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費城。
賓夕法尼亞大學美術學院建築系四年級學生梁思成，面對父親梁啟超寄來的影印本《營造法式》，有些不知所措。他認識紙上的每一個漢字，但他讀不懂那些神秘的文字。
它們以匪夷所思的方式組合在一起，像是另一個世界的語言。
《營造法式》内文
一、中國沒有建築史
《營造法式》刊行于北宋崇甯二年（1103年），由将作監李誡奉旨編修，儲存着中國營造的規則與智慧。但曆經千年，規則工匠的口口相授中漸次散佚，終被遺忘。直到1919年，《營造法式》才被朱啟钤在江南圖書館意外發現。
梁啟超把這本“天書”寄給長子梁思成，希望他不要隻關注西洋建築，也應當反顧中國傳統。“天書”的扉頁上留着梁啟超的字迹：“一千年前有此傑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
父親的禮物，把梁思成和同樣鐘情建築的妻子林徽因引向了另一條學術路徑。梁思成想起剛到賓大讀書時，建築史教授阿爾弗萊德·古米爾曾問他中國建築史的情況，他才突然意識到，中國從來就沒有一部建築史。也許，《營造法式》能幫助他回答這個問題。
1927年，梁思成前往哈佛大學人文藝術研究所，希望研究東方建築，寫作“中國宮室史”。東方藝術講師蘭登·華爾納列出的書單，卻完全無法讓他滿足。書單中充斥着西方世界對中國繪畫、陶瓷、玉石、雕刻的了解乃至想象，關于建築的記錄卻寥寥無幾。
他知道，自己注定無法坐在哈佛大學圖書館裡了解中國古建築的發展史。想要破解《營造法式》的秘密，回國，或許是唯一的選擇。
1928年，梁思成與林徽因于渥太華合影
1930年6月，日本建築學家伊東忠太的“挑釁”，也如同平地驚雷，令中國建築界五味雜陳——他應邀到中國營造學社演講，提出從文獻和遺物兩方面研究中國建築，建議兩國學者合作。但他強調，中國學者應當以調查、研究文獻為主，而對中國古建築遺存的研究，則應由日本學者代勞。
一石激起千層浪。
中國營造學社成立于三個月前，創辦人正是《營造法式》的發現者朱啟钤。
伊東忠太的态度令中國學人頗為尴尬，但不容否認的是，他揭示的正是中國建築界的症結所在——自古以來，建築在中國都被視為工匠之技，不受重視，而學者們習慣于鑽研古籍，皓首窮經，不願亦不屑進行田野考察。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學者的探索與研究方法。關野貞、大村西崖、常盤大定等人的足迹遍及中國各地，伊東忠太更是如此。無論年齡、思想還是實踐，他都是亞洲建築史界的先行者。他是“建築”這個譯名的命名者，早在1894年就提議把英語中的architecture一詞翻譯為“建築”。1902年，梁思成一歲時，伊東忠太已經開始了為期三年，橫跨中國、印度、土耳其和歐洲的考察之旅，并在四十六攝氏度的高溫中重新發現了被遺忘多年的雲岡石窟。
從某種程度上說，當時對中國古建築遺存的調查與記錄，乃至對中國建築史的總結與書寫，确實都是由日本學者代勞的。
這個事實長期刺痛着中國學人。
日本建築學家伊東忠太
五十八歲的朱啟钤努力嘗試把目光放得更長遠些。
此前的幾年間，朱啟钤一直在用自己的積蓄維持中國營造學社，招募名家整理古籍、制作模型、舉辦展覽。然而世事叵測，生活中變故頻發，讓他負債累累。所幸，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和中英庚款董事會同意每年撥款資助，他的理想才得以延續。然而，老派學者隻能訂正文字的正誤，無法破解工匠的“文法”，《營造法式》重制人間雖已十餘年，仍是一部“天書”。中國營造學社需要新鮮血液，尤其是在海外接受過現代建築學教育的年輕人。
