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6年3月16日的時候，段伯宇所在的陸軍大學特别班第七期在重慶舉行了畢業典禮，蔣介石以校長的名義參加了這次畢業典禮，同時陪同的還有當時的國防部部長何應欽、軍令部部長的徐永昌和很多的國民黨的其他進階将領。
蔣介石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段伯宇，是以在講話之後，蔣介石一一地檢閱了每個第七期的學員，當走到了段伯宇面前的時候，蔣介石很仔細的打量了一番，在畢業典禮結束不久以後，段伯宇受到了蔣介石親切的召見。
（段伯宇同志像）
在此次面見的時候，蔣介石親切的詢問了段伯宇的姓名、年齡、籍貫和學習情況等等，蔣介石聽我以後，對段伯宇說了一些鼓勵的話，和段伯宇強調說，要效忠黨國，服從校長。
在得知段伯宇的父子三人均是陸大畢業出身的時候，蔣介石連聲說：“好！好！好！父子三人均是陸大出身的，難得難得”。
在受到了蔣介石召見不久以後，段伯宇就收到了通知，讓段伯宇到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報道。
但是令蔣介石沒有想到的是，這位蔣介石親自挑選的侍從參謀是一名共産黨員。
段伯宇在進入到了侍從室以後，擔任的是少将高參，在國民黨軍隊内主要從事的是策反工作，為我軍傳遞出了出了很多重要的情報，也保護了軍很多重要的人員。
戰争是一個巨大的絞肉機，戰争年代，最容易受傷的就是軍人，相對于軍人來說，醫生可能更加的安全和穩定。
在段伯宇出生的河北省蠡縣孟嘗村有一個墳墓，據說是戰國四公子之一的孟嘗君的墳墓，孟嘗村也是是以得名。
（段伯宇和蔣介石的合照）
在孟嘗村北北部相鄰的是高陽村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抗清将領孫承宗的故鄉，孟嘗君結交天下豪傑壯士，孫承宗誓師保衛家鄉，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段伯宇從小就受到了愛國主義精神的熏陶。
段伯宇的父親是一名軍人，早期是追随孫中山先生的，是同盟會的會員，在保定姚村速成武備學堂的時候和蔣介石是同學，段伯宇的父親在辛亥革命後，在“整軍經武、救亡圖存”的号召下，成功的考入了陸軍大學。
在陸軍大學期間又和徐永昌、李濟深等人相識，畢業後因為在校期間表現優異，是以保定軍校任教，在國民黨中有很多将士都是段伯宇父親的學生。
（左一段伯宇和左二兄弟段仲宇）
可以說段伯宇的父親不論是在國民黨軍中，還是在社會上影響力都是很大的，段伯宇的父親對于段伯宇的成長還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了，當時正在天津讀中學的段伯宇，因為骨子裡面那股愛國情懷加上父親影響下的那種軍人的堅硬性格，段伯宇從天津跑到北京，參加了這一場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
在1923年的時候，段伯宇告别了自己的中學生涯，考入了河北大學就讀醫科，開啟了自己的學醫生涯，但是受到自己的父親影響的段伯宇不想要從事醫藥行業，反而想要從軍。
但是在那個動亂的年代，做軍人很大意義上就是意味着犧牲，作為從軍多年的段伯宇的父親，自然對于這個道理是非常的清楚的，是以不想要自己的孩子當軍人，再加上當時生性耿直的段雲峰（段伯宇的父親）看不慣當時的一些風氣，就脫離了軍界，是以更加不希望段伯宇參軍，希望段伯宇和孫中山先生一樣，學藝救國。
有句話說得好：“有些人天生就是當軍人的”，很明顯段伯宇就是這樣的人。
