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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李阁老李贤是一位思想家/南阳作家张宗成研究

作者:乡村振兴帮帮团

文/张宗成

邓州李阁老李贤是一位思想家/南阳作家张宗成研究

李贤画像

李贤是一位政治家,并且是杰出的政治家,应该说没有异议。我认为,李贤也是一位 思想家。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定义,思想家是指对客观现实的认识有独创见解并能自成体系的人。思想主要是用言语和其他符号来表达的,而致力于研究思想并且形成思想 体系的人就是思想家,他们之所以思想主要是因为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且在过程中逐 渐认识自我与宇宙。 根据思想家的定义,我们来看李贤。首先李贤是有思想的人,其做人做官,治国理政 是有思想体系的。否则不可能在那样的时代,能有所作为且保全自己。他在任副部级官员 时就向皇帝《上中兴正本策》,就已经形成了治国理政的一整套理念,将其应用于任何一 个具体领域,就能解决一类问题。作为进士及第的文官,能拿出《上御边事》这样的军事 见解,说明他已经掌握了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李贤形成了自己的为人为官和治理国家的思想。李贤所处的时代上承仁宣之治的尾声,下启明中叶变革的先声;他所处的政局既有上木之变、夺门之变最高权力的突变,又有曹石乱政、佞幸擅权的权责当道。李贤在变革的时代中施展抱负,在变幻的政局中保全自己,在各种政治力量的错综复杂关系中,他把握对自己以及内阁的定位,作出巨大成就,没有一套长远的成 体系的思想方法,是很难一一应对的。在历经五朝四帝,三十四年的从政生涯中,他在内 阁任职十年,对于明代内阁政治的发展演变,以及明朝政局的走势,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程敏政对李贤一生的政治成就作了总结:“正君德,恤民生,进贤才,广言路,抑佞幸, 靖边徼,皆公之力。”这六条亦是李贤将其所学之理学的经世思想躬身实践经世之行的具 体表现。

思想家有以下几个特点,我们将这些特点与李贤的言行成就一—对照,也同样是相符合的。

一、他们的命运永远与人民的利益骨肉相连。如果背弃人民,思想的源泉就会枯竭, 思想家就会死亡。 李贤关注百姓的生养之计,认为民心之向背,决定着天命的去留,王朝的安危。天顺年间是一个外患内困,连年灾荒的时代。大明王朝能平稳地度过这几年,与李贤实行的“ 生民之大本”政策密不可分。不仅天顺年间如此,就是宪宗时,李贤因奔丧回家看到河南旱涝频繁,回去后就立即上书希望朝廷尽快进行救济。他在给金尚书的文中也说道“古之大臣为国大计务在得人心,凡有所费,宁在亏官,不肯损民,恐失人心,故也”。李贤实施民本思想的根本目的虽然是防止饥民盗乱,维护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但其参与组织的 赈灾活动,在当时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二、思想家的第二个特点是恪守理性,追求客观和公正。思想家以关怀人类为己任, 用一生探求真理,永远也学不会附和世俗,更不屑迎合权贵;思想家是最不安分的,总想着如何破旧立新;思想家是无畏的斗士,他们的终身对手是愚昧和专制。 李贤的精神是高贵的,在大风大浪面前宠辱不惊。从不沽名钓誉,急功近利。在景泰朝入阁之前,便能坦然处于于谦等人和石亨诸辈忠奸对抗的力量中,兼之才学过人,气度端凝,拒绝参与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内阁乏人,朝中內外多瞩目于他。石亨等人也想拉拢利用李贤以控制内阁,李贤虽得力于“夺门功臣”的推荐而入阁,却并不与其同流合污,“当亨、吉祥用事,贤顾忌不敢尽言,然每从容论对,所以裁抑之者甚至”。李贤同他们的关系绝非属于志同道合的君子之交,而是周旋较量的关系。李贤身上具有强大的忍耐力,又是一位善于洞察事情、老成练达的人,徐、石、曹三人实力强大时,自己在与这 些小人之争中,注重保持自己的政治优勢,在形式上不免采用了一些柔性忍让的权术,比如在徐有贞与石、曹二人的争执中不动声色站在徐有贞身后,在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上劝徐有贞处事公正,并为其出谋划策,对付是石、曹二人;而在徐有贞势跌后,他与其余“夺门功臣”相处时表现得能屈能伸,顺从其做一些无伤大局的事儿,以此麻痹他们,从而得到保全自己,除去他们的机会,体现了他对这类权臣噬利之徒的厌恶。李贤谨守自己的职权,在与石亨、曹吉祥、门达这批权贵周旋的过程中,从不轻易利用英宗对他的信任而直接与石、曹诸人作斗争,这更表明了李贤深契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为臣之道,不借君宠擅作威福,更不借君宠越俎代庖。在石曹专权时,李贤就是要等待英宗自己做出决定,而绝不仓促刻意的激化矛盾。而是循序渐进,看准时机清除这些“夺门功臣”。在他参与高层领导和作为首辅当政期间较好地抑制了权贵、宦官和锦衣卫的权势。

