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國五百年來烽煙事，折戟沉沙消酒中。在秦滅六國，統一天下的征途中，範雎、白起、公孫衍、王翦、尉缭、李斯等文武卿相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最為人所樂道的，還是奠定了“萬世祖龍法”的商君商鞅和縱橫六國，消弭攻秦聯盟的張儀。
商鞅得遇秦孝公而興，逢秦惠文王而亡。張儀侍奉惠文王以兩度相秦，輔佐秦武王則仕魏自保。
兩位得賞于國君，卻與儲君勢同水火的謀臣。最終一個五馬分屍，生死族滅。一個卻在魏國相位的位置上安然終老。是什麼導緻了這兩個時代的巨星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結局？
一言以蔽之，還是與大秦統治集團是否存在利益上的沖突和二者的曆史定位的不同。
商鞅的死亡之途
古代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君弑權臣的戲碼就像馬路的紅綠燈流轉一樣屢見不鮮。但以一己之力使得羸弱的秦國一轉攻勢，力壓群雄的商鞅，他的死，着實讓人不禁遺憾。
商君的死，主要與以下三大利益沖突有關。
（1）利益沖突一：國君與權臣的沖突
我們常說秦惠文王殺商鞅是為了報當年“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一箭之仇。這充其量隻能算作商鞅之死的導火索。
商鞅确實因為對惠文王嬴驷的兩位老師動刑折殺了嬴驷的面子，但更重要的是商鞅在秦國所掌握的權利之大，已經嚴重威脅到了新君嬴驷的王權。
雖然商鞅是秦孝公簡拔的臣子，但卻并不僅僅是房玄齡、杜如晦之于唐太宗輔弼之臣的存在。
秦孝公沒有制定變法政策的能力，隻能将商鞅推到變法這件大事的舞台中央，讓商鞅成為了這一曆史事件絕對的主角。
随着商鞅變法的成功，他所掌握的權利也就更加威脅到作為未來國家主人的秦惠文王的地位。
在秦孝公時代後期，得到孝公無限信任與支援的商鞅已經掌握了秦國的行政、執法、軍事、外交等多方面的生殺大權，是标标準準的權臣。
商鞅的功高震主，權高攝國嚴重損害了秦國宗室的威信。如對商鞅恨之入骨的公子虔就曾進言“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孝公尚且如此，初出茅廬的惠文王又怎能駕馭此等權臣？這種有如後世德國俾斯麥之于威廉二世的、二進制對立的君臣關系，自然讓商鞅成為了新君秦惠文王的眼中釘、肉中刺。
就在商鞅處于風口浪尖時，老之将死的秦孝公居然天真地萌生效仿“唐堯虞舜”之事，将秦國的王位傳給商鞅。《戰國策》裡記載“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位于商君，辭不受。”
是的，秦孝公居然想在秦國上升期将王位傳給一個外姓諸侯，不管是不是試探商鞅的忠心，這對于對王位翹首以盼的嬴驷集團來說無異于晴天霹靂，直接導緻了商鞅的死亡。
何況商鞅并沒有俾斯麥在三次王朝戰争中樹立起來的軍隊聲望，秦惠文王殺他也就容易得多。
（2）利益沖突二：軍功爵制與舊貴族利益的沖突
商鞅的死，和軍功爵制對于秦國舊貴族的利益沖擊也脫不開關系。軍功爵制随着春秋“運動會戰争的落幕”，戰國“争地以戰，殺人盈野”的高烈度戰争興起應運而生。
商鞅整合了魏楚等國的軍功爵制，在秦國拟定了“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的軍功标準。
這套完善軍功标準，為大秦帝國掃滅六合，統一天下的基礎。但也嚴重地損害了依靠血緣天然獲得爵位的舊貴族的利益。
吳起因為軍功制度讓魏國稱霸天下，卻被楚國的老大貴族們誅殺就是前車之鑒。
因為軍功崛起的新貴們，與舊貴族之間有着不可調和的沖突，舊貴族憎恨讓他們失去了獲得更多土地機會的商鞅。于是由獻公之子，惠文王之師的公子虔牽頭進行“倒商運動”也就是順利成章了。
由于商鞅得罪的是整個周代的舊貴族勢力，是以在惠文王殺他時，他連其他諸侯國都難以流亡，六國的舊貴族一樣不歡迎他。
（3）利益沖突三：嚴苛的秦法與秦國軍民的沖突
商鞅變法的根本是“愚民”以達到将百姓變成秦國的戰争機器，一旦戰争停止或暫緩，這種高壓政策必然引起百姓的反彈。