在1924年的時候，段伯宇從報紙上得知黃埔軍校第一期招生開始的消息後，立即想要參軍報名，段伯宇遭到了的段伯宇父親的阻攔，段伯宇的父親堅持讓段伯宇學醫。
（段伯宇像）
段伯宇第一次的參軍的計劃，暫時被擱置了，無奈段伯宇隻能繼續在河北大學學習，不過在此期間，段伯宇結識了當時的共産黨員戴培元，在戴培元的影響下段伯宇開始廣泛地閱讀《資本論》、《國家與革命》等等進步的馬列書籍，這些書籍為段伯宇打開了一扇新的救國救民的大門。
段伯宇的熱血加上這些進步書籍的引導，令段伯宇開始對于時局有了自己的看法，就多次參加學生的組織的愛國運動，最後被學校開除。
父親的意見還是沒有完全消滅段伯宇參軍的想法，在抗日戰争開始後，段伯宇曾經到太行山區去尋找八路軍，但是沒有結果，最後為了實作自己的軍人的理想，加入到了國民黨第三十而軍南下。
從此刻開始，段伯宇初步地實作了自己做軍人的理想，為自己報效國家的理想開始奮鬥。
一顆火熱的心，總是會時刻的尋找紅色的火焰。
為了尋求進步，探索自己心中的理想，在1938年春天的時候，段伯宇隻身出發去延安，參加抗大的學習，聽了當時毛澤東所作的《論持久戰》一書，從中段伯宇進一步加深了對于馬克思主力的了解。
在同年的8月份，段伯宇傳回到了原部隊，經過黨組織的同意，由中共黨員王性鋼加入到了中國共産黨，成為了黨組織的一員。
(漫畫版段伯宇和兄弟段仲宇)
在“長沙大火”以後，段伯宇聽從黨組織的安排，前往重慶，在周恩來的安排下，由周恩來的秘書和段伯宇單獨聯系。
因為段伯宇的父親段雲峰在國民黨中的影響力還是很大的，是以通過段雲峰父親的關系進入到了李濟深上司的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占地黨政委員當了一名視察員。
在1939年的時候，段伯宇和周恩來正式的見面，周恩來對段伯宇說，希望可以段伯宇做好長期潛伏的準備，并提示段伯宇說，雖然敵後方作戰的物質條件比較好，但是卻相對于前線會遇到更多的困難。
在遇到困難的時候，需要能夠争取有利的一面，并且努力将可能發生的損失降到最少，此後不久，由于周怡被敵人殺害，段伯宇和黨組織失去了聯系。
段伯宇知道，現在處于非常的困難的時期，和黨組織失去聯系，意味着很多工作無法進行開展，這是段伯宇潛伏生涯中比較困難的時期之一，但是段伯宇很快的調整好了心态。
為了更好的開展工作，在1943年10月份的時候，段伯宇考入了陸軍大學第七期特别班，在這個特别班中，段伯宇結交了一批和自己理念相同的人。這些人都是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對于國民黨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A錢腐敗是深惡痛絕的。
這裡面面包含了賈亦斌、劉農畯、宋健人等人，其中賈亦斌在年僅29歲的時候，就已經是少将軍銜了。
（賈亦斌同志像）
雖然不是黃埔嫡系人員，但是在抗日戰争初期起到了非常的積極的作用。
經過兩年多的學習，在1948年的春天，段伯宇和特别班的學員就要正式畢業了，在這個人生的特别的轉折點。
段伯宇的弟弟段仲宇起到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一次段伯宇兩兄弟在談話的時候，段仲宇問到段伯宇以後有什麼打算的時候，段伯宇說自己可能會回到自己的老家發展的時候。
段仲宇勸說自己的哥哥，希望可以到總統府的侍從室，那裡是國民黨的最進階别的軍事機關機關，在那裡工作可以更好地幫助黨組織工作。
段伯宇最終同意了自己的弟弟段仲宇的建議，經過段仲宇的努力，最後就有了我們開頭說到的那一幕，蔣介石親自下來看段伯宇，親自下令将段伯宇招進了總統府侍從室，從此刻開始，蔣介石的身邊多一個堅定的共産主義革命者，非常的有意思的是，這還是蔣介石親自招進來的。
（段伯宇同志的書法）