梁思成和劉敦桢相繼進入朱啟钤的視線。
梁思成回國後，在東北大學創辦了建築系。劉敦桢畢業于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機械科和建築科，回國後在中央大學建築系任教。1931年和1932年，梁思成與劉敦桢相繼辭去教職，加入中國營造學社，分别擔任法式部主任和文獻部主任。随着他們的到來，對《營造法式》的研究終于開始從“紙上”轉移到地上。
劉敦桢比梁思成年長四歲。據說，兩人第一次見面，劉敦桢就問梁思成，研究中國建築應當從何處入手。他們突然童心大發，決定先心照不宣，各自在紙上寫下答案。兩相對照，答案竟驚人的一緻，都隻有兩個字—“材”與“栔”。這個傳說真僞難辨，《三國演義》裡虛構的瑜亮情結，似乎在梁思成和劉敦桢身上重演了。
不久，他們找到了各自的助手，十五歲的莫宗江和十七歲的陳明達。幾年之間，文獻部又招募了單士元、劉汝霖等人，法式部有邵力功和劉緻平，負責測繪的則有劉南策、宋麟徵、王璧文、趙法參、紀玉堂等人。無論進行文本研究，還是外出考察，都有了充分的施展空間。
當然，中國營造學社不是朱啟钤的私人俱樂部，也不是這幾個人的小團體。當時中國最負盛名的建築師大都被吸納為社員。和民國時期的諸多會社一樣，這裡也雲集了政治、經濟、科學、文化界的名流，諸如周诒春、任鴻隽、徐新六、朱家骅、杭立武、葉恭綽、錢新之、陳垣、李四光、李濟、馬衡等人。鼎盛時期，職員和社員一度達八十六人。
中國營造學社的創辦者朱啟钤
二、以萬裡之行與時間賽跑
車廂裡人頭攢動，遇到幹涸的河流，就得下車，在鵝卵石和細沙上步行一陣；倘若開上泥濘的路，更要下來幫忙推車。這樣走走停停，直到黃昏，梁思成一行才終于抵達目的地河北薊縣。
這是梁思成平生第一次長時間在中國的農村漫遊。
前往河北，是一次偶然而又必然的旅程。日本學者關野貞帶着薊縣獨樂寺的照片拜訪朱啟钤，提出中日雙方合作考察，由日本團隊負責測繪，中方研究文獻，加以考證。關野貞相信，獨樂寺或許是中國存世最古老的建築。朱啟钤沒有正面回複，而是把這個資訊告訴了梁思成。
1932年春天，梁思成帶着在南開大學讀書的弟弟梁思達，一起前往薊縣。獨樂寺沒有讓他們失望。這座寺廟建于遼聖宗統和二年（984年），比唐朝滅亡晚了七十七年，但比《營造法式》刊行早一百一十六年。對觀音閣和山門進行測繪時，梁思成發現，遼代的寺廟果然與他熟悉的明清建築全然不同。他興奮地寫道，它“上承唐代遺風，下啟宋式營造，實研究大陸建築蛻變上重要資料，罕有之寶物也”。
梁思成早年騎機車時曾遭遇車禍，右腿和脊椎的傷困擾了他一生，但他毫不猶豫爬上山門，興奮地測量每一個鬥拱的尺寸，逐一記錄。他還發現，山門脊飾的變化，特别是上段的鳍尾和下段的吻，都清晰地展示出從唐到宋建築風尚的演變。不久，他完成了《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這是中國人寫的第一篇古建築調查報告，起筆即開宗明義斷言，“研究古建築，非作遺物之實地調查測繪不可”。他深信，那些散落在中國大地上的建築遺構，能夠幫助他洞悉失傳千年的隐秘，讓他曲折地抵達消逝的年代。
獨樂寺之行以後，梁思成等人的工作重心逐漸轉向實地考察、測繪和研究。中國營造學社開始了真正的蛻變。他們相信，這條路是走得通的。
獨樂寺山門，引自《中國營造學社彙刊》1932年第3卷第2期。
梁思成破解《營造法式》的最終目标，是要書寫一部中國建築史，但他深知，不可能坐在書齋裡考證出《營造法式》中每個術語的來曆與意味，更不可能生造出一部中國建築史。隻有那些散落在大地上的古建築遺存，能為他了解《營造法式》和書寫中國建築史提供大量直覺的證據。
