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以下内容節選摘錄自《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973-1898》，作者許知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梁啟超的求學展現了那個時代的一種教育風貌，是以特意作為一個主題，把相關内容摘選出來成篇。
1873年3月23日，梁啟超出生于廣東新會茶坑村。
六歲，梁啟超正式上學。祖父在附近一間小屋開設了“怡堂書室”，梁啟超與家族裡年齡相仿的學童是第一批學生，表伯父張乙星充當第一任老師。在學堂裡，梁啟超的聰慧立刻凸顯出來，他記憶力驚人，對語言極度敏感，尤其善于作對子。張乙星之後，梁啟超的父親梁寶瑛成為學堂先生。八歲時，梁啟超正式開始學習“制藝”，這是學童的一個重要時刻，意味着科舉之路的開啟。
十歲時，祖父與父親認定他值得一個更恰當的老師，他于是前往新會縣城跟随周惺吾在專門的經館中學習。秀才周惺吾是城中著名的私塾老師。會城是一個更豐富的世界，繁鬧的市場、城隍廟、縣衙、學宮，還有一處為陳白沙修建的紀念堂。陳白沙是新會曆史上最著名的文人，以對儒學的創新性洞察而聞名。
十三歲那年，梁啟超來到廣州。這裡有衆多書院和琳琅滿目的書籍，給予他指點的名師，助他科舉之路更進一步。這是他第一次離家居住，由父親陪同，表兄譚镳也一起到來。比起孤島上的茶坑村和小小的新會城，廣州是個規模宏大、光怪陸離的新世界，他們進入的是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
與大部分來到省城的學生一樣，梁啟超先要尋找一家“大館”就讀。“大館”專為應試的學生而設，先生至少獲得過舉人功名，他們往往租賃祠堂或是寺廟中的閑置房屋，招收生徒。每館招收學生上百人，全靠授課先生的名聲、課程與個人魅力。在館中，先生每日講課一兩個小時，内容以八股文寫作為主，兼帶經史、詩賦、策論，都與鄉試、會試有關。每周都有考試，除去八股文，還有試帖詩、律賦、史論等。學生的試卷，由先生批改，優等者會張貼出來供人觀摩。梁啟超先是在呂拔湖的學館中就學。接着，梁啟超前往佛山書院，受教于陳梅坪。梁啟超接着入讀于石星巢設在韓墨池旁邊的大館。
1888年，梁啟超以十六歲之齡成為學海堂的正班生。此刻，阮元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陳澧代表的白銀時代也已成為往事，學海堂正不可避免地滑入衰落。強有力的學者消失，學長們不再具有廣泛的影響力，1886年刊刻的《學海堂四集》是最後一部詩文集，此後既無經費也缺乏優秀人才來刊刻新的文集了。
進入學海堂也意味着梁啟超成了學術社群的一員，要養成治學的習慣。“大抵當時好學之士，每人必置一“劄記冊子”，每讀書有心得則記焉”，他後來寫道。顧炎武可能是這種傳統的開創者，他在《日知錄》中記下每日的讀書、思考。這是一種嚴格的思維訓練，分為四個步驟：首先，你要留心觀察，發現事物的特别之處；其次，你要注意與詞語相關的事物，将他們羅列比較；接下來，再綜合這些觀察，得出自己的看法；最後則是多方收集資料，來證明或推翻自己的觀點。在學海堂，這套邏輯發展成“句讀、評校、抄錄、著述”四項訓練。
