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以下内容节选摘录自《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973-1898》，作者许知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梁启超的求学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教育风貌，因此特意作为一个主题，把相关内容摘选出来成篇。
1873年3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
六岁，梁启超正式上学。祖父在附近一间小屋开设了“怡堂书室”，梁启超与家族里年龄相仿的学童是第一批学生，表伯父张乙星充当第一任老师。在学堂里，梁启超的聪慧立刻凸显出来，他记忆力惊人，对语言极度敏感，尤其善于作对子。张乙星之后，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成为学堂先生。八岁时，梁启超正式开始学习“制艺”，这是学童的一个重要时刻，意味着科举之路的开启。
十岁时，祖父与父亲认定他值得一个更恰当的老师，他于是前往新会县城跟随周惺吾在专门的经馆中学习。秀才周惺吾是城中著名的私塾老师。会城是一个更丰富的世界，繁闹的市场、城隍庙、县衙、学宫，还有一处为陈白沙修建的纪念堂。陈白沙是新会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人，以对儒学的创新性洞察而闻名。
十三岁那年，梁启超来到广州。这里有众多书院和琳琅满目的书籍，给予他指点的名师，助他科举之路更进一步。这是他第一次离家居住，由父亲陪同，表兄谭镳也一起到来。比起孤岛上的茶坑村和小小的新会城，广州是个规模宏大、光怪陆离的新世界，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
与大部分来到省城的学生一样，梁启超先要寻找一家“大馆”就读。“大馆”专为应试的学生而设，先生至少获得过举人功名，他们往往租赁祠堂或是寺庙中的闲置房屋，招收生徒。每馆招收学生上百人，全靠授课先生的名声、课程与个人魅力。在馆中，先生每日讲课一两个小时，内容以八股文写作为主，兼带经史、诗赋、策论，都与乡试、会试有关。每周都有考试，除去八股文，还有试帖诗、律赋、史论等。学生的试卷，由先生批改，优等者会张贴出来供人观摩。梁启超先是在吕拔湖的学馆中就学。接着，梁启超前往佛山书院，受教于陈梅坪。梁启超接着入读于石星巢设在韩墨池旁边的大馆。
1888年，梁启超以十六岁之龄成为学海堂的正班生。此刻，阮元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陈澧代表的白银时代也已成为往事，学海堂正不可避免地滑入衰落。强有力的学者消失，学长们不再具有广泛的影响力，1886年刊刻的《学海堂四集》是最后一部诗文集，此后既无经费也缺乏优秀人才来刊刻新的文集了。
进入学海堂也意味着梁启超成了学术社群的一员，要养成治学的习惯。“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他后来写道。顾炎武可能是这种传统的开创者，他在《日知录》中记下每日的读书、思考。这是一种严格的思维训练，分为四个步骤：首先，你要留心观察，发现事物的特别之处；其次，你要注意与词语相关的事物，将他们罗列比较；接下来，再综合这些观察，得出自己的看法；最后则是多方收集资料，来证明或推翻自己的观点。在学海堂，这套逻辑发展成“句读、评校、抄录、著述”四项训练。
学海堂不仅意味着一套学术训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学友们在越秀山赏花，在荔枝湾的花船上饮酒，在富人的风雅花园中联诗，感悟历史、山水、友情、节气变化、人生之悲欢。上巳花朝，中秋看月，九月赏菊，冬至观梅，是他们共同的记忆。初夏，红艳的木棉花环绕山堂，激发起岭南诗人对家乡的吟唱，学海堂中也颇有因诗词闻名的师生，梁启超不属于这个群体，诗词不是他表现自我的方式。
学海堂是一个纪律松散的学术机构，每月两课、每年只有四次季考。学生们可以在其他书院选修课程，梁启超是菊坡精舍、粤秀、粤华三家书院的院外生，它们是广州几家最知名的书院，菊坡精舍尤其讲究辞章训练。院外生只需要在书院里固定参与考试，成绩优秀者也可获得膏火银。
1888年，梁启超多了一个新选择。张之洞开设了广雅书院，规模恢宏，准备每年在两广地区招收200名学生，书院不仅资金丰厚，还开创性地为师生设立了斋社，以使他们的学生生活更为稳定。山长梁鼎芬的络腮胡与他的诗才一样著名，他是风头正劲的请流派文人，因弹劾李鸿章名噪一时。张之洞期待广雅书院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学海堂，助他建立起阮元式的声誉。梁启超内心的骄傲此刻显露出来，他发现这所学校官气十足，一旦长官莅临，全体学生必须在门口站班迎接，便退出了书院。
1891年初，康有为租下邱氏书屋的一间，开设了自己的书馆，长兴学舍。在这个小小的院落与朴素的名字之下，却有一颗辽阔（或许过分辽阔）的雄心，要“思圣道之衰，悯王制之缺，慨然发奋，思易天下”。
在校内，康有为要求他们每月初一教授演讲课，每日交日记，涉及养心、修身、接人、执事、读书、时务六项；在校外则每隔日就要有体操，并鼓励学生外出游历。这个教学纲领延续着礼山草堂的风格，追求对人格的塑造，强调知识传统的兼容。康有为也添加了新内容，要求学生学习外国政治、风俗、科学，以便理解正在变化的世界。他尤其重视德育，因为这正是君子理想的延续，而且实践仁慈与宽恕的精神，在艺术中寻找欢乐，磨砺气节，会赋予人生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些纲领、课程及书院与学馆都打不相同，既不专注于八股应试，亦非考据功夫。但康有为尚未骄傲到忽视八股训练，在学记中，他特辟一小节论“科举之学”，就经义、策问、诗赋、楷法四项作出论述。
对梁启超这样的少年，长兴学舍的学纲与课程固然富有新意，但康有为的个人魅力才是关键所在——除去与众不同的知识结构，他更有一种演讲天才。当时的山长、馆主可能不缺乏轻狂的名士派头，却很少善于演说，只习惯在纸面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康有为恰好相反，当面对人群时，他尤其激情四溢。有一次在翰墨书馆代课时，他“悬河不竭之口，旁征博引，独出新解。一席既终，学生咸互相骇愕，以为闻所未闻”。
学舍是一个亲密的共同体，弟子们隔三岔五就一起游逛，足迹遍至越秀山上的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他们赏月、闲谈，讨论白天的所学所感，彼此热烈争论。夏日时分，他们租船出游珠江，游到江中饮酒、吃夜宵、畅谈。
一年多来，长兴学舍不断扩张，先从长兴里搬到卫边街邝氏祠堂，又搬到广府学宫，更名为万木草堂。康先生令人折服的不仅是学识、想象力，还有过人的精力。在硬板凳上坐了几个小时，弟子们下堂后，立刻躺在了床上，康有为却继续批阅功课。每个弟子都有一本功课簿，写下读书时的疑问或心得，每半月上交一次。即使是一个简短的疑问，康有为也常常作出长篇批答。批作业时，他还会传唤弟子来面谈。这是令人惴惴不安的一刻，他们刚躺上床、摊开手脚休息，却要被叫起来接受询问。
随着学生的增加，以及康有为日益频繁的外出讲学，学长制变得日益重要。草堂变成了一个自治组织，可以让一群特立独行的青年自由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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