通過多次河北之行，他逐漸摸索出一套調查、研究古建築的方法：首先在圖書館裡研讀史書、地方志和佛教典籍，篩選一些可能存世的古建築，整理出名錄作為參照，以便拟定行程。為了節省成本，他們會先設法找到建築的照片，初步預估其建造或重修的年代，再判斷是否值得實地考察。他們每次外出都會背一個電工式的背包，友善攀爬，包裡放着繩子、伸縮杆，以及測繪和攝影器材。除此之外，并沒有太多進階的儀器，膠卷也不多，需要省着用。一些輔助性的工具，多是根據經驗自己設計的。
在後人想象中，梁思成等人的旅程詩意盎然。但詩意隻是苦盡以後的回甘，考察之路其實無比艱辛。
長途汽車總是不準時，暴雨又時常不期而至。天災或者人禍，都可能影響考察行旅。因為戰亂，他們耽擱了半年才得以前往薊縣。在寶坻縣結束工作後，回北平的長途車卻因大雨停運了。他們乘着一輛騾車，從淩晨三點一直奔波到下午四點，冒雨輾轉了幾個地方，才終于趕上一班開往北平的車。他們逐漸習慣了在寺廟中投宿，連續多日吃素。有時連喝水都是奢望，幹渴難耐時突然發現一口井，可是，看到水面上漂浮着的微生物，他們隻好忍一忍，甯願冒着高溫繼續奔波。在河北遭遇的這一切，隻是漫長旅途的開端。未來的路上，能找到食物都是幸運的事。他們将不得不忍受突如其來的變故，以自己的健康為代價，不懈奔走。
北平、河北一帶的考察，是萬裡之行的起點，是預演與序章。
1933年，當梁思成、劉敦桢、林徽因、莫宗江等人在秋雨中抵達大同，曾經的北魏故都、遼金陪都，竟找不到一間可以借住的旅館。所幸，大同車站站長李景熙與梁思成是舊相識，一行人這才有了住處。最終由大同市政府官員出面，一家酒樓答應供應三餐，每人每餐一碗湯面。雲岡石窟的生活更加艱苦。一位農戶讓出了一間沒有門窗、隻有屋頂和四壁的房子給他們栖身。這裡晝夜溫差很大，三餐隻有煮洋芋和玉米面糊糊。但他們還算幸運，用半打大頭釘，從一個駐軍排長那裡換來了幾十克芝麻油和兩顆卷心菜。
這次山西之行，他們從龍門石窟、敦煌莫高窟等洞窟中，獲得了大量線索。未來，梁思成等人還将一次次重返山西。山西有着深厚的曆史根基，又是佛教與道教文化的勝地；更重要的是，這裡氣候幹燥，群山蒼莽，許多古建築是以躲過了戰亂與人禍，僥幸地得以保全。
林徽因提前傳回北平後，梁思成繼續南下，前往夢寐許久的聖地——應縣。自從他得知，應縣可能有一座遼代的木塔，這塔就變成了他的一樁心病。在北平時，他總是有意無意地對林徽因念叨着，“上應縣去應該不是太難吧”，或者暗示，“山西都修有頂好的汽車路了”。林徽因忍不住自嘲，“我隻得笑着說阿彌陀佛，他所傾心的幸而不是電影明星！”但他無法确定這座傳說中的古塔，究竟是不是遼代的原作。
後來，他竟想出一個聽起來有些迂腐的辦法，寄了一封信到應縣，信封上寫着“探投山西應縣最高等照相館”，希望收信人能幫他拍一張木塔的照片。他不知道誰會收到這封信，收信人又會如何作答，他甚至不知道，這封信能否如期抵達應縣。他能做的，隻有等待。沒過多久，這個天真的願望居然實作了，應縣寶華齋照相館的店主拍了佛宮寺釋迦塔的照片給他寄來，店主并不想要金錢酬勞，隻希望得到一點北平的信紙和信箋，因為應縣沒有南紙店。
梁思成在信中，向林徽因原原本本地描述了他所“傾心”的這座千年木塔。第一眼見到它，他的狂喜就難以掩飾，“由夕陽返照中見其閃爍，一直看到它成了剪影，那算是我對于這塔的拜見禮”。等到正式去拜見，“好到令人叫絕，喘不出一口氣來半天！”在另一封信中，他毫無保留地連聲贊歎：“這塔真是個獨一無二的偉大作品。不見此塔，不知木構的可能性到了什麼程度。我佩服極了，佩服建造這塔的時代，和那時代裡不知名的大建築師，不知名的匠人。”
劉敦桢另有安排，抵達應縣後就匆匆離開。梁思成則帶着助手莫宗江，迫不及待地爬上爬下，開始測繪、拍攝。
