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州李閣老李賢是一位思想家/南陽作家張宗成研究

文/張宗成

李賢畫像

李賢是一位政治家，并且是傑出的政治家，應該說沒有異議。我認為，李賢也是一位 思想家。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的定義，思想家是指對客觀現實的認識有獨創見解并能自成體系的人。思想主要是用言語和其他符号來表達的，而緻力于研究思想并且形成思想 體系的人就是思想家，他們之是以思想主要是因為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問題，且在過程中逐 漸認識自我與宇宙。 根據思想家的定義，我們來看李賢。首先李賢是有思想的人，其做人做官，治國理政 是有思想體系的。否則不可能在那樣的時代，能有所作為且保全自己。他在任副部級官員 時就向皇帝《上中興正本策》，就已經形成了治國理政的一整套理念，将其應用于任何一 個具體領域，就能解決一類問題。作為進士及第的文官，能拿出《上禦邊事》這樣的軍事 見解，說明他已經掌握了解決問題的系統方法。在解決具體問題的過程中，李賢形成了自己的為人為官和治理國家的思想。李賢所處的時代上承仁宣之治的尾聲，下啟明中葉變革的先聲；他所處的政局既有上木之變、奪門之變最高權力的突變，又有曹石亂政、佞幸擅權的權責當道。李賢在變革的時代中施展抱負，在變幻的政局中保全自己，在各種政治力量的錯綜複雜關系中，他把握對自己以及内閣的定位，作出巨大成就，沒有一套長遠的成 體系的思想方法，是很難一一應對的。在曆經五朝四帝，三十四年的從政生涯中，他在内 閣任職十年，對于明代内閣政治的發展演變，以及明朝政局的走勢，都有着深刻的影響。 程敏政對李賢一生的政治成就作了總結：“正君德，恤民生，進賢才，廣言路，抑佞幸， 靖邊徼，皆公之力。”這六條亦是李賢将其所學之理學的經世思想躬身實踐經世之行的具 體表現。

思想家有以下幾個特點，我們将這些特點與李賢的言行成就一—對照，也同樣是相符合的。

一、他們的命運永遠與人民的利益骨肉相連。如果背棄人民，思想的源泉就會枯竭， 思想家就會死亡。 李賢關注百姓的生養之計，認為民心之向背，決定着天命的去留，王朝的安危。天順年間是一個外患内困，連年災荒的時代。大明王朝能平穩地度過這幾年，與李賢實行的“ 生民之大學”政策密不可分。不僅天順年間如此，就是憲宗時，李賢因奔喪回家看到河南旱澇頻繁，回去後就立即上書希望朝廷盡快進行救濟。他在給金尚書的文中也說道“古之大臣為國大計務在得人心，凡有所費，甯在虧官，不肯損民，恐失人心，故也”。李賢實施民本思想的根本目的雖然是防止饑民盜亂，維護王朝統治的長治久安，但其參與組織的 赈災活動，在當時還是很有積極意義的。

二、思想家的第二個特點是恪守理性，追求客觀和公正。思想家以關懷人類為己任， 用一生探求真理，永遠也學不會附和世俗，更不屑迎合權貴；思想家是最不安分的，總想着如何破舊立新；思想家是無畏的鬥士，他們的終身對手是愚昧和專制。 李賢的精神是高貴的，在大風大浪面前寵辱不驚。從不沽名釣譽，急功近利。在景泰朝入閣之前，便能坦然處于于謙等人和石亨諸輩忠奸對抗的力量中，兼之才學過人，氣度端凝，拒絕參與奪門之變。英宗複辟，内閣乏人，朝中內外多矚目于他。石亨等人也想拉攏利用李賢以控制内閣，李賢雖得力于“奪門功臣”的推薦而入閣，卻并不與其同流合污，“當亨、吉祥用事，賢顧忌不敢盡言，然每從容論對，是以裁抑之者甚至”。李賢同他們的關系絕非屬于志同道合的君子之交，而是周旋較量的關系。李賢身上具有強大的忍耐力，又是一位善于洞察事情、老成練達的人，徐、石、曹三人實力強大時，自己在與這 些小人之争中，注重保持自己的政治優勢，在形式上不免采用了一些柔性忍讓的權術，比如在徐有貞與石、曹二人的争執中不動聲色站在徐有貞身後，在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上勸徐有貞處事公正，并為其出謀劃策，對付是石、曹二人；而在徐有貞勢跌後，他與其餘“奪門功臣”相處時表現得能屈能伸，順從其做一些無傷大局的事兒，以此麻痹他們，進而得到保全自己，除去他們的機會，展現了他對這類權臣噬利之徒的厭惡。李賢謹守自己的職權，在與石亨、曹吉祥、門達這批權貴周旋的過程中，從不輕易利用英宗對他的信任而直接與石、曹諸人作鬥争，這更表明了李賢深契君主專制制度下的為臣之道，不借君寵擅作威福，更不借君寵越俎代庖。在石曹專權時，李賢就是要等待英宗自己做出決定，而絕不倉促刻意的激化沖突。而是循序漸進，看準時機清除這些“奪門功臣”。在他參與高層上司和作為首輔當政期間較好地抑制了權貴、宦官和錦衣衛的權勢。

