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凡特和奧芬巴赫
“everything happens in threes”:凡事皆三。
一九六七年，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長篇小說《百年孤獨》出版。同年，古巴作家卡夫雷拉·因凡特的長篇小說《三隻憂傷的老虎》出版。同年，一隻暹羅貓出生。因凡特收養了她（反之亦然）。因為她常于深夜引吭高歌，其歌聲實在難以恭維，足以構成對巴赫（bach）的冒犯（offense），故由此得名：奧芬巴赫（offenbach）。
虎，虎，虎
因凡特的寫作就好像某種貓科動物命名術：給貓科動物命名，也用貓科動物命名其他。“死亡是看不見的老虎”，他在一部小說裡如是說，然後把這部小說命名為“三隻憂傷的老虎”——其實這已經是該書的第三個名字，他之前分别命名為“沒有邊緣的洞”和“熱帶黎明景觀”，直到老虎出山。果然凡事皆三。
作家自承這部小說真正的主人公是革命前夜的哈瓦那，而原書名tres tristes tigres是一個著名繞密碼的開頭，直譯過來就是：“三隻憂傷的老虎……”老虎象征着蠻荒之地和異國情調，憂傷可說是最文學化的情緒，至于“三”則是神秘的數字，在作者眼中代表着“可怖的不對稱”，“頭腦叢林中幽暗的閃光”。在兩希文化以降的源流中可以找到太多與“三”相關的文化符碼，最常見的便是猶太基督宗教傳統中三位一體的上帝。直譯成“三隻憂傷的老虎”，不失為有趣的書名，但損失也不可免：首先繞密碼的味道蕩然無存，中文裡“三隻憂傷的老虎”完全不繞口，作家這方面的意圖就落了空。我遍尋各種繞密碼大全，終究沒找到令人滿意的結果。如果為了凸顯語言遊戲色彩，選取不相幹的中文繞密碼做題目，在語義上、聯想軸上的指涉又會喪失。曾想出個差強人意的方案：《苦虎圖》。首先“苦ku-虎hu-圖tu”韻母重複，凸顯音韻上的疏異感；語義上“苦”勉強能和“triste”産生一點關聯，“虎”也幸存下來。至于“圖”，這部小說确實是一幅一九五八年份的哈瓦那夜遊圖。可是“三”哪裡去了？——題目這不是三個字麼。
其他語種的譯者前賢又是如何處理的？法語譯本并無懸念地翻譯成trois tristes tigres，毫不費力，羅曼語族同氣連枝，羨慕不得。德語按字面譯成drei traurige tiger。而英語譯家經過漫長的尋索（three sad tigers, three tired tigers, three flat tigers, three triped tigers, three-tongued tigers, three triggered triggers），最後譯成three trapped tigers，可以看到字義上有所犧牲：“triste（憂傷）”變成了“trapped（被困）”，但藉着同為西方拼音文字的優勢，成功保留了ttt的“類頭韻”形式。因凡特表示這已經是衆多選項中最不壞的一個，或者索性不譯，直接用西語原書名。作家還不無戲谑地加上一句：“歸根結底，還是得聽出版人的意見，他們是最好的裁判官。”出于同樣的理由，在漫長的上下求索之後，中文版還是老老實實地照字面翻譯，縱虎歸“名”。
《三隻憂傷的老虎》裡沒有老虎，有的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哈瓦那，出沒于酒吧、夜總會和濱海大道之間的夜行動物：作家、攝影師、演員、歌手和鼓手，及其他城市浪遊者。據說在哈瓦那夜生活黑話裡他們都可稱為“老虎”，這樣說來可遠不止三隻。因凡特在六十年代初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已經意識到，這些老虎在新的時代裡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滅絕。作為紙上的瀕危動物保護者，他能做的就是用超載的文字圈出一片記憶的保護區。
