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題說的其實是兩個典故，一個是王粲感自己懷才不遇，登樓作賦；另一個是他死後曹丕帶着一幫人去祭奠，說他平生喜歡聽驢叫，遂一起學驢叫為他送行。
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個著名的詞叫“建安風骨”，這一時期的詩歌真實地反映了現實的動亂和人民的苦難，抒發建功立業的理想和積極進取的精神，同時也流露出人生苦短、壯志難酬的慷慨悲涼，具有鮮明的時代和個性特征。
作為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有“三曹七子”之說，前者是指曹氏父子，後者指所謂“建安七子”，不過說實話，三曹自是大家很熟悉，但這七子中，除了孔融有個讓梨的故事外，其他有何人怕是幾無人能道出，最多也就是個考試時的名詞填空題而已。
要說七子中誰的文學成就最高，肯定是王粲了，如劉勰在《文心雕龍》說：“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即今山東濟甯金鄉人，早期依附劉表，但沒有被重用；曹操南征荊州時轉到曹門下，賜爵關内侯；魏王國建立時任侍中，後随曹操南征孫權，于北還途中病逝，終年41歲。
從簡介中可以看出，王粲是被封侯之人，至少在三國時代的這一大幫的文人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也是政治地位最高之人。
王粲在陳壽的《三國志》中是有傳的，共五百五十言，很是簡陋，對他早年的生活軌迹記載很少，大概是天資聰穎，精通數學、棋藝，熟悉前代典章禮儀，後來在曹操手下還經常參與朝廷的奏議和制度拟訂。
大凡有名的文人，這聰穎是必須的，除了如曾國藩這樣的特例；但在傳記中特别記載了他博聞強記的兩件事，一是王粲和友人同行，見道旁有一古碑，就站在那兒朗讀起來。友人問他：“你能背誦嗎?”答曰“能”；當即背身誦碑文，結果一字不差。
再有就是，王粲看别人下圍棋，有人不小心碰亂了棋子，他說能複原，下棋之人不信，讓他重擺，結果完全正确。
我是下圍棋的，作為對局之人，如果是深思熟慮地一步步下出，當局者是很容易複盤的，我不聰明，亦能為之，這個不能作為聰明之論證；倒是王粲是一旁觀者能複盤，隻能說明他認真的程度，當然那一目十行而不忘的背功，怕隻有同他差不多時期的巴蜀張松能相匹了。
王粲應該是長得很有所欠缺，他“容狀短小”，是一其貌不揚之人，但卻被當時的文壇大佬蔡邕所賞識，以至于蔡邕聽到王粲來拜訪他，竟然“倒屣迎之”，大有曹操之于許攸來投，或歐陽修聞張先來訪之喜出望外狀。
要說這蔡邕可是個人物，他“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他同曹操亦師亦友，還有個寫有《胡笳十八拍》的女兒蔡文姬，在當時的文壇可謂是領袖級之人。
當他評價王粲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後果然将其藏書贈與王粲，王死後有書過萬冊，十之七八來之蔡邕。
蔡邕這裡所說的“王公孫也”是向在座的客人介紹王粲，因他的祖上位漢之三公高位，故有此言，是以，這王粲是妥妥地官n代，在那看重門第的時代，王粲心中對如曹操這般出身之人，怕也很是看不起的吧。
有如此高官之出身，當官是沒問題的，他17歲便被授黃門侍郎，可别小看這官職，這是皇帝近侍之臣，可傳達诏令，食六百石，很是不錯了。
但逢董卓亂，他去江左附了劉表，而這皇家宗室，且“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厚偉壯”的劉景升卻以貌取人，很是不喜歡“貌寝而體弱通侻”的王粲，是以并未重用他。
相貌醜陋，又不拘小節，他不得重用達15年之久，正是在此期間，他登當陽城樓，寫下了他的代表作《登樓賦》。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 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臯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邱。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天慘慘、風蕭蕭，獸狂顧、鳥倦飛，原野阒寂，悄無人聲，一片凄清；王粲着意渲染寂寞凄涼的氣氛，勾勒出一幅《魂斷城樓圖》，有力地烘托了作者内心的凄怆慘恻，回環跌宕，感人肺腑，讀來令人黯然神傷。
此賦一出，後世便将登樓就與憂愁聯系起來了，後人在作品中常常提及，如杜甫詩中“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仲宣是王粲的字，此樓與黃鶴樓、晴川閣和嶽陽樓并稱“楚天四大名樓”，而這是專門為紀念王粲修建，可見家鄉人民還是很懷念他的。
賦中塑造了一位亂離人的形象，抒發了因久客他鄉，才能不得施展而産生的懷鄉思歸之情，以及懷才不遇之憂，傾吐了期望天下統一太平，自己能施展才能，建功立業的情懷。