段伯宇從一個普通的軍人，蛻變成了一個堅定的共産主義革命者，這是段伯宇一直追求進步的結果。
無論在何時何地，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謀取利益，得到的隻能是人民的唾罵，曆史的遺棄，但是當為了國家、民族，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保護自己的同志的時候，此時似乎大家能夠接受這種特殊時期的特殊事情。
就像段伯宇的弟弟段仲宇說的一樣，進入國民黨侍從室能夠更好的為黨組織工作，段伯宇在侍從室期間确實是幫助了不少的同志成功的解除了危機。
在1946年4月的時候，當時的蔣介石的侍從室正在處于一個變革的時期，因為當時全國呼籲民主的聲音越來越高漲，侍從室這種獨裁組織已經成為了衆矢之的，美國那邊也是要求蔣介石改變軍事指揮系統。
迫于種種壓力，最後籌建了軍事委員會，侍從室開始逐漸轉變成了軍務局， 軍務局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規模不大，但是人員精幹，他還是淩駕于國民黨政府的各個軍事機要部門。
（影視當中段伯宇形象）
在同年16月份的時候，段伯宇随着軍務局從重慶到南京，段伯宇所屬的科室是第四科，主要掌管的就是軍事情報，當時的情報科的科長張國疆曾經是同學，這對于段伯宇開展工作來說，簡直就是可遇不可求的職務。
就是因為這個特殊的職位，段伯宇為黨做出了很多的事情。
在剛剛到了軍務局不久後，段伯宇就接到了一份國防部遞上來的重要的軍事情報，這是一份關于中共廣東遊擊隊東江支隊轉移到華北地區的情報，請保重規定了東江支隊的具體的轉移路線。
要求這支部隊經過江西、浙江、江蘇等地區達到了山東解放區，在看到這個報告後，段伯宇心中一震，知道這是一個陰謀，就是為了消耗這個革命隊伍的有生力量。
為了保護這支隊伍，段伯宇在随後召開的軍務局内部的會議上，提出希望這支隊伍可以水運北上，理由就是防止這支對于和沿途的群衆接觸。最後這支隊伍安全的轉移了，保全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還有一個故事就是在1947年3月中旬一個周六，情報科的科長張國疆交給了了段伯宇一個秘密的電報，說讓段伯宇說看情況處理後，就直接下班了。
段伯宇仔細看了一下情報，上面寫着三十二軍的參謀長王啟明背叛，率領了5000餘人投靠了共産黨，現在已經派遣兵力，但是現在兵力不足，請速速增援。
在看完電報以後，段伯宇就明白了張國疆的意思了，張國疆是王啟明的大學同學，兩個的私交是非常的深的，張國疆不願意親自簽發追繳的指令。
段伯宇思考了一下，正好利用了當天是周六下午，就将這份原本需要立即上報的電文放在了抽屜裡面，直到兩天後才上報，但是那個時候王啟明已經到達了解放區了。
（段伯宇和他的戰友）
在解放戰争勝利的前夕，蔣介石為了儲存自己最精銳的部隊—現代化傘兵三團，打算将這個隊伍調到台灣保護自己，但是在黨組織的幫助和段伯宇同志的協調些，最後成功起義，安全抵達了連雲港。
像這樣的故事，在段伯宇任職期間還有不少。
革命後方的鬥争，和在前線相比雖然缺少了那種馬革裹屍、充分陷陣的豪情，但是卻是暗裡湧動，步步驚心。
段伯宇在那麼複雜的社會環境中，不僅僅隐藏了自己，還很好地完成了黨組織交代的任務。
（段伯宇年輕時候像）
蔣介石自己也想不到，自己親自挑選的人員，竟然是一位優秀的共産黨員，還在其眼皮底下将很多重要的情報傳遞出來，保護了很多重要的人。
在解放戰争勝利以後，段伯宇擔任了很多重要的職務，最後在1989年9月23日在北京病逝。
此文獻給為我們解放戰争做出巨大貢獻的革命先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