斑紋學入門
《三隻憂傷的老虎》自身就是一隻斑斓虎。書中曾把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紛繁人物比作老虎的斑紋：“……對老虎來說多一條斑紋算什麼？”動物學家告訴我們，每隻老虎的斑紋都是獨一無二的，盡管乍看上去隻是随機線條的混沌迷宮。斑紋是一種反秩序的秩序，就像富恩特斯在《西語美洲新小說》裡說的：“我們的作品必須是無秩序的作品，也就是說，作品中如果有一種可能的秩序，就是跟現今的秩序相反的秩序。”研究《紅樓夢》的學問簡稱“紅學”，研究《文心雕龍》的學問據說簡稱“龍學”（畢竟不能簡稱為“文學”），談論《三隻憂傷的老虎》不好稱“虎學”，索性稱之為“斑紋學”。斑紋學友善法門有三：曰對稱，曰離合，曰隐顯。
先說對稱。全書“序幕”從一個男人（夜店主持人）的獨白開始，“尾聲”以一個女人（公園裡的瘋女人）的獨白結束。開場時賓客如雲，散場時無人理會。如此這般對稱的斑紋不止一組，緊接“序幕”的“首秀”第一場，是小女孩用第一人稱講述童年轶事，而“尾聲”之前的“第十一次”，求診的女人也講了一個小女孩的憂傷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她童年時代的小朋友，但講到最後她忽然說：“有時候我想我的小朋友就是我。”
再看離合。可以從炫人眼目的斑紋中挑出離散的一束，比如“星星麗雅”的故事被分成八部分，都冠名為“她唱波麗露”，合在一起就成了這位傳奇黑人女歌手的小傳。而另一位女性角色的獨白卻是按數字命名：“第一次”“第二次”……講述勞拉·迪亞斯去看精神科醫生的十一次經曆。“星星麗雅”與勞拉（有人在她的名字laura裡讀出了aura“黎明”），一黑一白，一夜一晝，她們的故事錯落貫穿全書，神光離合，俨然一條條連綴呼應的斑紋。
三看隐顯。在斑紋叢中尋出若隐若現的幽眇紋路。比如“遊客”的故事講了四遍，說的是美國遊客坎貝爾夫婦的哈瓦那周末遊，坎貝爾先生講述在前，坎貝爾太太的勘誤在後，這算兩遍；緊接其後同樣的叙述者同樣的故事夫婦倆又各講了一遍，這就是四遍。到了後文才有交代，原來是某位美國作家坎貝爾的短篇小說被譯為西班牙語準備在雜志上刊發，卻因譯者裡内·萊阿爾（“leal”這個姓氏在西班牙語裡恰好是“忠實”的意思，絕妙的諷刺）太過直譯，生硬蹩腳，總編無奈之下隻得找人重譯：“西爾維斯特雷，裡内的翻譯很糟糕——這麼說是避免使用其他形容詞，那将是一句髒話。我懇求你在裡内稿子的基礎上另寫一稿。我也發給你英文原稿讓你看看裡内是怎麼完成……”此處總編的落款隻有gci三個字母，正是本書作者吉列爾莫·卡夫雷拉·因凡特的姓名縮寫，在現實中他的确曾擔任該雜志的主編。兩版譯文風格迥然不同，裡内那一版時序上本應在前，但書中卻在西爾維斯特雷的版本後出現，是最糟糕意義上的翻譯腔——作為中譯者我又遇上了翻譯生涯中的新挑戰，以前總要努力翻好，這裡卻要努力翻得糟，還得是讓人能一眼看出的糟糕——一味直譯硬譯死譯，還出現了不少望文生義的錯誤，比如“第一根手指”明顯是英文“first finger”的誤譯。但無論是裡内版本還是更流暢好讀的西爾維斯特雷版中，坎貝爾先生的講述都洋溢着濃濃的大男子主義腔，坎貝爾太太都在緻力于揭露丈夫的虛僞和自負，夫婦二人的共同之處則是新帝國公民莅臨老殖民地，居高臨下的傲慢與偏見：我看不懂的即無意義，與我不同者即缺陷——啊，這迷人又危險的他者！另外我們且不要忘了，坎貝爾先生在（小說的）現實中是位單身的小說家，坎貝爾太太其實是他的虛構。書中提到的“英文原稿”我們無從看到，因為本不存在，那是小說家因凡特的虛構。虛虛實實，是耶非耶，兩版沒有原文的譯文交織起文内文外的現實，俨然彼此對立又彼此映襯的斑紋，讓人初見時費解，再看時暈眩，三看時憂傷莫名。翻譯與原作，自我與他者，虛構與現實，種種有形的斑紋夾雜着層層隐蔽的紋路。
