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1738～1801年），字實齋，号少岩，浙江會稽人。清代著名史學家、目錄學家和圖書編撰家。自幼生活困苦，天資遲鈍，“十四受室，尚未卒業四子書”。21歲後，大量閱讀史書，對史書産生了濃厚興趣。23歲之後，屢試不第，曾從朱筠習文，并結交了一些京師名流。然生活仍然十分艱苦，為了購買二十三種正史，節衣縮食，凡三年始購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其父卒于湖北應城，連奔喪的路費都拿不出來。次年，舉家北遷京師，在國子監編撰《國子監志》，因與學官意見不一，憤然辭職。先後到和州、定州編撰《和州志》和《永清縣志》。他在《與史餘村論學書》中曾說：“仆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幾無人生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則覺饑之可以為食，寒之可以為衣，其甚者直眇而可以能視、跛而可以能履。已乎已乎，旦暮得此，所由以生，不啻魚之于水，虎豹之于幽也。”他把著書當作饑之“食”，寒之“衣”，認為著書可以“眇”而能“視”，“跛”而能“履”。正是由于這種執著的追求精神，才使他得以寫出衆多的不朽篇章。終于經過多年攻讀，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考中進士，時年已41歲。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河南去，歸途遇盜，所有著作均被搶劫一空。後經多方借抄，僅得十之四五。在以後的5年中，曾先後執教于清漳書院、敬勝書院、蓮池書院等。為了養家糊口，到處奔波，仍“能撰著于車塵馬足之間”。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之後，寄人籬下，作為畢沅的幕僚，從事《史籍考》、《續資治通鑒》、《湖北通志》、《常德府志》、《荊州府志》等書的編撰工作。嘉慶五年（1800年），貧病交加，眼睛失明，仍然堅持寫出了《浙東學術》等重要著作，是年與世長辭。他在談到晚年生活時曾說：“三十年來，苦饑謀食，辄藉筆墨為生，往往為人撰述狀志譜牒，辄歎寒女代人作嫁衣裳，而自身不獲一試時服。嘗欲自輯墟裡遺聞逸獻，勒為一書，以備遺亡，竊與守一尚木言之，而皆困于勢不遑，且力不逮也。”
章學誠一生坎坷，窮困潦倒，但著作宏富，《文史通義》、《校雠通義》、《史籍考》等是其代表作。《文史通義》始撰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章學誠在《與候國子司業朱春浦先生書》中說：“出都以來，頗事著述。勘酌藝林，作為《文史通義》，書雖未成，大指已見辛楣先生候牍所錄内篇三首，并以附呈，先生試察其言，必将有以得其所自。”另外，時年35歲的章學誠還把寫好的3篇文章寄呈錢大昕，并說：“學誠從事于文史校雠，蓋将有所發明，然辨論之間，頗乖時人好惡，故不欲多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為外人道也。”後因生活所累，無法安心著書，隻好斷斷續續時寫時辍，曆盡30個寒暑，終未寫完。《文史通義》兼論文史，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校雠通義》是校雠學理論的集大成著作。《史籍考》是一部史部目錄學巨著。
章學誠在社會政治、哲學、文學、史學、教育學、目錄學等方面頗多建樹，下面重點介紹一下他在圖書編撰方面的成就。
關于圖書編撰史，章學誠有如下精辟見解：
（一）著述始于戰國。章學誠說：“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為一人之著述者也。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是以功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闳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這就是說，戰國以前，政教合一，法具于官，官守其書，以吏為師，口耳相傳，官守學業一體化，天下無私門著述文字。到了戰國時期，官守師傳之道廢，政教分開，官守學業分為兩途，一些人開始把舊聞寫在竹帛上，這便是最早的著述文字。
（二）關于孔子“述而不作”問題。章學誠說：“古人之言，是以為公也，未嘗矜于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為我有也……文與道為一貫，言與事為同條，猶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辨別一物之甘也。”這就是說，在政教學業分為兩途之後，百家并出，各家為了傳授學業，遞傳其徒。學業言論為公共所有，并不屬于某一個人。孔子作為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他所傳述的就是儒家學說。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所謂“述而不作”，決不是孔子的謙虛，而是形勢發展使然。
（三）文集始于晉代。章學誠說：“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闾裡，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為書，家存一說者也。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于其徒，則其說亦遂止于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為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相如詞賦，但記篇目：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彙次諸體，裒焉為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然範陳二史，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雲所著詩、賦、碑、箴、頌、诔若幹篇，而不雲文集若幹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自摯虞創為《文章流别》，學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為别集。則文集之名，實仿于晉代。”
