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向乾隆皇帝上奏，表示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多有散佚，建议加以采录并核对得失，顺便把过去朝代许多濒危书籍进行搜集、整理。这一建议立刻得到乾隆的认可，随即诏令辑佚《永乐大典》并“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为《四库全书》，同年，还成立了“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由此发端。朱筠之所以会有这个提议，因为一个绕不开的人物——章学诚。
章学诚
章学诚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小时候身体不好，读书也少。后来跟随父亲在湖北应城知县任上，拜师求学以应举业。但章学诚对科举没什么兴趣，倒是喜欢博览群书，尤其是史学类。1756年，章学诚的父亲因故被罢官，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立刻陷入困境，甚至回家乡的路费都没有。父亲寄希望于章学诚能争取功名，而章学诚经过这一变故，也尝到了人世的艰难，决定解决生计为重，走上科举考试这条路。
但是，章学诚进京应顺天府乡试，考了三次，落榜三次。1766年，已经29岁的章学诚拜投到翰林院编修朱筠的门下。朱筠府中藏书丰富，朋友圈里又都是一些学界名流，章学诚既有机会一览群书，又得以与著名学者探讨学术，学业大进，并渐渐在方志学及史学理论方面取得较高的造诣。
章学诚志向在方志、史学的研究，但家境的困顿，让他不得不“屏慑一切，发愤为决科计”，可是更大的灾难来了。1768年，章学诚的父亲在应城逝世，一家老小十八口投奔而来，他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此直生死之关”，无奈只得请求恩师朱筠帮助。在朱筠的引荐下，章学诚得到《国子监志》编修一职。
然而一进入志局，章学诚马上就察觉到异样，不仅工作处处受到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华，他还发现志局领导妒贤嫉能，颠倒是非，排挤和打击真才实学之士。为了生计，章学诚一忍再忍，工作三年后，他忍无可忍愤然辞职，决心以自己所学编写《文史通义》。
也正是因为《文史通义》，章学诚向老师朱筠提议，搜访天下遗书，分门别类，撰一国艺文之志。之后才有了朱筠向乾隆皇帝的上秦，这可以称得上是《四库全书》编纂和开馆的渊源。朱筠也不忘提携弟子，特向总编纂纪晓岚推荐章学诚。然而，对四库馆抛来的橄榄枝，章学诚以绝决的姿态回绝了，他宁愿一生穷困潦倒做自己的学问，也不想再踏入体制内工作。
从此，章学诚走上一条孤绝的路——一边潜心编著《文史通义》，一边颠沛流离四处应邀编纂地方志以维持生计。他的退出，对于《四库全书》来说，不能不说是极大的缺憾，然而，这也成全了另一个他——章学诚专心学术研究，成为清代著名史学家，被梁启超称为“集史学之大成的人”，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
1773年，正在编写《和州志》的章学诚遇见了一个学者——戴震。这是两人第二次相遇，与几年前第一次相遇相同的是，两人对对方的学术观点都无法认同。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人在岁月中擦肩而过，章学诚离开《四库全书》，而戴震就在这一年走进四库馆。
戴震
1723年底，戴震出生在安徽徽州一个小商贩家庭。父亲做贩布的小本生意，维持生计。戴震从小聪明，读书过目不忘，十多岁时，《说文解字》、《十三经注疏》等都已烂熟于心。在随父亲四处贩布的过程中，戴震拜不少老师学习，其中包括著名学者江永。
江永学识渊博，精通三礼，旁通天文，地理，算学及声韵等。拜江永为师后，戴震学问大进，22岁时就写成《筹算》，24岁写就《考工记图注》，后来，还写出《勾股割圜记》等文。1755年，一件事的发生改变了他的命运。
因为一块祖坟的土地，戴震与一个豪门发生了争执，不想对方与官府勾结，将他治罪。戴震不得不“避仇入都”，仓促之中，行李衣服都没带，“孤家寡人”进了京。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因祸得福，在京城结识了纪晓岚等人。在朋友的帮助下，他的著作《考工记图注》、《勾股割圜记》得以刻印，戴震一炮而红，一举成为京城的学术大咖。之后，他四处讲学，或是参与地方志的编修，影响力巨大。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的是，戴震就是考不中科举，失败到让人怀疑人生。1772年，第五次落第的戴震已是一个五十岁的老者。与前几次相同，他又一次离开京城，前往浙东金华书院讲学。这时，命运眷顾了他。
因为纪晓岚的推荐，戴震被特召进京入四库馆编修，从一个民间知识分子，到穿上官袍成为帝国的公务员，任谁都该乐开了花，但戴震却遭受到质疑。原来，当时的士人对大清还抱有抵触情绪，不愿向体制投降。戴震的选择在士人中引起轩然大波，可戴震不以为然，他认为，只要所做的学问是真学问，体制内与体制外没有什么不同。
戴震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工作中。在四库馆中的那一片文字天地里，戴震忘乎所以，尽自己所学校勘、考订天文、算法、地理、文字等方面的书，特别是校勘《水经注》，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学术界的经文、注文混淆的问题，得到乾隆的褒奖。
编纂是一项繁重的工作，更何况当时没有任何现代工具的辅助，全靠人工完成，戴震更是夜以继日，披星戴月。终于在进入四库馆的第四年，他累倒了，一病不起，那一年，戴震才五十五岁。他的弟子说：“谓先生鞠躬尽瘁，死于官事可也”。
戴震与章学诚，在四库馆中一进一退，展现出两种决然不同的人生观。然而，不管是进还是退，他们坚守的都是对学问的执着，都为学术投入毕生精力，两人殊途同归，最终在中国学术史里相遇，成为大清王朝文化苍穹上的双子星，闪烁着永恒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