在全書的核心位置，把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遇刺的事件講了七遍，題為：“不同古巴作家筆下的托洛茨基之死，事發後或事發前”。從古巴革命的先驅何塞·馬蒂到傑出的女人類學家卡夫雷拉·莉迪亞（洛爾迦著名的《吉普賽謠曲》中就有一首題獻給她），從美洲巴洛克的集大成者萊薩馬·利馬、“神奇現實”的施洗者卡彭鐵爾到深受非洲文化影響的詩人尼古拉斯·紀廉，追摹七位經典作家的文風筆法，或華麗，或玄奧，或煞有介事，或繁複誇飾，以戲仿的方式濃縮了一部二十世紀古巴文學史，風格各異，煥然有章。看似炫技式的“風格練習”背後隐藏的是個人風格的消解：當一個人有七種腔調，七套筆墨，那麼到底哪個才是自己的聲音？當一樁事實可以用七種方式講述，那麼哪一種才是曆史的真實版本？或者說，本就不存在唯一的真實，曆史與記憶注定在講述中遭遇背叛？
背叛之書與命名術
《三隻憂傷的老虎》裡沒有正常意義上的反派人物。如果非要找出一個反派的話，因凡特說，那就是背叛。有人背叛了家庭，有人背叛了愛情，有人背叛了友情，有人背叛了老師，有人背叛了革命（或反之亦然），有人背叛了自己，“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當激動人心的偉業背離初心，烏托邦就成了敵托邦。《三隻憂傷的老虎》是一場事先張揚的背叛：“文學與曆史之間的任何雷同，均屬巧合”，本書開篇便作如是說。這就像波麗露舞曲中的海誓山盟，誰相信誰是傻瓜。随後又号稱“本書用古巴語寫作。也就是說，用古巴的各樣西班牙語方言來寫，而寫作不過是捕捉人聲飛舞的嘗試。”這是注定要失敗的嘗試，寫作或文字終究要背叛人聲。書裡不止一次出現“當時那情景真值得聽聽”“你真該聽聽”“不過還是得聽他自己說才更有味兒”以及類似的說明，而我們作為異時空中的讀者，當然不可能聽到。作者在暗示自身書寫的局限，以及背叛的宿命。想想全書卷首所引劉易斯·卡羅爾的話：“她試着想象蠟燭熄滅後會發出怎樣的光”，燭火熄滅後的光彩隻能在回憶中煥發，而追憶逝水年華就等于背叛失去的時間，就像書中庫埃突然問“我”能不能回憶起一個愛過的女人，在“我”做出肯定回答并詳加描述之後，庫埃卻悍然斷言“我”根本沒愛過，“那個女人不存在，是你剛剛編出來的……因為如果你真的愛，如果你真的愛過你什麼也不會記得，你根本記不住嘴唇是薄是厚。或者你能記住嘴但你不會記住眼睛如果你記住顔色你就記不住形狀，你永遠，永遠，永遠不可能做到記住頭發額頭眼睛嘴唇下巴和腿和穿鞋的腳還有個公園。永遠不可能。……你隻會看見那雙看着你的瞳孔，至于其他，相信我，都是文學創作。”都是文學創作，都是追“譯”逝水年華：往昔之于記憶，一如原文之于譯文，而“翻譯，即背叛”。
作者的另一自我，“老虎”們的精神導師牾斯忒羅菲冬語出驚人，他說真正的文學應該寫在空中，自己也是如此實踐：上面提到的托洛茨基遇刺記演義七種都是他的口頭創作，經弟子們錄音又違背老師的意願保留謄寫出來，造成雙重背叛：“被背叛的遺囑”與被背叛的空中文學。最諷刺的是，極力反對書寫的人卻以這樣一個綽号留名于世：牾斯忒羅菲冬（bustrófedon, boustrophedon）本義是書寫的方法，“牛耕式轉行書寫法（一種古代書寫法，由右至左，再由左至右互錯成行，古埃及語、古希臘語等曾用過這種書寫方法）”。字首bous-（βο??-）即古希臘語中的“牛”，是以我在發音近似的前提下特意選擇了牛字旁的“牾”，取“背逆”之義（“牾，逆也”），因為他總是逆潮流而動，與正常背道而馳。