秋日的山西，天氣瞬息萬變。一個晴朗的午後，梁思成正在塔頂專注地工作，突然憑空一聲炸雷，吓得他險些松開手中的鐵鍊，從兩百英尺（約61米）的空中掉下來。又有一天，他和莫宗江在木塔最上層的梁架上，一直測量到下午五點，又是毫無征兆地狂風暴雨，雷電交加。他們急忙向下爬，不料，測量記錄的冊子卻被風吹開了，有一頁甚至飛到欄杆上，所幸他們追趕得及時，如果再晚半秒鐘，十天的工作就全都白費了。
在應縣工作了一個星期後，梁思成于1933年9月26日回到北平。不料，第二天，《大公報》卻給了他一份特殊的“問候”。從9月27日開始，《大公報》文藝副刊分幾期刊發了冰心的萬字長文《我們太太的客廳》。明眼人都知道，這篇文章影射的是林徽因。林徽因好客，她和梁思成在北總布胡同的家裡，常常雲集着文化界的名流，顯然，冰心對此頗為不屑。在她筆下，林徽因是“當時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歲時候尤其嫩豔”，梁思成則是“滿身疲憊、神情萎靡并有些窩囊的先生”，自然，冰心更不會放過“白袷臨風，天然瘦削”的徐志摩，盡管徐志摩已經在兩年前去世。
林徽因大約在第一時間就看到了這篇文章，因為她的詩歌《微光》也刊登在9月27日文藝副刊的同一版，并且被《我們太太的客廳》環繞着。林徽因對此未做任何文字回應。十天後，她在《大公報》上發表了《閑談關于古代建築的一點消息》，記錄了梁思成尋訪、測繪應縣木塔的過程。她沒有訴諸文字，但她恰好從山西帶回來一壇陳醋，便派人送給了冰心。
林徽因在田野考察中
中國建築史如同一部偵探小說，這是林徽因做的比喻。梁思成把希望寄托在《營造法式》上。他相信，唯有先破譯《營造法式》，才能有 “相當的把握”寫一部中國建築史；而為了“翻譯”出《營造法式》，破解諸多失傳的謎題，他就不得不一次次啟程，到深山荒野中輾轉，在不知名的鄉村市鎮間奔波，面對當地人或警惕或困惑的目光，在失望與希望之間，與光陰沉默對弈。殘留在大地上的千年遺構，則不動聲色地給他們提供着各種暗示。
可是他們知道，留給他們的時間并不多。
梁思成把田野調查稱為“與時間賽跑”，因為西方建築以石材為主，而中國建築以木構為主，無時無刻不在遭受風雨侵襲和後世的肆意改造。意外也常在不經意間發生，“一炷香上飛濺的火星，也會把整座寺宇化為灰燼”。進入民國後，政府常常以“破除迷信”為名，拆毀古建築；與此同時，軍閥混戰，日軍步步緊逼，戰争的威脅越來越近。這一切，都催促着他們不斷啟程。“孤例”這個詞，開始在梁思成的文章中頻繁地出現。能目睹這些“孤例”，他的狂喜躍然紙上，可是，“孤例”又意味着這些古建築多麼脆弱，而這次發現何其僥幸。狂喜背後，更藏着沉痛的悲哀。與時間賽跑，其實終究是與自己較量。
1933年，林徽因曾把梁思成、劉敦桢他們稱為“幾個死心眼的建築師”，“放棄了他們蓋洋房的好機會，卷了鋪蓋到各處測繪”。其實，這群死心眼的建築師懷着更深的願景，更大的野心。他們不僅要訪古、尋古、存古，還在試圖改寫自己的時代。他們不辭辛勞地奔波，是為了理清過去，進而眺望未來。他們希望通過調查、研究古老中國的營造傳統，最終影響當下建築界的實踐，甚至制定新的規則。用梁思成就在《建築設計參考圖集序》中的話來說，就是再好的航海家也需要地圖，他和中國營造學社同仁們希望做的，是為建築師們“定他們的航線”。他們不是要給建築做設計，而是要為整個中國建築界做設計。
于是，在短短五年時間裡 ，梁思成、劉敦桢等人各地奔波，考察了一百九十個縣市，二千七百三十八處建築，繪制了一千八百九十八張測繪圖。梁思成重點調查了京郊、河北、山西一帶的古建築，參與了杭州六和塔與曲阜孔廟的修葺計劃。劉敦桢雖是文獻部主任，也未放棄田野考察，最初聚焦于北平與河北周邊，後來又走訪了河南、山東、江蘇和陝西等地。此外，兩人還聯手拟出了故宮文淵閣、景山萬春亭的修複計劃。