商鞅嚴苛的“連坐”法律更是進一步束縛了秦國百姓。以至于公子虔上疏請惠文王殺商鞅後，商鞅從商地起兵攻鄭（陝縣）時，沒有獲得任何支援就被秦軍擒殺。
《商鞅傳》中記載了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即“商鞅住店被拒遭捕”，從側面說明了商鞅“弱民以強國”的政策與秦國百姓之間存在激烈的沖突。
張儀的生存之道
與着力于秦國内政的商鞅不同，張儀可謂是同時身兼天下君主的心頭肉和天下頭号通緝犯的雙重身份。六國君主慕其才，又懼怕這種才能被用于對付自己的國家。
這樣的身份能夠讓張儀在戰國七雄中遊刃有餘地行走，靈活地保全自己，進而避免了和商鞅一樣的死亡結局。其中，保證張儀生存的主要有以下四個原因。
（1）張儀的曆史定位：
在談商鞅與張儀的結局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确商鞅是要高張儀幾個重量級的曆史名人堂選手。
如果說将秦朝開國的文臣武将做一個貢獻值排名，衛人商鞅絕對是毫無争議的第一名。甚至在整個中華文明的貢獻史上，商鞅都能名列前茅。
是他奠定了延續萬世的“以法治國”統治模式，是撬動了整個華夏曆史轉軸的人。
張儀卻不同，雖然張儀縱橫六國，用三寸不爛之舌巧取沃野千裡，在戰國史書上留下了潇灑千年的身姿。但除了對秦國的貢獻和曆史傳奇，并沒有為整個華夏文明留下深刻的烙印。
他們一個是萬世之先，一個是當世之傑，曆史定位的天淵之别決定了他們在推行自己政策時要遇到多少敵人，觸犯多少利益階級的蛋糕。
商鞅的變法，推動了中國的曆史程序從裂土封國向封建地主化發展，得罪的是整個奴隸社會舊貴族的利益，最後被這些舊貴族逼死。
而張儀隻是得罪了魏齊楚三國上層集團的利益并沒有達到舊貴族“人人得而誅之”的地步，這就是兩人結局不同的根本原因。
（2）惠文王的制衡之術：
秦惠文王嬴驷既然為了加強王權而除掉商鞅，自然不會再為大秦帝國再培養出一位無冕之王。
張儀雖然貴為秦國之相，禮絕百僚。但惠文王提拔了庶長樗裡疾、司馬錯掌握軍權，左丞相甘茂分政權。沒有讓張儀成為第二個至高無上的商君。
況且張儀為了為惠文王達成連橫的目的，多次外出任相，在秦國并沒有深厚的根基，甚至因為縱橫之術被秦國官場諷為“出賣國家”之人，自然談不上威脅王權了。
這導緻秦武王即位以後，沒有和張儀奪權的必要，也就放任張儀平安離開秦國了。
（3）張儀的戰略價值：
在讨論張儀為何不死之前，我們應該看看張儀做了什麼。
張儀一生破滅六國合縱、挾魏事秦、攻取巴蜀、削弱楚國、火并楚韓、說服韓趙，一套外交組合拳把山東六國打得七葷八素。是真的攪動了當時天下大勢的人，具有無可比拟的戰略價值。
雖然在中原諸國得罪了許多人，張儀卻沒有布吳王僚、慶忌被刺殺的後塵，就是齊湣王這樣對張儀恨之入骨的國君也是出大兵讨伐。
因為山東六國在張儀的外交組合拳下，已經從“合縱攻秦”轉變為“連橫親秦”。張儀對于秦國的忠誠，一定程度上也讓秦國的虎狼之師作為了自己的後盾，提高了自己的戰略價值。
其次，張儀足以改變天下棋局的外交才能，魏國明知張儀“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卻依然在惠文王去世後将失寵的張儀任命為相國。楚懷王被張儀戲弄，卻依然願意用黔中之地交換張儀。
這些事例。充分說明了在戰國“物競天擇，适者生存”的大背景下，張儀的才能具有多高的價值。才能，是張儀最大的護身符。
（4）張儀的脫身之術：
上文分析了張儀可以脫身的重要條件，但脫身最重要的是恰當的脫身之術。
作為縱橫家，張儀很擅長把握君主的心理，新君秦武王雖然沒有與自己形同水火，但崇拜武力的武王也對于自己的縱橫之策感到厭惡。
張儀适時地提出讓秦武王把自己送往山東六國，攪亂局勢，為秦國的進一步擴張争取時間。
這是秦武王無法拒絕的理由。
一方面，東出擴張已經成為秦國的國策，需要張儀去創造機會。另一方面，山東六國趁惠文王去世，準備再一次形成合縱聯盟，需要張儀再一次去破滅六國的聯盟。
就這樣，張儀以“出差”的身份安然脫身，離開了秦國。
總結：
觀商鞅車裂而死和張儀的平安終老的不同結局，既是因為兩人與王權，與舊貴族集團的利益是否發生沖突，也在于二者的曆史定位、戰略價值的不同。
但無論如何，他們都用自己的一生在華夏民族統一的曆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