連牾斯忒羅菲冬也“背叛”過自己：作為狂熱的詞典讀者，語言遊戲的重度沉迷者，諧音的情人，回文的獵人，他不會不知道像回文這樣的遊戲隻能存在于文字中，因為顧名思義，回文讀起來正反都是一樣，“是對聽覺的欺騙”，是以必須寫出來。寫出來的回文是不得已的背叛（文字背叛聲音），被翻譯的回文是不可免的背叛（譯文背叛原文）。比如在書中牾斯忒羅菲冬引用的“dábale arroz a la zorra el abad”，字面意思就是“修道院院長給雌狐狸米吃”，我絞盡腦汁勉強翻譯為：“糊米烹米糊，胡寺僧飼狐”，雖說是拆句自行降低了難度，但好歹把回文譯成了回文，可稱背叛之背叛……
全書最後也是最長的部分bachata，原文是“歡鬧，舞會，派對”的意思，是以我音譯為“巴恰塔”的時候標明了恰恰舞的恰，同時考慮到bachata裡包含了巴赫的名字bach，我毅然決然将全書裡出現的“巴赫”都換成另一通用的譯名“巴哈”，以中文的字形相近（恰-哈）對應原文中的字母重合，也為了處理下文的語言遊戲：“我現在聽着巴哈在庫埃評點的間隙想象着如果牾斯忒羅斐冬活着會編出怎樣的語言遊戲：巴哈，巴哈士奇，巴士拉，巴士底坑（分布在水泥地上，打斷了濱海大道的空間連續），芭哈娃娃，巴哈瓦那，巴恰塔，巴恰恰恰——聽他用一個詞編出一部辭典。”這裡描寫的是兩位主人公，兩隻老虎跑得快，庫埃載着西爾維斯特雷驅車夤夜飛馳在哈瓦那的濱海大道上，廣播裡在放古典音樂，“庫埃一邊開車一邊哼着音樂搖頭晃腦，時而握拳向前表示forte（有力地），時而張手向下表示pianissimo（極弱），走下一級級無形的，想象的音樂階梯，好像手語專家在翻譯演說。……
——你難道聽不出老巴哈是怎樣擺弄d調嗎，怎麼設立他的模仿，怎麼讓變化出人意料地出現，但總是在主旋律允許和提示的情況下，從不提前，從不滞後，但仍能讓人驚奇？你不覺得他是個完全自由的奴隸？哈，老夥計，他比奧芬巴哈更好，我發誓，因為他在here，hier，ici，這裡，在這哈瓦那的憂傷裡，而不在什麼巴黎的歡樂裡。”
就在他大放厥詞的時候一曲終了，電台主持人開口：“女士們先生們，您剛才聽到的是d大調大協奏曲，作品第11号第3首，作曲安東尼奧·維瓦爾第。”據說這就是古巴文化中著名的choteo，《西班牙皇家語言學院詞典》簡潔地解釋為“戲弄，開玩笑”，而古巴學者如jorge ma?ach卻從中提煉出民族性的特質，即嘲弄自封的權威，不接受按部就班的現實，報之以微笑讪笑哈哈大笑。按書中人的說法：“這很古巴。在這裡必須把真話當俏皮話說才會被接受。”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全書充滿了各式各樣的俏皮話，諧音梗，以及明引暗藏的音樂、電影、文學典故“秀”……所有的饒舌與離題，東拉西扯旁敲側擊，都因為無法輕易說出最重要的名字。
一九七二年，因凡特被确診為“雙相情感障礙”，在倫敦的一家醫院中接受了22次電擊治療。他還主動要求醫生增大服藥量，因為感覺耳邊總回響着老虎的咆哮。醫生苦笑着回答：因凡特先生，我們醫院旁邊就是海德公園啊。
這位倫敦醫生沒能真正了解他的古巴同行（因凡特早年曾學醫，後來棄明投暗從文），就像書中給牾斯忒羅菲冬開顱的醫生，隻知道把患者的“語言嘔吐症”歸結為腦損傷。這隻在耳邊咆哮的看不見的老虎是死亡，是遭背叛的理想，回不去的往昔和故鄉，同時也是流亡中呓語和失語的自己。科幻電影愛好者因凡特常說，唯一的時間機器是打字機。他的寫作是貓科動物命名術&驅魔術，因為降服心魔之虎的最佳方式就是給它起個名字。
有一次攝影師内斯托爾·阿爾門德羅斯在老友因凡特家裡留宿，半夜夢見自己被老虎吞噬，驚醒時發現一隻十二磅重的暹羅貓正卧在自己胸前無聲凝視。它的名字是奧芬巴赫。
作者：範 晔
編輯：錢雨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