中國建築史學的開拓者劉敦桢
三、颠沛流離的“黃金時代”
1937年6月，梁思成一行再度啟程，第四次前往山西做田野考察。7月15日，他們離開山區，見到了從太原運來的報紙，才得知日軍已經在八天前開戰，全面抗戰爆發了，而他們身在山中，渾然未覺。
劉敦桢也在外地考察，戰争爆發後，才從中原匆匆趕回北平。一個月後，他們栖身的城市也淪陷了。中國營造學社被迫南遷，六十六歲的朱啟钤送走他們，自己選擇留守故都。未來的七年裡，他将一次次裝病，被迫搬遷，拒絕與日僞合作；他還将指導留下來的舊日職員，在艱難的環境裡，為遠在南方的梁思成、劉敦桢等人提供支援，搶救、整理、寄送研究資料。
被朱啟钤寄予厚望的這些年輕人，将迎來另一種叵測的命運。
林徽因回憶，他們“把中國所有的鐵路都走了一段”，“上下舟車16次，進出旅店12次”，才終于取道天津抵達長沙。但長沙也非久留之地，他們被日軍追襲，繼續南下。路上，林徽因生了肺炎，這病症困擾着她的整個後半生。所幸，有過多年田野考察經驗，她和梁思成配合默契，能快速打包行李，帶着年幼的兒女，随時動身。他們還随身帶着一小盒酒精棉，每次吃飯前取出一點，給碗筷消毒。這一幕，讓九歲的女兒梁再冰難以忘懷。她從未想象過常在客廳裡笑語盈盈的母親，面對如此艱苦的環境，竟這樣從容幹練。
人在湖南，劉敦桢決定順路回故鄉探親。但他無法容忍自己停下腳步，回到新甯沒多久，就開始考察附近的民居、宗祠和廊橋。他深信這些田野考察同樣擁有特别的意義。他的故鄉位于湖南西南部，地理位置偏僻，不容易受到外來影響，一些古老的營造方法應該也沒有被完全遺忘。他對山澗之間、平原之上隐約出現的廊橋尤其感興趣，測繪了故鄉的江口橋，并在幾年後寫下《中國之廊橋》，分析總結中國古代橋梁的嬗變。
劉敦桢《中國之廊橋》手稿
抵達昆明後，中國營造學社栖身于郊外的麥地村興國庵。1939年秋天，梁思成、劉敦桢、莫宗江、陳明達等人再次從昆明出發，前往四川與西康考察古建築。興國庵裡，隻剩下母親們陪伴着孩子們。
懸崖下面，洶湧的江流不斷變化着名稱——長江、青衣江、岷江、嘉陵江……水随山勢，莽林無邊。它們看起來并無二緻，隻有路在腳下不斷延展。從1939年9月到1940年2月，他們從秋天一直走到春天。
1940年春天，風塵仆仆的父親們終于回到昆明。他們在半年裡考察了四川和西康的三十一個市、縣，一百零七個重要古建築、石刻及其他文物。守候在興國庵的母親們和孩子們早早地等在村口，梁思成從人力車上跳下來，立刻與林徽因擁抱在一起。這一幕，讓習慣了農村生活的孩子們目瞪口呆。
百感交集的梁思成還在期待下一次考察，卻并不知道，四川之行，竟是中國營造學社主要成員最後一次結伴長途跋涉考察古建築。
一個時代行将落幕。
《燕京學報》1940年第28期介紹中國營造學社的西南田野考察
1940年的一天，梁思成忽又想起佛光寺雄大的鬥拱。在報紙上，他發現了一個熟悉的名字—豆村，據說中日兩國軍隊都準備以豆村作為據點，發起進攻與反攻。時隔三年，重新看到這個名字，恍如隔世。但佛光寺，他心心念念的佛光寺，就藏匿在那裡，藏匿了一千多年。但梁思成不知道，佛光寺又能否熬得過這一場炮火。他隻能面對圖稿上描繪的線條，懷想那座恢宏的遺構，以及自己從未消退的狂喜和無盡的悲哀。
其實，就連他們繪制的這組佛光寺的圖稿，都曆經坎坷才得以保全。它先是被從北平帶到天津，又從天津帶回北平，朱啟钤請社員把它們複制下來，托人送到上海，又從上海郵寄到西南，才終于輾轉交到梁思成手上。
佛光寺前途難蔔，他自己也如同一葉浮萍，在洶湧的巨浪中無處栖身。