（四）篇卷問題。章學誠說：“古人著書名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藝之文，今具可識矣。蓋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要皆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一定之名，典、谟、貢、範之屬是也。無定之名，《風》詩、《雅》、《頌》之屬是也。諸子傳記之書，亦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随文起例，不可勝舉，其取辨甲乙，而無深意，則大略相同也。”關于篇與卷的關系，章學誠說：“篇從竹簡，卷從缣素，因物定名，無他義也。而缣素為書，後于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篇之為名，專主文義起訖，而卷則系乎綴帛短長，此無他義，蓋取篇之名書，古于卷也。”卷的長短與載體演變有關，“古人所謂簡帙繁重，不可合為一篇者，今則再倍其書，而不難載之同冊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為十卷，今人不過三、四卷也。自宋以來，分卷遂長。以古人卷從卷軸，勢自不能過長；後人紙冊為書，不過存卷之名，則随其意之所至，不難巨冊以載也。”章學誠主張“著書但當論篇，不當計卷。必欲計卷，聽其量冊短長，而為铨配可也。不計所載之冊，而铢铢分卷，以為題簽著錄之美觀，皆是泥古而忘實者也。”
（五）推崇宋代鄭樵的編撰學思想。章學誠說：“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于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别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源，自具《春秋》家學耳。……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别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可見章學誠贊成鄭樵的“通史家風”及其“志乎求義”的編撰學思想，而反對那種“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的彙輯資料的簡單做法。章學誠對宋王應麟、元馬端臨多有微詞。他說：“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則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于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于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緻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夫以謂學，是猶指秫黍以謂酒也。”這裡，章學誠把功力和學術差別開來，功力即指纂輯之業，它是學術研究的第一步，但它并不等于學術，像鄭樵《通志》那樣“志乎求義”才是真正的學術，學術貴于創見。
關于史書編撰的理論和方法，章學誠也多有論述：
（一）關于史德問題。唐劉知幾曾經提出過“才、學、識”的良史标準：“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所謂“才”，指寫文章的表達能力；所謂“學”，指淵博的曆史知識；所謂“識”，指對曆史事件、曆史人物的分析、判斷能力。章學誠認為僅具備才、學、識三字并不完全，還應“必知識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是以自穢，謗書者是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可見，章學誠所謂“史德”，講的就是人品問題。人品不好，即使有才、學、識，也難以寫出好書。
（二）關于史書編撰的分類。章學誠把史書分為著述、比類兩個大類。他說：“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漢書》，為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鑒》，為一家著述矣，二劉範氏之《長編》，其比類也。”所謂“著述”指成一家之言的史書，所謂“比類”指排比資料而成的史書。二者的關系“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比類之書為撰寫專著準備了系統、完備的材料。
（三）關于選題。章學誠說：“馮谖問孟嘗君，收責反命，何市而歸？則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學問經世，文章垂訓，如醫師之藥石偏枯，亦視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學問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猶既飽而進粱肉，既暖而增狐貉也。非其所長，而強以徇焉，是猶方飽粱肉，而進以糠秕，方擁狐貉，而進以裋褐也”。這就是說，選題不要湊熱鬧，要揚長避短。
（四）關于凡例。什麼是凡例？章學誠說：“文章宗旨，著述體裁，稱為例義。”這裡的“例義”就是“凡例”。章學誠在談到正史“文苑傳”的起因時說：“晉摯虞創為《文章志》，叙文士之生平，論辭章之端委。範史《文苑列傳》所由仿也。自是文士記傳，代有綴筆，而文苑入史，亦遂奉為成規。”接着，章學誠談到列女、孝義、忠義、隐逸、儒林等傳的起因：“夫史臣創例，各有所因：列女本于劉向，孝義本于蕭廣濟，忠義本于梁元帝，隐逸本于皇甫谧，皆前史通裁，因時制義者也。馬、班《儒林》之傳，本于博士所業，惜未取史官之掌，勒為專書。”章學誠還評論了《左傳》、《史記》等書類例的得失，說：“嘗讀《左氏春秋》，而苦其書人名字，不為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此則稱于禮文之言，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則随意雜舉，而無義例；且名字谥行之外，更及官爵封邑，一篇之中，錯出互見。苟非注釋相傳，有受授至今，不複識為何如人。是以後世史文，莫不鑽仰左氏，而獨于此事，不複相師也。史遷創列傳之體，列之為言，排列諸人為首尾，是以标異編年之傳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齊者，或爵，或官，或直書名，雖非左氏之錯出，究為義例不純也。”章學誠一生與修《和州志》、《永清縣志》、《湖北通志》等多種方志，他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全面系統地提出了一整套編纂方志的類例，《文史通義》中談及方志類例的論文有40多篇，外篇三卷集中論述了方志類例。他在《方志立三書議》中說：“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三書相輔而行，阙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三書以外的剩餘材料，編為《叢談》，《叢談》又叫《餘編》、《雜志》，它是“征材之所餘也。古人書欲成家，非誇多而求盡也。然不博覽，無以為約取地。既約取矣，博覽所餘，闌入則不倫，棄之則可惜，故附稗野說部之流，而作《叢談》，猶經之别解，史之外傳，子之外篇也。”他在《修志十議》中說明修志有“二便”、“三長”、“五難”、“八忌”、“四體”、“四要”，并提出了關于修志的十點主張，這些主張展現了他的“方志觀”。章學誠還具體論述了輿圖、循吏、阙訪等例目。他在《和州志輿地圖序例》中談到輿圖的重要性：“開方計裡，推表山川、輿圖之體例也。圖不詳而系之以說，說不顯而實之以圖，互著之義也。文省而事無所晦，形著而言有所歸，述作之則也。亥豕不得淆有傳，筆削無能捐其實，久遠之業也。要使不履其地、不深于文者，依檢其圖，洞如觀火，是又通方之道也。”他在《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中談到方志輿圖的兩個毛病：“一則逐于景物，而山水摩畫，工其繪事，則無當于史裁也。一則廁于序目凡例，而視同弁髦不為系說命名，厘定篇次，則不可以立體也”。在《永清縣志政略序例》中談到“七難”：“人言之不齊”，難于裁定；“事有廢興”，功過難定；“官有去留”，迹遠難稽；碑祝之文，“難征實迹”；礙于情面，難于“直道”；“成敗論材”，難以憑信；“舊志無法”，歲月難考。“阙疑”是指那些待補、待定的内容。這些内容大緻包括三個方面：“有一事兩傳而難為衷一者，《春秋》書陳侯鮑卒，并存甲戌己醜之文是也。有舊著其文而今亡其說者，《春秋》書夏五郭公之法是也。有慎書聞見而不自為解者，《春秋》書恒星不見，而不言恒星之隕是也。”章學誠還列舉了史無阙訪之篇的十大弊病。
