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聖四年（1097），六十二歲的蘇轼在谪所惠州接到了一封“瓊州别駕，昌化軍安置”的告令，這意味着蘇轼從惠州又再次貶谪到瓊州。從事件發生的前後關系來看，這一次被貶，是“烏台詩案”的延續。在“烏台詩案”之中，蘇轼被污“謗讪朝政”，監于禦史台，飽經折磨。在曹太後與蘇轼友人的傾力營救下，最後于元豐三年（1080）被貶為黃州團練使。紹聖元年（1093）六月，追貶惠州，到了四年又再貶瓊州（從孔凡禮《蘇轼年譜》）。從下獄到被貶，從一貶到三貶，這不得不說是處于令人惋惜的“人生下坡路”，然而作為個體生命，蘇轼在這段“人生下坡路”中究竟是有着怎麼樣的心境呢？
紹聖元年六月，身在黃州的蘇轼被責授“甯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同年十月二日，經過長途跋涉到達惠州。由此開啟了蘇轼的嶺外人生。應當說，嶺南溫暖的環境安慰了驚惶不定的蘇轼。在赴任惠州途中，蘇轼經過江西惶恐灘，留下“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的詩句，可見其驚魂未定之狀态。到了惠州不久，在給小齋——“思無邪齋”寫的齋銘中，蘇轼寫道“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圜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則頗能見蘇轼借助出世之法來排遣愁緒、解脫困苦的心境。這從其子蘇過的《大人生日（其三）》詩中也能看出。詩雲：“從此軒裳真敝屣，世間出世固難兼。”（據《蘇轼年譜》轉引）正是由蘇轼的出世之法叙說。
蘇轼在惠州的生活是較為安逸的。據《蘇轼年譜》，蘇轼剛到惠州，即新釀了桂酒，不久惠州州守又饋贈蘇轼大米。（《蘇轼詩集》卷三十八載《惠守詹君見和複次韻》中說“欲求公瑾一囷米，試滿莊生五石樽。”即是此事。參《蘇轼年譜》卷三十三。）同時，友人的書簡不斷。種種這些寬慰了蘇轼，使其能夠從被貶的困苦狀态中暫時脫身，仍為一位嗜酒而風流的高士。
紹聖二年（1095）三月，在友人的招待下，蘇轼遊覽了惠州山水。美好的惠州山水、淳樸的惠州風俗使得蘇轼詩興大發，寫下了《和陶歸園田居》組詩。在該組詩的小引裡頭，蘇轼寫到“始，餘在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複為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蘇轼詩集》卷三十九）從此可推蘇轼當時之開懷、喜悅心境，人生的“烏雲”在此是一消而散了。
不過，這樣的好景并不長。就在蘇轼從寄居惠州感到快樂的時候，本文開頭所說的那封告令便到達了蘇轼手中。從惠州到瓊州，不變的是以貶谪為懲治手段的罪罰，變的卻是決定生存或死亡的生活環境。雖然惠州是處在古書中所稱的“瘴疠之地”，但惠州畢竟有甘美的荔枝、可口的盧橘，畢竟有一批熱情接待、安慰他的友人，蘇轼在此還可以發出“豐湖有藤菜，似可敵莼羹”的感慨（孔凡禮《蘇轼年譜》卷三十五引此，言“惠州可與眉州比美”，可見蘇轼在惠之适然）。可對于瓊州這樣一座處于茫茫海外的孤島，蘇轼又一次感到了絕望。
蘇轼食荔枝像
在後世的描述裡，蘇轼一貫是豁達的形象，一句“用舍由時，行藏在我”（《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一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臨江仙》），一句“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定風波》），皆是後人口傳筆述常常引為對蘇轼的贊語。然而潛藏在詩文之下的那個蘇轼，在面對這樣的重大的人生轉折時，顯現出了他那真正的倉皇之态。
據《愛日齋叢抄》記載，當蘇轼得到再谪瓊州的告命之後不久，他對蘇過說“吾甚喜《松醪賦》，盍秉燭，吾為汝書此，倘一字誤，吾将死海上，不然，吾必生還。”蘇過苦谏，蘇轼“不聽，徑伸紙，落筆，終篇無秋毫脫謬，父子相與粲然”。（據《蘇轼年譜》卷三十六）在這個故事裡，蘇轼終究是釋然了，但細細品味，這個釋然并不如書《松醪賦》來占蔔前途的倉皇來得真實。