1940年冬天，中國營造學社搬到了李莊的上壩。學社招募了幾名年輕的從業人員，盧繩、王世襄和羅哲文等人，似乎又壯大了些。這些人，多年後都将成為中國建築界與文物界的泰山北鬥。羅哲文考入中國營造學社做練習生時，隻有十六歲。劉敦桢對這個好奇的年輕人說，中國營造學社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團體，大家都是讀書人，做學問的，不是當官的，不是衙門。
川南多雨，房間裡永遠潮濕、陰暗，老鼠和蛇時常造訪，臭蟲更是成群結隊從床上爬過。病中的林徽因受到特殊優待，有一個帆布床，其他人都隻能睡光闆和竹席。物資緊缺，物價仍在飛漲。每個月收到薪金，就得立刻買米買油，稍有延遲，它們就可能變成一堆廢紙。劉敦桢一家五口，除夕之夜的年夜飯隻有五塊小小的麻餅，唯一與往常不同的是，在這個特殊的夜晚，幾根小蠟燭暫時取代了桐油燈，插在一塊蘿蔔上。梁思成開始學習蒸饅頭、做飯、做菜、腌菜，林徽因則學會了針線活兒，每天強撐着病體給孩子們縫補那幾件小得幾乎穿不下的衣服。
住在李莊的孩子不少，父輩們偶爾會信手在小本子上畫幾筆，給孩子們玩。梁思成畫過一幅小畫，是一個精緻的小碗，盛着番茄蛋湯。他在旁邊寫道：等到抗戰勝利了，要喝上這麼一碗。
這就是梁思成最想念的味道，在那個時代已是奢望。他的體重已降到四十七公斤，他的背比從前更駝了。所幸，那些散落在深山之中的古老建築，精美絕倫的石刻造像，逃過了千百年光陰的侵襲，大美無言，遺世獨立，尚有絲縷微芒慰藉人心。
劉敦桢忙于整理《西南古建築調查概況》。從1940年7月到1941年12月，他代表中國營造學社，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合作，走訪了雲南、四川、西康的四十四個縣，調查了一百八十多處古建築及附屬藝術遺物。他深知自己所見的不過是九牛一毛，隻有“雲南十分之一，四川五分之一，西康十九分之一”。
梁思成開始寫作《中國建築史》，莫宗江負責繪制插圖，盧繩幫忙收集元、明、清的文獻資料，病中的林徽因除了收集遼、宋的文獻資料并執筆之外，還校閱補充了《中國建築史》的全部文稿。脊椎組織硬化症一直困擾着梁思成，他不得不套着一件用鋼鐵制作的馬甲才能工作。為了減輕脊椎的壓力，他用一個花瓶抵住下颌，作為支點，支撐頭部的重量。他笑着宣稱，這樣可以把線畫得更直些。
他們每天工作到深夜，在昏暗的菜油燈下，與命運暗自較量。寫作讓他們短暫地忘記了現實的苦厄，一次次重返那些傳說中的黃金時代。許多年後，人們會發現，梁思成、林徽因與劉敦桢開創的時代，同樣曾是中國的黃金時代。
梁思成與劉敦桢的著作
四、十五年筚路藍縷走到了終點
1943年秋，劉敦桢向學社的同仁們辭行。
他決定回歸闊别十一年之久的國立中央大學建築系。離開的前夜，他與梁思成促膝長談。兩人因中國營造學社而相遇，合作十一年。抗戰之初，中英庚款董事會曾表示，即便中國營造學社的社員們因戰火流落各地，隻要梁思成和劉敦桢在一起，董事會就願意承認學社的存在。他們熬過了最艱難的歲月，卻終究難逃一别。
劉敦桢的離開，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營造學社已經失去經濟來源。盡管費正清努力向哈佛燕京學社争取了五千美元贊助，也無濟于事。學社成員們無法領到工資，生活朝不保夕。劉敦桢給營造學社做過會計，更是深知其中的艱難。
離開李莊後，劉敦桢前往重慶沙坪壩，于次年擔任中央大學建築系系主任。他終于從一個風塵仆仆的考察者，重又變成“身穿長衫，手持茶杯，緩緩步入教室，講話如數家珍”的儒雅學者。可是生計并沒有獲得太大的改善，為了維持生活，他被迫變賣了珍藏多年的《辭源》，縱然如此也沒能挽救小女兒，她被腦膜炎奪去了生命。