（五）排比資料。排比資料對于著書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有璞而後施雕，有質而後運斤”。章學誠把排比資料稱為“比次之業”，他說“比次之業”有“三道”、“七難”。“三道”是：“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之論定者”；“有有志著述，先獵群書，以為薪槱者”；“有陶冶專家，勒成鴻業者”。“七難”是：缺乏“良材”，無所憑借；“多非本文”，難于憑信；“不著所出”，無從查考；“自定棄取”，不能兼收；不收圖譜，不錄“金石之文”；不錄專書，“聽其孤行”；“拘牽類例”，購備不全。
關于書目編撰，章學誠發表了很有價值的見解：
（一）書目編撰要“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他說：“劉向父子部次條别，将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于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這就是說，劉向等“深明于”先秦兩漢的學術發展情況，才編制出與之相适應的國家書目《七略》。他認為《七略》之《輯略》最能展現學術源流。他說：“其叙六藝而後，次及諸子百家，必雲某家者流蓋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為某氏之學，失而為某氏之弊。其雲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書之義也；其雲流而為某家之學，即官司其職，而師弟傳業之義也；其雲失而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謂‘生心發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蓋欲庶幾于知言之學者也。由劉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載籍，則著錄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藝，宣明大道，不徒為甲乙紀數之需，亦已明矣。”但是，東漢、三國之後，圖書數量和品種大量增加，《七略》已經不能反映學術進展情況，四分法取而代之，已是曆史的必然，“凡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除了分類體系之外，通過撰寫小序和提要，也可以達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的。小序“讨論群書之旨”，“最為明道之要”；提要“推論其要旨，以見古人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恒者，編于著錄之下，則一切無實之華言，牽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幾辨章學術之一端矣！”
（二）關于互著和别裁。為了充分利用圖書内容，書目編撰必須采用互著、别裁之法。什麼是互著？章學誠說：“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并載，初不以重複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檢而已。”“書之易混者”，采用互著之法，可以“免後學之牴牾”；“書之相資者”，采用互著之法，可以“究古人之源委”。什麼是“别裁”？章學誠說：“古人著書，有采用成說，襲用故事者。其所采之書，别有本旨，或曆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書之内，自為一類者；并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别出其類，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書，篇次具存，無所更易，隸于本類，亦自兩不相妨。”别裁必須“申明篇第之所自”，對某書個别篇章的不同版本的著錄，不能稱為别裁，因其“非真有見于學問流别而為之裁制也”。一般認為，明代祁承爜《澹生堂書目》第一次采用了互著、别裁之法，章學誠認為《七略》已用互著、别裁之法，是可以讨論的一個問題。
（三）關于索引。為了提高圖書編撰的效率，編制群書索引也很重要。他說：“校雠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仿《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為韻；乃于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章。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為群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即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即可得其至是。”過去“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辦不到的事情，有了索引之後，即使“中才”亦可“坐收于幾席之間”。
（四）關于書目編撰的組織管理問題。章學誠認為，為了提高書目編撰的水準，必須“衆手為之，限以課程，畫以部次”，還要立“法”。選擇書目編撰人員，“必須專門名家，亦如太史尹鹹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之例，乃可無弊。否則文學之士但求之于文字語言，而術業之誤，或且因而受其累矣”。章學誠在編撰《史籍考》時，提出古逸宜存、家法宜辨、剪裁宜法、逸篇宜采、嫌名宜辨、經部宜通、子部宜擇、集部宜裁、方志宜選、譜牒宜略、考異宜精、闆刻宜詳、制書宜尊、禁例宜明、采摭宜詳等15條編撰原則。在《校雠通義》中，還提出辨嫌名、采輯補綴、書掌于官、廣儲副本、著錄殘逸等方法。時至今日，這些原則和方法，仍然有借鑒價值。
他在圖書編撰方面的諸多成就很值得認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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