三、思想家的第三个特点,他是真理的发现者,是思想的解放者,是文明的启蒙者。家宁可蒙受屈辱也不会亵渎自己的信念,宁可一无所有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原则。他所做的是拨开迷雾,戳穿画皮,让人们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就是思想家的使命。思想家的人生总是历尽磨难。误解、诽谤和陷害,总是与思想家如影随形。李贤在朝中经历了石曹专权、曹钦叛乱、门达诬陷等各种政治事变,他周旋于皇帝、权贵、部院大臣和宦官等各种力量之中。面对灾厄,他坚定信念,矢志不渝,从不改变自己的原则。李贤处于连接皇帝与外廷的枢纽一一内阁之中。景泰到天顺间,朝廷经历了纷乱的人事更迭,政局动荡不安,加之英宗的多疑性格,客观条件要求李贤不得不谨慎小心,虽然得到英宗宠眷,但仍然主动收缩内阁职权。李贤主政时期的内阁正处于明朝历史上内阁权势由强而弱的第一个转折阶段,李贤任首辅期间,主动适应客观趋势收缩内阁职权,守住内阁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备顾问和疏通政务的底线,使内阁与六部的关系十分融洽。李贤的为政思想突出表现在他对于臣下的职责定位,基于对君王的期许。他屡以尧舜之君激励主上,亦是对自身辅弼职能的一种激励:“在臣自当孜孜奉国,知无不言,致君为尧舜之君,使天下之民皆得其所。”宪宗初即位,李贤劝其轻浮顽滑、喜好生事、逢迎取悦、供耳目之玩、信佛老之教者,皆不可近。联系后来传奉之风日甚,可知李贤的忠奸之辨确有其针对性和长远考虑。

李贤立身五朝,担任内阁首辅十年。其间虽然荣宠不断,但亦屡遭危厄。上要结君心,下要避凶险,中要调护善类举荐贤才。其如履薄冰之势,实难为外人一一道尽。但总有种信念与思想,支撑李贤在仕宦生涯中坚守与保全。他坚信天道有还,在一生的官宦之路上谨守持正,却难以避免与权奸的交锋及其陷害。李贤不与之同党,自是有自己的立朝信念。李贤在与权奸的周旋中,便是持着这样的理念,相信“天道一还,权势既灭”,而君子的道义总能够伸张。更重要的是作为思想家,李贤有自己的思想根基。他少年便有志于圣贤之学,其为诸生时,提学问起他的志向,李贤答道:“为学之道,当如周子言,‘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其人大异之。

