半。原本六位國務院副總理，這下直接裁撤兩位，保留四位。國務院委員從原來的八位裁撤到五位，國務院組成部門從40個減少到29個，裁撤11個部門。而且随着機構改革在全國範圍内的推進，全國各級機關一共裁剪了115萬人，可見改革力度之大。
第二個就是國企改革。當時國企臃腫也是一個大問題，而且最嚴重的問題就是重複建設的問題。比如原來有一個制衣廠，結果大家都看他效益好，都去搞制衣廠，那這就成問題了。所有的制衣廠都困難，因為生産的商品賣不出去，而且還因為互相競争導緻利潤薄弱，好企業最後也會扭盈轉虧。
本來一兩個制衣廠就可以解決的問題，現在弄了一大堆，怎麼辦？這種重複建設對經濟沒有好處，隻會讓大家越來越困難，是一種嚴重的資源浪費。為了避免這種問題繼續蔓延下去，朱镕基開始制止重複建設，并且加強國企之間的競争，要求達到減員增效的效果。
在朱镕基時期，國有企業以及國有控股企業從23.8萬家直接減少到了15萬家，裁撤了将近一半的企業。而且朱镕基還要求企業正确地建立“産權清晰、權責明确、政企分離、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深化國有企業改革。
參考資料：
朱镕基著：《朱镕基講話實錄(第三卷)》
淩志軍著：《沉浮：中國經濟改革備忘錄》
山東商報：評論：有一種“公憤”叫既得利益者的憤怒
人民日報：《朱镕基講話實錄》記錄改革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