三、思想家的第三個特點，他是真理的發現者，是思想的解放者，是文明的啟蒙者。家甯可蒙受屈辱也不會亵渎自己的信念，甯可一無所有也不會改變自己的原則。他所做的是撥開迷霧，戳穿畫皮，讓人們看清事物的本來面目，就是思想家的使命。思想家的人生總是曆盡磨難。誤解、诽謗和陷害，總是與思想家如影随形。李賢在朝中經曆了石曹專權、曹欽叛亂、門達誣陷等各種政治事變，他周旋于皇帝、權貴、部院大臣和宦官等各種力量之中。面對災厄，他堅定信念，矢志不渝，從不改變自己的原則。李賢處于連接配接皇帝與外廷的樞紐一一内閣之中。景泰到天順間，朝廷經曆了紛亂的人事更疊，政局動蕩不安，加之英宗的多疑性格，客觀條件要求李賢不得不謹慎小心，雖然得到英宗寵眷，但仍然主動收縮内閣職權。李賢主政時期的内閣正處于明朝曆史上内閣權勢由強而弱的第一個轉折階段，李賢任首輔期間，主動适應客觀趨勢收縮内閣職權，守住内閣發揮的作用主要是備顧問和疏通政務的底線，使内閣與六部的關系十分融洽。李賢的為政思想突出表現在他對于臣下的職責定位，基于對君王的期許。他屢以堯舜之君激勵主上，亦是對自身輔弼職能的一種激勵：“在臣自當孜孜奉國，知無不言，緻君為堯舜之君，使天下之民皆得其所。”憲宗初即位，李賢勸其輕浮頑滑、喜好生事、逢迎取悅、供耳目之玩、信佛老之教者，皆不可近。聯系後來傳奉之風日甚，可知李賢的忠奸之辨确有其針對性和長遠考慮。

李賢立身五朝，擔任内閣首輔十年。其間雖然榮寵不斷，但亦屢遭危厄。上要結君心，下要避兇險，中要調護善類舉薦賢才。其如履薄冰之勢，實難為外人一一道盡。但總有種信念與思想，支撐李賢在仕宦生涯中堅守與保全。他堅信天道有還，在一生的官宦之路上謹守持正，卻難以避免與權奸的交鋒及其陷害。李賢不與之同黨，自是有自己的立朝信念。李賢在與權奸的周旋中，便是持着這樣的理念，相信“天道一還，權勢既滅”，而君子的道義總能夠伸張。更重要的是作為思想家，李賢有自己的思想根基。他少年便有志于聖賢之學，其為諸生時，提學問起他的志向，李賢答道：“為學之道，當如周子言，‘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其人大異之。