陳明達也在同期離開李莊，前往西南公路局。抗戰帶給他緻命的精神打擊。他留在北平的母親和妹妹相繼去世，未婚妻在地下抗日活動中犧牲，未成年的弟弟妹妹突然又杳無音信。能慰藉他的，隻有杯中酒，以及杜甫的詩句—“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他用無窮無盡的工作麻醉自己，工作之餘就酗酒痛哭。命運無常，災難接踵而至，但《營造法式》仍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他強迫自己每天待在小房間裡，手抄了整本《營造法式》和全部的手繪建築圖。離開中國營造學社後，他也未放棄對應縣木塔和《營造法式》大木作的探究。餘生裡，他一直在研究并注釋《營造法式》。
中國營造學社隻剩下四人。
1944年，梁思成恢複了停辦七年多的《營造學社彙刊》。在昏暗的房子裡，他們把論文編排好，在藥紙上謄抄、繪圖，再用石印印在土紙上，自己折頁、裝訂，出版了兩期彙刊。梁思成在複刊詞中描述了同仁們所做的努力：“在抗戰期間，我們在物質方面日見困苦，僅在捉襟見肘的情形下，于西南後方作了一點實地調查”，而這“一點實地調查”，其實包括“雲南昆明至大理間十餘縣，四川嘉陵江流域、岷江流域，及川陝公路沿線約三十餘縣，以及西康之雅安蘆山二縣”，他們尋訪的遺迹包括寺觀、衙署、會館、祠、廟、城堡、橋梁、民居、庭園、碑碣、牌坊、塔、幢、墓阙、崖墓、券墓以及雕塑、摩崖造像、壁畫，等等。在複刊詞中，梁思成不厭其煩地對各大機構在抗戰中給予中國營造學社的支援表達着謝意。出完這兩期，《營造學社彙刊》就永久停刊了。
1945年，梁思成帶着中國營造學社剩餘的幾名成員，啟程前往清華。中國營造學社存世十五年，自此悄然落幕。這十五年裡，有八年是在戰火、流離與極度困窘中度過的。
再然後，當國中國營造學社的兩位領袖，一南一北，分别主持着清華大學建築系和南京工學院建築系。無論外界怎樣衆說紛纭，他們依然保持着友好的關系。劉敦桢也會把自己的學生送到清華，請梁思成指導。有一次，梁思成為《中國古代建築史》寫了一篇序言，當他得知劉敦桢也寫了一篇，就把自己那篇悄悄收了起來，至死都未曾示人。
1955年，林徽因在風暴來臨前病逝。許多年後，人們記住了梁思成與林徽因在北平北總布胡同的家，記住了“我們太太的客廳”，記住了種種绯聞與情感的暗湧，卻大多不記得，有許多時間，林徽因與梁思成并沒有留在那間舒适的客廳裡，而是甯願去荒野與山村間輾轉，把自己傳遞給古老的建築遺存，傳遞給那些消逝已久的時光。
梁思成留在人間。他的後半生是在寫檢讨中度過的。劉敦桢的命運，也并不比梁思成幸運。1959年冬，劉敦桢作為中國代表團的一員通路印度，一家招待所的總管理者好奇地問他，有沒有參加過兩萬五千裡長征。這個印度管理者當然不知道，劉敦桢、梁思成他們考察中國古建築走過的路，遠遠超過了兩萬五千裡。隻是，這些往事已不再被提起。
1968年4月30日，劉敦桢因病不治去世。四年後，梁思成孤獨地閉上了眼睛。（ 作者丨張泉 編輯丨吳酉仁）
本文節選自《荒野上的大師》，張泉著，一頁folio出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出版。原文較長，有删節。大小标題系編輯所拟。已獲出版方授權。
作者簡介：張泉，畢業于複旦大學中文系，原《生活月刊》主編，亞洲出版業協會（SOPA）2008年、2010年、2013年“亞洲卓越新聞獎”獲得者。主要作品有《城殇：晚清民國十六城記》《中華文明訪談錄》《敦煌：衆人受到召喚》（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