懷才不遇，虛度年華是大多數不得志文人普遍的心理，在大詩人李商隐眼中，是将王粲同賈誼相提并論的，他在《安定城樓》中寫道：“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遊”，他的這首名作也為王粲揚名不少，而“王粲登樓”早已成為典故，散發着感人的魅力，吟唱至今。
其實要說王粲在劉表處不得重用怕也不合适，雖然我們不知道他在荊州任何官職，但他在朝堂上是有話語權的，他在劉表手下曾為其寫過幾篇有分量的文章，簡述自己對時政的看法，如《三輔論》、《荊州文學官志》等等。
《三輔論》是劉表為平定手下人叛亂而寫的一篇讨伐之文，以示師出有名；而在袁紹病逝後，兒子内亂争鬥，劉表為了勸和，讓王粲寫了《為劉荊州谏袁譚書》和《為劉荊州與袁尚書》，書中勸解袁氏兄弟毋作阋牆之鬥。
在這些文章中，王粲主張“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并号召聯手袁氏兄弟消滅曹操，當然，這些限于當時局勢未能實作，而曹操對這些文章，如對待将其祖宗八代都罵了個遍的陳琳一般，一笑置之。
是以，劉表也并不是不重用他，隻是将其視為一個文人而已，自然是不會将王粲作為心腹的；再說了，即使劉表當政不重用他，及劉琮繼位後他應該是核心層的人物了，不然，如何他能勸說劉琮投降曹操？
而曹操也是将此功勞記在他頭上的，不但授為丞相掾，還賜爵關内侯，從這兩個官職我們可以知道曹操是如何看重他，丞相掾可是屬于曹操私家辦公系統的人；而這賜爵封侯，那可是有食邑的，并且是要傳子孫的，飛将軍努力了一輩子也沒封侯，最終還是落了個“李廣難封”。
但是，僅憑這些就認為曹操重用了王粲，那就被這些表象蒙蔽了，曹操給他如此高的禮遇，作為一代枭雄的曹操，實際上是做給天下人看的，尤其是讓那些在割據勢力中有話語權的人看的。
後來的王粲在曹操集團中始終都是一個邊緣人物，曹操看重的隻是王粲的文學才華，而于政治和軍事，王粲豈是能同那郭嘉或荀彧一衆人相比，要問計也問不到你王大才子頭上來吧。
要說是因為王粲長相醜而不得志，這在劉表處有可能，但到了曹操這兒肯定就不是理由了，因為曹操本身長得就不漂亮，否則就不會有在接見匈奴使者時，讓崔琰捉刀了。
曹操于王粲隻是将其看作一個文學侍臣，當然不可能得到重用，加上曹操本人就是一個文學家，王粲的文學才能是否能入得曹公的法眼當是兩說，是以，生逢亂世的曹操需要的是能謀善斷的謀士，需要的是能征慣戰的武将，至于王粲這樣的文人，能有一口飯吃就很不錯啦。
曹操雖然沒有太重用王粲，但他的兩個寶貝兒子卻很賞識王粲，當然這是從文人角度來說的，王粲同曹丕、曹植的關系相當密切，有着很深的友誼。
曹丕、曹植亦非常尊重王粲，他們之間經常有詩賦往還，是以才有著名的“驢鳴悼亡”之典故；而曹植在王粲去世後，也寫了《王仲宣诔》的祭文，可見曹丕和曹植二人與王粲的交情确實非同尋常。
三國時期為曆史上最為混亂之時，你打我鬥的一片亂戰，文章轶失嚴重，陳壽寫《三國志》時，王粲的作品就沒多少了，言其“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而現在僅存20多篇，篇帙短小，大多為騷體。
除《登樓賦》外，大概就是《七哀詩》最為有名了，詩借月起興，以一個怨婦的口吻，委婉曲折地表現自己遭受打擊的悲涼境遇，抒發内心難以排遣的怨憤。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借問歎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獨栖。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明月高樓，月光清冷，思婦在月光的沐浴下傷歎着無盡哀愁，心緒如徘徊不止的流水輕輕晃動著，詩處處從思婦的哀怨着筆，句句暗寓詩人自己的遭遇，同他的仕途遭遇相一緻。
詩情與寓意渾然相融，意旨含蓄，音韻和諧曉暢，情感哀傷凄婉；此詩确是一首充分展現了“建安絕唱”特色的上乘作品。
王粲是因病去世的，但他的病卻很是蹊跷，早在他二十幾歲時，醫聖張仲景就曾告訴他已患病，要早作治療，不然到了40歲，眉毛就會脫落，半年後就會死去，現在服五石湯還可挽救。
但王粲不聽，自認為自己身體很好，張仲景多次勸說亦不當回事，果然二十年後眉毛開始脫落，半年後便去世了。
從現在的醫學臨床來看，王粲可能不止僅僅是落眉毛，應該還伴有其他症狀，是以，可能他得的是同“初唐四傑”的盧照鄰一樣的病，那是一種可怕的傳染性疾病，麻風病。
悲哀的是，時值戰亂，烽火狼煙，死屍赢野，瘟疫橫行，傳播速度快，波及範圍廣，建安七子中居然有五人死于傳染病，連這些有一定地位的人都難逃厄運，其他平民百姓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是以，正如曹植所言是：“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号泣之聲，或阖門而殪，或覆族而喪”，好悲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