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薩義德曾在《倫敦書評》發表過一篇文章，回憶了他與福柯和薩特相遇的經曆。文章透露了這三位享譽世界的左翼知識分子在巴以沖突問題上的立場分歧。
1979年1月薩義德在紐約收到一份電報，法國《現代》雜志邀請他赴巴黎出席一個關于中東和平問題的研讨會，電報的落款人是波伏娃和薩特。他在惶恐之中竟然懷疑這是個玩笑，用他自己的話說，這就“如同收到艾略特和沃爾夫的邀請去《日規》雜志的辦公室做客”。他用了兩天的時間才确認這份電報的确屬實，随即接受了邀請。薩義德那時已經44歲了，剛剛出版了《東方主義》，并由于積極介入中東政治問題而為人注目。為什麼他仍然會為收到這份邀請而惶恐？因為在他心目中“薩特一直是20世紀最偉大的知識分子英雄之一。在我們時代的幾乎每一個進步事業中，他的洞見與知性天才都發揮了作用”。
薩義德到達巴黎後，在下榻的飯店中收到了一個神秘的通知：“由于安全原因，讨論會改在福柯的家中舉行。”第二天上午薩義德趕到了福柯的居所，幾位與會者已經就座，波伏娃在談論她去德黑蘭組織示威的計劃，卻遲遲不見薩特露面。他對波伏娃的喋喋不休沒有好感，而且覺得她虛榮得無以争辯。一個小時左右波伏娃就離開了。
在福柯的書架上，薩義德發現了自己的著作《開端》，這使他高興。但福柯表示自己對這個研讨會無可貢獻，一會兒就要去國家圖書館。福柯與薩義德之間的交往一直是友好而親切的，但他從不願對薩義德談論中東政治問題。直到福柯去世之後，薩義德才漸漸明白其中的原委。他從福柯的傳記中獲知，1967年福柯在突尼西亞目睹了反猶太主義的瘋狂，便中斷了在那裡的教學工作傳回巴黎。但後來突尼西亞大學哲學系的一位教授告訴薩義德，福柯的離去是由于當時與一名學生的同志關系“敗露”，被大學當局驅逐。薩義德不知道哪一個版本的故事更為真确。後來他從德勒茲那裡得知，在巴以沖突問題上福柯因為傾向于支援以色列而與德勒茲争執，這兩位一度最親密的朋友也漸漸疏遠。
薩特終于到場了，被一群助理和翻譯簇擁着。使薩義德深為吃驚的不隻是薩特的蒼老與憔悴，而是他在讨論中幾乎一言不發，消極而冷漠。隻有他的助理以權威口吻不斷插話。薩義德打斷了讨論，堅決要求聽到薩特自己的發言。最後獲得的是薩特事先準備好的兩頁文稿，其中隻有對埃及總統薩達特陳腐而空洞的贊美，而對巴勒斯坦的訴求則不置一詞。薩義德終于明白，自己一直被薩特在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中的英雄故事所迷惑，其實薩特始終是一個猶太複國主義的同情者。薩義德帶着對薩特的極度失望回到紐約，這是他們之間僅有的一次會面。次年，薩特的去世仍然使薩義德深為哀恸。
《漢娜·阿倫特：為了這個世界的愛》（hannah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是阿倫特傳記作品中較有影響的一部。可以肯定的是，薩義德讀過這本書，并引用了其中的一個“史料”。不幸的是，他所征引的“史料”是作者的一個“筆誤”。美國《高教紀事》資深編輯作家scott mclemee就此采寫了一篇報道，透露了其來龍去脈。
這部傳記在1982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經過修訂在今年11月推出了第二版，其中作者伊麗莎白·楊-布魯爾（elisabeth young-bruehl）更正了初版中的一個重要錯誤，涉及阿倫特與猶太恐怖主義組織的關系。傳記第一版中提到，阿倫特曾在1967年和1973年兩次捐款給“猶太保衛聯盟”（jewish defense league，jdl）。jdl于1968年在美國建立，具有恐怖主義傾向，曾涉嫌策劃幾十起暗殺、爆炸和其他恐怖事件（在其攻擊目标的“黑名單”中就包括薩義德）。jdl的行為甚至受到猶太人的批評。例如，著名的猶太組織“反诽謗同盟”（anti-defamation league）曾譴責jdl的“種族主義、暴力和政治極端主義”。但實際上，阿倫特從未對jdl捐款，她第一次捐款時jdl甚至還沒有成立。楊-布魯爾在傳記的第一版發表之後才發現，阿倫特所捐助的是一個和平主義組織──“猶太人聯合呼聲”（the united jewish appeal），對自己在匆忙之中造成了重大失誤後悔不已。
在第二版的序言中，作者用一個注釋特别指出了這個失誤，同時也披露，薩義德曾引用這個誤傳，并對她更正的要求置之不顧。在1985年秋季号的《批判性探索》（criticalinquiry）中，薩義德發表《差異的意識形态》一文。其中寫道，“雖然阿倫特在戰前幫助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但她始終批評猶太複國主義的主流……不過，她在1967年曾給jdl捐款，在1973年又捐了一次”。這篇文章發表時，jdl的建立者開始對以色列政治發生影響，鼓吹要将所有阿拉伯人從以色列驅逐出去。這個關于阿倫特的誤傳無疑對她構成了嚴重卻不實的指控。
楊-布魯爾在讀到薩義德的文章後大驚失色，立即寫信給薩義德和《批判性探索》編輯部，解釋這一錯誤的來由并表達了深切的歉意，她在信中懇求，如果文章結集重印請一定對此予以更正，“你可以對我說任何話，是我罪有應得，但請不要繼續對阿倫特以訛傳訛”。但是，薩義德從未給她回複，而且隻字未改地将這篇文章收入在他1986年出版的文集中。楊-布魯爾在新版序言中說，“薩義德拒絕對此予以更正，使這個錯誤被更為廣泛地流傳”。
但問題在于，究竟是薩義德沒有收到過楊-布魯爾這封信，還是他不願對此更正？楊-布魯爾認為，他收到了信，但“他選擇不作更正”。楊-布魯爾近年也在薩義德生前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工作，但從未就此與他進行當面交涉。對于去世不久的薩義德來說，這是否也構成了一個不實的指控呢？對此，我們大約需要薩義德的傳記作者以後來澄清了。
本文節選自《紛争的年代》，劉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