他就读于邓州州学花洲书院七年,乡试得中解元,第二年连捷进士,显示了扎实的儒学功底。李贤的理学根基得益于向当时大儒薛瑄的学习。李贤宣德八年成进士,趁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灾之机,拜访了以御史身份家居的学士薛瑄,“叩质所疑”。薛瑄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是河东学派的创始人。其理学强调日用人伦,躬行实践,被后人称为“明初理学之冠”,对理学在明代的发展功不可没。李贤对薛瑄理学赞许备至,薛瑄对李贤也“亟称之,以为确非流辈可及”。李贤甚至认为薛瑄是当今未显的圣贤,表示愿游其门下,如此才无虚度一生。此后,年轻的李贤仰慕理学名士薛瑄的学问义理,曾亲自拜访并多次致信求教。薛瑄以复性功夫为落脚点,切己躬行,持敬、存心、求为学之道,复本然之性,既蕴含心学志向,又有实学之学风。李贤的理学讲求向外功夫,强调见诸实用,躬行实践,崇实笃行。认为只读圣贤书而无实践仍不能见理得道。他说:“学者于圣贤之道,贵乎知而能行。今之士,谁不读书?讲明之功或有之,身体力行百无一二。要之讲明者亦粗通文义,未能真知其理,望其能行,难矣哉!”又说:“士在学时,坐诵书史,有志圣贤之道者甚众,且曰穷经将以致用,异日临政当如此设施,做事业当如此立身行己,一旦出身授之以职,惑乱于利害,随时上下,任其天资而行之,无复留心向日所穷之经,不知为何物也。”显而易见,李贤强调的是道而致用的思想。这种实学与心学并重的理论气质,奠定了李贤由内而外,由修心而治世的思想基础。李贤很好地继承、发展、实践了理学大师薛瑄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为明中期典型的官僚士大夫,其思想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这一阶层的倾向,其中一些思想堪称进步,被后人所称道。李贤有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著作。他注重心之澄明,在自然的天地万物中践行薛暄的理学观念。在《心源亭记》中,李贤认为祛除心之污垢,保持心之澄明的“浣心之水”,便是圣贤之书、学问之功。如果不在圣贤之书中求得道理,不躬行实践,只凭一己之静观、自悟、独省,只在心上做功夫很难去人欲。在《洗斋记》中,李贤解释此斋名之由来,“天之生人,异于物者,以其灵且贵也。所以灵且贵者,以其心之明也。奈何世之人蔽此心于物,欲弃灵贵就昏贱,圣贤忧之,乃示以学问之道,使之除物欲而明此心,盖物欲者,心之垢也,学问之功,浣心之水也。”进而李贤将古今理学思想融会贯通,认为《大学》在明德,必本于格物致知;《中庸》自明而诚,必由于学问思辨也。若夫克己复礼,颜子之洗心也;寡欲养心,孟子之洗心也;制外安内,程子之浣心也。心中有圣贤之道则心实,凭空内省则心虚。所以于心主实而不主虚。李贤在理学上的道以致用的思想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经世致用的思想。李贤认为士大夫应探索经国大略,为国为民效力;认为为官要挂意那些有益于世的书籍,切实用,要知当务之急。李贤的经世思想在天顺年间的政治生涯中变成经世之行,并嘉惠于那个时代。李贤在修心之外,将自己的理学思想践行于政治实践之中。对于君、臣都有着自己的看法,因此在为政过程中力图将其贯穿其中。李贤的理学思想之重点在于涵养心性。认为一人之心澄净,则一身正;而一君之心澄净,则一国安。对于一国之君而言,正圣心、养君德关乎邦本,是为首要之务。“以为陛下一身,乃家国天下之本也,而陛下之心,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万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则家国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为此,他上《正本十策》,要君主力争做到正圣心、养君德,则需要勤圣学、顾箴警、戒嗜欲、绝玩好、慎举措、崇节俭、畏天变、勉贵近、振士风、结民心。李贤对英宗说:“自古圣帝明王莫不修德勤政,所以天下长治久安,彼邪债辈,安知远虑,陛下不为所惑,足见至明,更望持守此心,坚如金石,可以驯致太平。”“自古明君未尝一日不与大臣商榷治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谓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于君德方有益。”由于李贤的时时劝导,向勤政方面争取,天顺朝的英宗总算还称得上是位勤政的皇帝。

鉴于以上几点,所以我认为李贤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思想家。

[作者简介]张宗成,河南省特级教师,河南省范仲淹文化研究会理事,南阳市作协会员。

编辑/李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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