學海堂不僅意味着一套學術訓練，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和學友們在越秀山賞花，在荔枝灣的花船上飲酒，在富人的風雅花園中聯詩，感悟曆史、山水、友情、節氣變化、人生之悲歡。上巳花朝，中秋看月，九月賞菊，冬至觀梅，是他們共同的記憶。初夏，紅豔的木棉花環繞山堂，激發起嶺南詩人對家鄉的吟唱，學海堂中也頗有因詩詞聞名的師生，梁啟超不屬于這個群體，詩詞不是他表現自我的方式。
學海堂是一個紀律松散的學術機構，每月兩課、每年隻有四次季考。學生們可以在其他書院選修課程，梁啟超是菊坡精舍、粵秀、粵華三家書院的院外生，它們是廣州幾家最知名的書院，菊坡精舍尤其講究辭章訓練。院外生隻需要在書院裡固定參與考試，成績優秀者也可獲得膏火銀。
1888年，梁啟超多了一個新選擇。張之洞開設了廣雅書院，規模恢宏，準備每年在兩廣地區招收200名學生，書院不僅資金豐厚，還開創性地為師生設立了齋社，以使他們的學生生活更為穩定。山長梁鼎芬的絡腮胡與他的詩才一樣著名，他是風頭正勁的請流派文人，因彈劾李鴻章名噪一時。張之洞期待廣雅書院能成為這個時代的學海堂，助他建立起阮元式的聲譽。梁啟超内心的驕傲此刻顯露出來，他發現這所學校官氣十足，一旦長官莅臨，全體學生必須在門口站班迎接，便退出了書院。
1891年初，康有為租下邱氏書屋的一間，開設了自己的書館，長興學舍。在這個小小的院落與樸素的名字之下，卻有一顆遼闊（或許過分遼闊）的雄心，要“思聖道之衰，憫王制之缺，慨然發奮，思易天下”。
在校内，康有為要求他們每月初一教授演講課，每日交日記，涉及養心、修身、接人、執事、讀書、時務六項；在校外則每隔日就要有體操，并鼓勵學生外出遊曆。這個教學綱領延續着禮山草堂的風格，追求對人格的塑造，強調知識傳統的相容。康有為也添加了新内容，要求學生學習外國政治、風俗、科學，以便了解正在變化的世界。他尤其重視德育，因為這正是君子理想的延續，而且實踐仁慈與寬恕的精神，在藝術中尋找歡樂，磨砺氣節，會賦予人生一種強烈的使命感。這些綱領、課程及書院與學館都打不相同，既不專注于八股應試，亦非考據功夫。但康有為尚未驕傲到忽視八股訓練，在學記中，他特辟一小節論“科舉之學”，就經義、策問、詩賦、楷法四項作出論述。
對梁啟超這樣的少年，長興學舍的學綱與課程固然富有新意，但康有為的個人魅力才是關鍵所在——除去與衆不同的知識結構，他更有一種演講天才。當時的山長、館主可能不缺乏輕狂的名士派頭，卻很少善于演說，隻習慣在紙面上表達自己的觀點。康有為恰好相反，當面對人群時，他尤其激情四溢。有一次在翰墨書館代課時，他“懸河不竭之口，旁征博引，獨出新解。一席既終，學生鹹互相駭愕，以為聞所未聞”。
學舍是一個親密的共同體，弟子們隔三岔五就一起遊逛，足迹遍至越秀山上的學海堂、菊坡精舍、紅棉草堂、鎮海樓。他們賞月、閑談，讨論白天的所學所感，彼此熱烈争論。夏日時分，他們租船出遊珠江，遊到江中飲酒、吃宵夜、暢談。
一年多來，長興學舍不斷擴張，先從長興裡搬到衛邊街邝氏祠堂，又搬到廣府學宮，更名為萬木草堂。康先生令人折服的不僅是學識、想象力，還有過人的精力。在硬闆凳上坐了幾個小時，弟子們下堂後，立刻躺在了床上，康有為卻繼續批閱功課。每個弟子都有一本功課簿，寫下讀書時的疑問或心得，每半月上交一次。即使是一個簡短的疑問，康有為也常常作出長篇批答。批作業時，他還會傳喚弟子來面談。這是令人惴惴不安的一刻，他們剛躺上床、攤開手腳休息，卻要被叫起來接受詢問。
随着學生的增加，以及康有為日益頻繁的外出講學，學長制變得日益重要。草堂變成了一個自治組織，可以讓一群特立獨行的青年自由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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