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
清代的文字獄之下，人人自危。那麼如此緊張壓力下的出版與編輯工作又是如何“自我審查”免惹官司呢？我們将從清朝文字獄時期的書稿編排、印刷、發行、鏟闆等等一系列過程來探讨出版者自我禁抑的現象。
- the self-report of the publish -
“求生意識”一：出版商及刻工的自我檢點
文字獄下，出版商是承受不少壓力的一群。首先，回避哪些書不出版就是一大考量。如果細考清代出版史，可以發現有些書中斷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再制造”（reproduce），如文天祥的集子，從雍正到道光，有一百二十多年沒有刊本。
出版商在出版他們認為或有可能出問題的書時，也是盡量以各種方式亂人耳目。譬如：刻書時不注明刻書年代與刻書者，刻工也不留下名字，或是作者不署真名，而署一些奇怪的别稱、别号。
還有一些書坊主人在刊刻小說時标榜“京本”，以示這是來自京師。有的則标明“本衙藏闆”，讓人誤以為是在某官府刻的本子。有的是借以提高身份，但有些可能是為了躲避麻煩。
編者與作者一樣要在緊張壓力下暗暗檢點自己，從取舍内容到安排先後，到記叙的豐儉，都可以看出複雜的心理活動。
- literature has been left -
“求生意識”二：文學大家被殿後或遺漏
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将顧炎武、黃宗羲置于書末“補編”中，這個安排與二人早年的抗清背景甚有關系。在一本講清朝學術發展的書上，顧、黃在清初學術的地位及與清學發展的關系是不能被遺漏，編書的人既要收入他們，又要表示自己已留意到他們不仕于清的背景，是以将他們置于卷末。
屈大均是明末清初嶺南地區極為活躍的文人，當時有“嶺南三大家”：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而大均就是不折不扣的首領。論詩文的成就，梁佩蘭不能與屈大均、陳恭尹相比。可屈、梁二人一抗清、一仕清的行動，讓王隼編《嶺南三大家詩選》時，以梁佩蘭居首而屈大均于末。
嘉慶年間，屈大均早已因雍正、乾隆朝的文字案的牽連，成為衆矢之的。順德羅學鵬輯《廣文獻》，列了王邦畿、程可則、梁佩蘭、陳恭尹、方殿元及方氏的兩個兒子方朝、方還為清初嶺南七子，并故意漏掉了屈大均。這一個遺漏是很有用心的，王隼編書的時間在清初，當時屈大均因參與抗清，故被殿後。
- change with political climate -
“求生意識”三：随政治氣候變動剜改内容
因為發現政治氣候的日趨緊張而在印刷前挖闆、鏟闆的情形非常之多，以緻常有鏟挖之後面目全非、文義不通的例子。
《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态》中，曾舉江蘇太倉王時翔的《小山詩初稿》這一部書為例。該書應該是随編随刻，是以整個出版完成的過程拖了許多年，前面的已發行，而後面的還在陸續刊刻。
這部書開雕時，《大義覺迷錄》已頒行天下士子誦讀，作者有一首《宣讀大義覺迷》詩，可是當它尚未全部刻完時，乾隆即位并且下令查禁《覺迷錄》，是以原是要吹捧雍正的詩，現在變成禁忌了，乃急忙删去正文，可是目錄早已刻成，不能剜改，是以形成有目無文的現象。
在曾靜案中，呂留良被開棺戮屍，這使得全天下人的文字中凡有“呂留良”三字者都特别感到緊張，陸隴其的後人就屬其一。呂留良是清初江浙一帶，在王學盛行的空氣中轉而提倡朱子學的一位重要領袖，堅定護持宣揚程朱學說。
呂留良是陸隴其思想發展最關鍵的一個人，可是這一層關系，在讀《陸平湖文集》或其後人所編的《陸隴其年譜》時卻看不出來。呂留良被曾靜案所牽連，陸氏後人趕快重改年譜。文集中或語焉不詳，或以空格代替呂留良的名字，非真熟悉陸氏思想交涉之實況的人不能知其是以。
- burn and secret to collect -
“求生意識”四：既刊書的焚棄、秘不示人
明季以來流行一書多序，而且常常連篇累牍，這種标榜之習常把一個人的交友圈一清二楚地呈現出來。在晚明這種标榜之習沒有什麼危險性，可是在清代政治壓力下，它卻變成瓜蔓抄的依據。
雍正帝曾以汪景祺的《讀書堂西征随筆》中一些細小的問題作為借口誅殺汪景祺，《讀書堂西征随筆》雖是一部毫無可觀的少作，但卻請了朱彜尊、韓菼等七八個人作序。然而根據觀察，沒有一篇序在作序者自身的文集中留存，隻有朱彜尊的《曝書亭集》卷二十，還保留了與汪氏西湖唱和的五首詩。
書本既刊之後，發現空氣不對而緊急将書收回、修改或秘不示人的例子也頗有所見。有些書當版片刻好之後，出于經濟或其他因素，等了相當久才印刷，就在等待的期間，卻改朝換代了。
乾隆四十二年（1777），也正是文字獄空氣大為緊張的時候，太倉陸時化突然想起他的《吳越所見書畫錄》中有诋斥滿洲的句子，趕緊将所存的闆塊焚毀，并盡量将所發的書追回焚棄。可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時“下有對策”反而是幫助政府擴大其禁制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