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文字獄古已有之，但滿清前期康熙、雍正、乾隆年間，文字獄案件為數之多，規模之大，在曆史上可以說是空前的。那時，滿清統治者動辄指斥人們“語含怨望”，“狂悼譏刺”，羅織種種罪名，大興文字之獄。
檢舉揭發此類案件者有功，隐瞞不報或辦理不力者有罪。一時告密誣陷之風大盛。有些人牽強附會，斷章取義，告密邀功；有些人挾嫌誣陷，憑空捏造，以報私怨。文網密布，冤獄疊起，文人士子人人自危，惟恐一不小心，陷入羅網，或是受到株連，禍從天降。
正如詩人龔自珍《詠史》一詩中所說的：“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清代的文字獄是導緻“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可以說至今遺毒未消。
更為邪惡無恥的是，清政府利用編書的機會，大量查禁圖書，銷毀不利于清朝統治的書籍。在《四庫全書》編纂期間，凡是不利于清朝的，或是觸犯了他們忌諱的，都要加以删除和篡改，或是大量地進行銷毀，甚至連宋代的書寫到抗金的，明代的書寫到抗元的，也遭到同樣的厄運。單是在浙江省，從乾隆二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就進行了二十四次大規模的檢查和銷毀。全國範圍内列入全毀的書目有二千四百多種，抽毀的書目有四百多種，銷毀的總數在十萬部左右。
清代的文字獄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愈演愈烈。前後一百多年，有案例可查的大小案件不下一百起。在這些案件中，被判處死刑的有二百多人，受到株連而被判處各種刑罰的更是不可勝數。文字獄的“罪犯”，既有政府的官員，也有各階層知識分子和平民。上至朝廷大員，下至一般生員、鄉愚迂儒，以及江湖術士、轎夫、船工等等。
在清朝前期，大體上說來，随着政治形勢的演變，漢滿之間的民族沖突逐漸下降，文字獄打擊的對象也随着發生變化。在康熙、雍正年間，主要打擊漢族上層分子和政府官員。目的是鎮壓反清力量，排除政府内部的異己勢力。而到了乾隆年間，則主要打擊下層知識分子和平民百姓。同時也株連到各級官員。乾隆帝為了進一步壓制反抗力量，強化封建專制統治，變本加厲地大興文字獄。在編纂《四庫全書》，大肆宣揚文治之際，文字獄也達到了高潮。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八年的十年間，就發生文字獄近五十起。
早期最大的文字獄案件，是莊氏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都是由于編寫當代的曆史而招禍的。可看作是一次有意識的小題大作，其目的是給有反清思想的漢族知識分子一個暴力的威脅。而雍正時的呂留良、曾靜之獄，算是清代文字獄中唯一的謀反案件，它既有理論，又有行動。當然，這個反抗的力量是十分微弱的。
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文字獄高潮已經過去，還發生了所謂《笃國策》案。湖南省未陽縣六十九歲的老秀才賀世盛，多次參加科舉考試都沒及第。他平時經常替别人代寫詞狀，又把道聽途說的傳聞和成語故事之類，拉雜地拼湊出一部“著述”，題名為《笃國策》，準備寫成以後上京城去投獻，以求貸得一官半職。因為這本書上寫了批評捐官制度的意見，這就成了“妄議朝政”，照例應當淩遲處死，子孫都要處斬。不過當時已經逐漸放寬對文字獄案件的處理，乾隆皇帝認為賀由于科舉不中而不滿，寫那些文章隻是發發牢騷而已，還不是肆意悖逆，于是“從寬”改為斬決，子孫免罪。
如果翻閱清朝的書籍，就會發現大多書寫有“欽定”、“禦制”的字樣，那是經過皇帝審定或其本人寫的，它所代表的是官方的思想。譬如，清初竭力宣揚程朱理學，以緻形成了一種風氣，“非朱子之傳義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禮不敢行”。這就是說，要以朱熹的思想來指導一切言行。誰若是反對這個官方的統治思想，誰就要受到嚴厲的懲罰。于是，文字獄又成為思想統制的一種手段。
清朝的法律有這樣一條空前絕後的邪惡規定：不許秀才們對國家大事提出任何建議，否則就算“違制”。不但要革除生員資格，還要受到懲罰。可是，凡是獻計獻策的生員，難免要議論到朝廷的政策，批評官吏的行為，提出某些建議，這就必然違背這—規定。于是，輕者革職，重者處斬，或是“立斃杖下”。
“欽定”、“禦制”的官方思想是不準批評的。即使是單純學術見解不同，也會被加上種種罪名。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印行的《康熙字典》，不僅是奉旨編纂的，而且以康熙年号命名，足見政府對它十分重視。可是有個書生王錫侯，竟敢批評《康熙字典》，說它收字太多，難以貫穿。他自己編刻了一部《字貫》，意是說，這本書可以用字義把零散的字貫穿起來，正好彌補了《康熙字典》不足。此案一發，甚至連累兩江總督受到降級的處分。江西省的布政使、按察使也受到株連，被革職治罪。
其實，王錫侯寫《字貫》是想貢獻自己一得之見，想不到竟然落得這樣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