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十一月，安徽學政朱筠向乾隆皇帝上奏，表示翰林院所藏《永樂大典》多有散佚，建議加以采錄并核對得失，順便把過去朝代許多瀕危書籍進行搜集、整理。這一建議立刻得到乾隆的認可，随即诏令輯佚《永樂大典》并“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彙編在一起，名為《四庫全書》，同年，還成立了“四庫全書館”。編纂《四庫全書》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由此發端。朱筠之是以會有這個提議，因為一個繞不開的人物——章學誠。
章學誠
章學誠是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小時候身體不好，讀書也少。後來跟随父親在湖北應城知縣任上，拜師求學以應舉業。但章學誠對科舉沒什麼興趣，倒是喜歡博覽群書，尤其是史學類。1756年，章學誠的父親因故被罷官，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立刻陷入困境，甚至回家鄉的路費都沒有。父親寄希望于章學誠能争取功名，而章學誠經過這一變故，也嘗到了人世的艱難，決定解決生計為重，走上科舉考試這條路。
但是，章學誠進京應順天府鄉試，考了三次，落榜三次。1766年，已經29歲的章學誠拜投到翰林院編修朱筠的門下。朱筠府中藏書豐富，朋友圈裡又都是一些學界名流，章學誠既有機會一覽群書，又得以與著名學者探讨學術，學業大進，并漸漸在方志學及史學理論方面取得較高的造詣。
章學誠志向在方志、史學的研究，但家境的困頓，讓他不得不“屏懾一切，發憤為決科計”，可是更大的災難來了。1768年，章學誠的父親在應城逝世，一家老小十八口投奔而來，他肩上的擔子更加沉重，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此直生死之關”，無奈隻得請求恩師朱筠幫助。在朱筠的引薦下，章學誠得到《國子監志》編修一職。
然而一進入志局，章學誠馬上就察覺到異樣，不僅工作處處受到牽制，難以施展自己的才華，他還發現志局上司妒賢嫉能，颠倒是非，排擠和打擊真才實學之士。為了生計，章學誠一忍再忍，工作三年後，他忍無可忍憤然辭職，決心以自己所學編寫《文史通義》。
也正是因為《文史通義》，章學誠向老師朱筠提議，搜訪天下遺書，分門别類，撰一國藝文之志。之後才有了朱筠向乾隆皇帝的上秦，這可以稱得上是《四庫全書》編纂和開館的淵源。朱筠也不忘提攜弟子，特向總編纂紀曉岚推薦章學誠。然而，對四庫館抛來的橄榄枝，章學誠以絕決的姿态回絕了，他甯願一生窮困潦倒做自己的學問，也不想再踏入體制内工作。
從此，章學誠走上一條孤絕的路——一邊潛心編著《文史通義》，一邊颠沛流離四處應邀編纂地方志以維持生計。他的退出，對于《四庫全書》來說，不能不說是極大的缺憾，然而，這也成全了另一個他——章學誠專心學術研究，成為清代著名史學家，被梁啟超稱為“集史學之大成的人”，中國古典史學的終結者，方志學創始者。
1773年，正在編寫《和州志》的章學誠遇見了一個學者——戴震。這是兩人第二次相遇，與幾年前第一次相遇相同的是，兩人對對方的學術觀點都無法認同。道不同不相為謀，兩人在歲月中擦肩而過，章學誠離開《四庫全書》，而戴震就在這一年走進四庫館。
戴震
1723年底，戴震出生在安徽徽州一個小商販家庭。父親做販布的小本生意，維持生計。戴震從小聰明，讀書過目不忘，十多歲時，《說文解字》、《十三經注疏》等都已爛熟于心。在随父親四處販布的過程中，戴震拜不少老師學習，其中包括著名學者江永。
江永學識淵博，精通三禮，旁通天文，地理，算學及聲韻等。拜江永為師後，戴震學問大進，22歲時就寫成《籌算》，24歲寫就《考工記圖注》，後來，還寫出《勾股割圜記》等文。1755年，一件事的發生改變了他的命運。
因為一塊祖墳的土地，戴震與一個豪門發生了争執，不想對方與官府勾結，将他治罪。戴震不得不“避仇入都”，倉促之中，行李衣服都沒帶，“孤家寡人”進了京。沒想到的是，他竟然因禍得福，在京城結識了紀曉岚等人。在朋友的幫助下，他的著作《考工記圖注》、《勾股割圜記》得以刻印，戴震一炮而紅，一舉成為京城的學術大咖。之後，他四處講學，或是參與地方志的編修，影響力巨大。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的是，戴震就是考不中科舉，失敗到讓人懷疑人生。1772年，第五次落第的戴震已是一個五十歲的老者。與前幾次相同，他又一次離開京城，前往浙東金華書院講學。這時，命運眷顧了他。
因為紀曉岚的推薦，戴震被特召進京入四庫館編修，從一個民間知識分子，到穿上官袍成為帝國的公務員，任誰都該樂開了花，但戴震卻遭受到質疑。原來，當時的士人對大清還抱有抵觸情緒，不願向體制投降。戴震的選擇在士人中引起軒然大波，可戴震不以為然，他認為，隻要所做的學問是真學問，體制内與體制外沒有什麼不同。
戴震義無反顧地投入到工作中。在四庫館中的那一片文字天地裡，戴震忘乎是以，盡自己所學校勘、考訂天文、算法、地理、文字等方面的書，特别是校勘《水經注》，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學術界的經文、注文混淆的問題，得到乾隆的褒獎。
編纂是一項繁重的工作，更何況當時沒有任何現代工具的輔助，全靠人工完成，戴震更是夜以繼日，披星戴月。終于在進入四庫館的第四年，他累倒了，一病不起，那一年，戴震才五十五歲。他的弟子說：“謂先生鞠躬盡瘁，死于官事可也”。
戴震與章學誠，在四庫館中一進一退，展現出兩種決然不同的人生觀。然而，不管是進還是退，他們堅守的都是對學問的執着，都為學術投入畢生精力，兩人殊途同歸，最終在中國學術史裡相遇，成為大清王朝文化蒼穹上的雙子星，閃爍着永恒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