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贊譽這個學派：“從古及今未有其比”

錢穆評價顔元道：“以言夫近三百年學術思想之大師，習齋要為巨擘矣。豈僅于三百年！”清初哲學家顔元代表作，包括《存性編》《存學編》《存治編》《存人編》，合稱《四存編》。

以顔元和李塨兩人姓氏并稱的顔李學派是中國思想史上獨具特色的一支學術流派。這個學派以實習實行為辨別，由顔元開其端，經李塨進一步闡釋與不遺餘力地宣揚而聲名遠播，更随着師友範圍的擴充而被廣為信奉與遵行。

顔李倡導“思不如學，學必以習”，是力圖挽救士風、學風的有益創舉

顔元，直隸（今河北）博野人，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此時正值明清易代而漸至清朝統治逐漸穩固之時。明末的衰朽、亡國的悲憤、異族的統治不僅使氣節之士因反清而在生活上處于流徙不定的狀态，而且給他們在精神上造成了極強的創痛。對家國覆亡原因的探究引起了明末清初學者對以往學術的反思，開啟了批判明末心學之風，轉而倡導經世緻用之學。北方的孫奇逢等，南方的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等大儒啟動了這一思想與學術的轉向。

顔元後起，不似前述諸儒，多因時局國運而觸發學術反思，其思慮所得源于對自身經曆和信奉理論不合的考辨和覺悟。他初好陸王之學，繼信程朱之說，但在三十四歲時因養祖母去世居喪期間恪守朱子《家禮》而幾緻病死，始覺《家禮》違背人之常情，遂參校古之禮書，發現其删修失當之處，由此認識到程朱陸王主張的靜坐讀書并非為學之根本，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及孔子之四教方為正學。

第二年，顔元即撰寫了《存性編》《存學編》，《存性編》肯定孟子性善之說，批駁宋儒氣質性惡之論，認為惡乃由引蔽習染而緻，《存學編》反對記誦詩書章句和靜坐冥想悟道的求學之法，提倡恢複孔子實學實習六藝的教學之道。他又認識到“思不如學，學必以習”的求知門徑，遂将其所居由“思古齋”改稱“習齋”，這标志着顔元習行思想的初步确立。

此後，顔元不僅在思想上擺脫了對既有學說的迷信與盲從，獨樹一幟，而且在教學實踐中确立起以實學習行為本的“習齋教條”。這個教條不僅要求弟子恪守道德限制、遵從禮儀規範、實行自我管理，而且大大擴充了學習内容，除常見的作文、習字外，遠涉禮、樂、射、禦、書、數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并規定了學習數、禮、樂、射的具體日程。這無疑是對一心追求科舉功名而将八股文視為學問之風的匡正，是力圖挽救士風、學風的有益創舉。

顔元在思想上具有徹底性和穿透力，在實踐中具有一貫性和堅定的執行力，然而，他既無高第科名，又無鴻篇巨著，僅為畿輔鄉間一生員，加之足迹罕出鄉裡，結交亦多限于師友親朋，使其思想和實踐不能不局限于一定的範圍。幸有其得意弟子李塨堅信其思想具有挽救世風流俗之功效，加以繼承和光大，并不遺餘力地頌揚與傳播，才使得習行之學得以在更廣的範圍被人認識、認可、認同，而顔李學派亦在清初确立起其地位。

李塨，直隸蠡縣人，生于清順治十六年（1659），卒于雍正十一年（1733）。李塨遵父命，師從顔元，除繼承習齋之學和修身之法外，還在實踐中落實習齋實習實行之義，以躬行為先。相較于顔元，李塨交遊甚廣。不管足迹何處，無論所交何人，李塨均利用一切時機，廣傳習齋之學，頌揚習齋之名，使得顔元足不出闾裡而聲名為天下知，習行之學亦得到同道之人的贊揚和踐行。雖然李塨的廣泛交遊一度引起顔元怕其沾染名利的擔憂，李塨晚年潛心著述亦不合顔元重行誼、輕文字的精神，但恰恰是李塨的這些做法擴大了顔李學派的聲勢和影響，并且為後人了解、認識與研究顔李學派提供了思想資料。

顔李重視實踐，反對把經典奉為教條而一味地誦讀、注疏

在思想上，顔元、李塨像大多數讀書人一樣，都曾受到過程朱陸王的影響，試圖通過他們對經典的解讀和闡釋來更準确地了解聖賢義旨，難能可貴的是，發現不合之處後，他們并沒有像大多數讀書人那樣屈己從人，而是徑直奔向源頭尋找答案，通過對經典的直接解讀來把握聖賢的義理精蘊，進而得出了與宋明諸儒決然不同的獨特認識。

顔元從《論語》中“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的事實，得出孔門之學的根本在于躬習禮儀與六藝，而不是後世儒家提倡的居敬靜讀，亦非冥思苦想。他注重了解經典中的精神及實質，認為經典是後人行動的指南，而非不可更改、處處依循的教條，反對僅把注疏和注釋經典視為學問的看法。

他重視實踐，反對一味地誦讀、著述，尤其是因過度閱讀而損害身體健康的愚蠢行為和嚴重後果，痛斥宋元以來儒者習成婦女之态的醜陋與“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無能無用。

他贊同“手格其物，而後知至”的觀點，承認知識是從實踐中獲得的，還要運用于實踐，通過實際的效果來證明其價值，否則“心中醒，口中說，紙上作，不從身上習過，皆無用也”。在此基礎上，顔元提出“正其義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的事功觀，批判理學家所謂不計功利的虛僞。

梁啟超高度贊譽顔李學派，認為“其見識之高、膽量之大，我敢說從古及今未有其比”

顔李學派以恢複周孔之名，對宋明理學的缺陷進行了猛烈批判。對此，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評價道：“其見識之高、膽量之大，我敢說從古及今未有其比。因為自漢以後二千年所有學問，都被他否認完了。”

但顔李學派的習行學說畢竟和統治者所支援的政治思想存在着明顯差異，其教育實踐亦非俗世中追逐功名利祿的士子所必需，故其學說在相當長的時期未受重視，一度湮沒少聞，以緻主要生活于鹹豐、同治年間的戴望遭遇的情景是“每舉顔李姓氏，則人無知者”，然而真正富有見地與價值的思想即或一時而不彰，終亦難掩其奪目之光芒。一旦後人在現實中遭遇困境，往往習慣于從古聖先賢著述中擇尋思想資源，以為化解難題之密鑰。

近代以來，列強入侵，西學東漸，來自西方的迥異于中國傳統學術的聲光化電之學，給中國傳統學人帶來強烈的震撼，使得他們反求諸己，崇實重行的顔李之學遂被視為扶危救弊之良方而得以重光。民國時期，更是形成了一股出版顔李著作、研究習行學說的高潮。

顔李學派沒有囿于權威成說，而是充分發揚主體精神，立足于中國實際，開辟出了獨立的思想天地，是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精華中的耀眼成果。顔李學派及其習行學說仍是哲學史、學術思想史、教育史上常說常新的話題。

（作者為河北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