他就讀于鄧州州學花洲書院七年，鄉試得中解元，第二年連捷進士，顯示了紮實的儒學功底。李賢的理學根基得益于向當時大儒薛瑄的學習。李賢宣德八年成進士，趁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災之機，拜訪了以禦史身份家居的學士薛瑄，“叩質所疑”。薛瑄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學家、文學家，是河東學派的創始人。其理學強調日用人倫，躬行實踐，被後人稱為“明初理學之冠”，對理學在明代的發展功不可沒。李賢對薛瑄理學贊許備至，薛瑄對李賢也“亟稱之，以為确非流輩可及”。李賢甚至認為薛瑄是當今未顯的聖賢，表示願遊其門下，如此才無虛度一生。此後，年輕的李賢仰慕理學名士薛瑄的學問義理，曾親自拜訪并多次緻信求教。薛瑄以複性功夫為落腳點，切己躬行，持敬、存心、求為學之道，複本然之性，既蘊含心學志向，又有實學之學風。李賢的理學講求向外功夫，強調見諸實用，躬行實踐，崇實笃行。認為隻讀聖賢書而無實踐仍不能見理得道。他說：“學者于聖賢之道，貴乎知而能行。今之士，誰不讀書？講明之功或有之，身體力行百無一二。要之講明者亦粗通文義，未能真知其理，望其能行，難矣哉！”又說：“士在學時，坐誦書史，有志聖賢之道者甚衆，且曰窮經将以緻用，異日臨政當如此設施，做事業當如此立身行己，一旦出身授之以職，惑亂于利害，随時上下，任其天資而行之，無複留心向日所窮之經，不知為何物也。”顯而易見，李賢強調的是道而緻用的思想。這種實學與心學并重的理論氣質，奠定了李賢由内而外，由修心而治世的思想基礎。李賢很好地繼承、發展、實踐了理學大師薛瑄經世緻用的思想，作為明中期典型的官僚士大夫，其思想和理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時這一階層的傾向，其中一些思想堪稱進步，被後人所稱道。李賢有自己的思想和理論著作。他注重心之澄明，在自然的天地萬物中踐行薛暄的理學觀念。在《心源亭記》中，李賢認為祛除心之污垢，保持心之澄明的“浣心之水”，便是聖賢之書、學問之功。如果不在聖賢之書中求得道理，不躬行實踐，隻憑一己之靜觀、自悟、獨省，隻在心上做功夫很難去人欲。在《洗齋記》中，李賢解釋此齋名之由來，“天之生人，異于物者，以其靈且貴也。是以靈且貴者，以其心之明也。奈何世之人蔽此心于物，欲棄靈貴就昏賤，聖賢憂之，乃示以學問之道，使之除物欲而明此心，蓋物欲者，心之垢也，學問之功，浣心之水也。”進而李賢将古今理學思想融會貫通，認為《大學》在明德，必本于格物緻知；《中庸》自明而誠，必由于學問思辨也。若夫克己複禮，顔子之洗心也；寡欲養心，孟子之洗心也；制外安内，程子之浣心也。心中有聖賢之道則心實，憑空内省則心虛。是以于心主實而不主虛。李賢在理學上的道以緻用的思想導緻了他在政治上經世緻用的思想。李賢認為士大夫應探索經國大略，為國為民效力；認為為官要挂意那些有益于世的書籍，切實用，要知當務之急。李賢的經世思想在天順年間的政治生涯中變成經世之行，并嘉惠于那個時代。李賢在修心之外，将自己的理學思想踐行于政治實踐之中。對于君、臣都有着自己的看法，是以在為政過程中力圖将其貫穿其中。李賢的理學思想之重點在于涵養心性。認為一人之心澄淨，則一身正；而一君之心澄淨，則一國安。對于一國之君而言，正聖心、養君德關乎邦本，是為首要之務。“以為陛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也，而陛下之心，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為此，他上《正本十策》，要君主力争做到正聖心、養君德，則需要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李賢對英宗說：“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修德勤政，是以天下長治久安，彼邪債輩，安知遠慮，陛下不為所惑，足見至明，更望持守此心，堅如金石，可以馴緻太平。”“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商榷治道，是以天下常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于君德方有益。”由于李賢的時時勸導，向勤政方面争取，天順朝的英宗總算還稱得上是位勤政的皇帝。

鑒于以上幾點，是以我認為李賢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思想家。

［作者簡介］張宗成，河南省特級教師，河南省範仲淹文化研究會理事，南陽市作協會員。

編輯/李紀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