在經過廣州之時，蘇轼給史太君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某谪南海，狼狽廣州。”這裡所謂的“狼狽”，是描寫自己身在谪途的實态，也是描寫自己前往瓊州的心态。不過，行至藤州，蘇轼遇見了自己的弟弟蘇轍——蘇轍正在貶往雷州的路上。在這段路程上，許久未見的兄弟二人終于得以面對面的傾訴。蘇轍《次韻子瞻和陶公止酒》中說“誰言瘴霧中，乃有相逢喜。連床聞動息，一夜再三起。”（見《栾城後集》卷二）可見當時兄弟相親之意。應當說，這是蘇轼在谪往瓊州路途中的唯一慰藉。
蘇轼、蘇轍兄弟畫像
紹聖四年七月二日，經過長途跋涉，蘇轼終于到了瓊州昌化軍。這一段生死險途，反複考驗着蘇轼的身心。他在昌化軍寫的《到昌化軍謝表》中說：“臣孤老無托，瘴疠交攻。子孫恸哭于江邊，已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甯許生還。”可見其不抱生還之望。在此而言，惠州美好的生活所撫慰的絕望、愁苦，随着映入眼簾的瓊州景色被一一喚醒。
困難還不止是陳年的悲苦，在昌化軍，蘇轼面臨的的第一問題是居住問題，據《蘇轼文集》卷十九《桄榔庵銘》記載，蘇轼剛到海南，無地可居，隻好居住在一片桄榔林下。其次就是生活物資的缺乏，據《蘇轼佚文彙編》所載《答程大時》一文，蘇轼在昌化軍是“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窘迫的生活狀态無疑更加重了蘇轼的内心負擔。
紹聖四年中秋，蘇轼寫下了那篇著名的《西江月》：“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鬓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凄然北望。”在這首詞中，自“烏台詩案”以來的各種負面情緒得到一次總的發洩，悲痛、愁苦、倉皇、絕望交相傳遞而出，結句“把盞凄然北望”一出，真是令人同悲。
不過，似乎應該說這個負面情緒的發洩是有益的，嗣後其所作各篇和陶詩章，其風味皆如“翛然獨往來，榮辱未易關”一語所言，頗近淡然。在昌化軍，蘇轼同當地的百姓有親密地交往，也得到了當地百姓的愛戴。在離開海南之際，他寫下“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的詩句，來表達他對海南的深厚感情。
瓊州昌化軍見證了蘇轼人生中的最後一段傳奇歲月。所謂“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蘇轼的詩文在此（其《海外集》部分）也沾染上了奇特的氣息。如《别海南黎民表》詩中說“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優劣”，将生死之間插入“夢”；又如《和陶〈東方有一士〉》詩中說“還将嶺茅瘴，一洗月阙寒”，所謂用嶺南瘴疠之氣來清洗月華之寒，俱為奇思奇筆，大有“非子瞻不得道此語”之感。
縱觀蘇轼由惠州到瓊州昌化軍的前後，其心态曆程轉折起伏之複雜，是曆代詩人中罕見的。而其由困苦轉驚惶，由驚惶轉釋然，由釋然轉欣喜，由欣喜轉絕望，由絕望轉淡然，最終由淡然轉入對人生種種迹遇的開懷的過程，也是他的詩文熔鑄他的生命風格的過程。可以說，蘇轼自惠至瓊前後的詩文，也是一部“詩史”——一部蘇轼個人的“心靈史”。
《蘇轼年譜》（上中下冊）
孔凡禮 撰
繁體 豎排
32開 平裝
978-7-101-01473-0
159.00元
《蘇轼年譜》系蘇轼研究專家孔凡禮先生的代表著作。是孔先生在整理《蘇轼詩集》、《蘇轼文集》、《蘇轼佚文彙編》等書過程中纂修完成的。全書一共分四十卷，近一百萬字，以編年方式對蘇轼生平事迹和交往、創作等進行了詳細地考證，享有“資料翔實，系年得當”的學術贊譽，是蘇轼研究乃至宋代文學研究繞不開的經典之作。該書自1998年2月出版之後，即深受讀者關注，并榮獲第四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
（統籌：陸藜；編輯：金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