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轉自：貴州人民出版社編輯唐皓，特此說明。
明清之際，貴州人才蜂起。萬裡投荒的入黔官員、“俊傑之士，比于中州”的明清貴州進士、舉人，以“萬馬如龍出貴州”之勢聲名鵲起。厐思純先生所著的“明清貴州人物三部曲”聚焦明清貴州進士、舉人、官員，精選近百人，為他們樹立碑傳、書寫春秋這是“明清貴州人物三部曲”之《明清貴州七百進士》，該書初版時間為2005年（思純著.明清貴州七百進士[M].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現在再由貴州人民出版社修訂再版。
唐皓編輯稱：
貴州地處偏遠的西南山區，明清時交通十分落後，極其不便，有“連天際峰兮，飛鳥不通”一說，且經濟文化也十分落後。在明清兩朝543年間，能出“七百進士，六千舉人”的驕人成績，令今人刮目相看，驚詫不已！
這七百名進士個個有名有姓，有籍貫、有職位，還收錄在《明清進士題名錄》裡。黔中“七百進士，六千舉人”，“三鼎甲（狀元）一探花”，可謂“俊傑之士，比于中州”。在北京孔廟有進士題名的若幹長碑中，有詩記之：“孔廟巍巍文物豐，碑镌進士仰儒宗；名留七百為黔産，策動來茲重學風。”
其一，貴州在明清兩代，經過考試錄取的舉人有六千多名，進士七百多人。這個成績，以當時全國十八行省來說，應該算是中上，值得吾人引以為榮。
《明清貴州七百進士》一書，從七百名進士中挑選出對國家、民族、地方文化有重大貢獻及影響的五六十人，以年月為經，以人才為緯，将曆史文化，地理環境，時代背景，家學師承，人格操守，才華學識，業績事功，一一介紹給讀者。
如明代四大理學家之一孫應鳌：孫應鳌，貴州清平衛（今凱裡市爐山鎮）人，嘉靖三十年（公元1552年）進士。他是首任國子監祭酒，一生著述甚豐，以崇制、好學、論心、立志、破迷、修行等十六條文來闡明自己的教育主張。他整頓儒學，倡導笃實學風。他的思想理論基礎來自哲學家王陽明的思想體系。他繼承了王陽明的心學理論，提出了以仁為本的心學，将作為道德範疇的“仁”推及宇宙萬物，旨在淨化社會風氣，緩和社會沖突。他認為“仁”是一切美德的基礎，是最大的美德。識仁、求仁、達于仁，德就有了基礎，有仁愛之心，則有同情之心、好息之心、義勇之心，正如他的著作《淮海易譚》中所言：“故合禮者，合此仁也；知義者，知此仁也；幹事者，幹此仁也。”他的著作内容涉及文史哲及政治、經濟、教育、音樂等領域，如《論學會編》《春秋節要》《雍論》《溫純恭毅集》 等。
其二，試舉幾位代表人物。丁寶桢，貴州織金人，與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沈葆桢等人齊為“中興名臣”。在任山東巡撫及四川總督時，丁寶桢面對内憂外患，國勢日蹙，政治黑暗，亂象疊起的社會現實，始終以救國救民為己任，興修水利，誅殺宦逆，整頓吏治，興辦洋務，體恤民困。時人對他的清風亮節推崇備至，贊其操守“清絕一世”。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夏四月，丁寶桢在山東巡撫任上，敢于誅殺慈禧太後寵幸的太監安德海，緻使朝野震驚，博得天下交口稱頌。丁寶桢對做官的目的表述更為深刻。他對出任山西蒲州知府的長子丁體常語重心長地說：“做官以愛民養民為第一要事，即所謂報國者亦不外此。愛民為國本，培養民氣就是培養國脈。得民心樂，民氣和則不亂，而國家于以平康，此即報國也，爾以後務時時體察此言，言心照辦。”做官“尤重表率”“持心須公正，操守須廉潔，作事要勤速，問案要細心”。他訓誡體常，要“夙寤晨興，憂勞而妊”；要“受辱不驚，受寵若驚”；要“居安思危”勿“在樂忘憂”；要把宦海的浮沉和個人的得失看得淡漠，但對自己的人格和情操卻要看重。丁寶桢高風亮節的人格魅力和愛憎分明的為官之道，于今天的為官者亦有榜樣與表率作用。正是在丁寶桢的諄諄教育下，丁體常一生清廉自守，憂國憂民，最終成為晚清政壇上頗有清名的大吏。
其三，康熙年間參編《康熙字典》的周起渭等。貴陽城郊的青岩古鎮，是卧虎藏龍之地，康熙年間青岩騎龍出了一個叫周起渭的進士，他才華橫溢，名噪京華，被時人稱視為“力持風雅，上司群彥”的文壇領袖。其參與編纂《康熙字典》，為中華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青岩鎮上的團總趙國澍是鹹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青岩教案引起中法外交沖突的關鍵人物，其子三人中進士，一人中經魁，其中趙以炯系光緒十二年（公元1886年）丙成科狀元，亦即貴州曆史上第一個狀元。
清代貴州的人才具有鮮明地域色彩，并以家族、親緣和師承關系的文人群體為主導，是以不少家族人才輩出，屢登科名，如黃家一門四進士。黃輔相、黃輔辰兄弟為道光進士。黃輔辰之子黃彭年，亦為道光進士，其為官清正，博學多才， 曾被川督駱秉章，直隸總督李鴻章，陝西巡撫劉蓉、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所倚重。他長于史志，精于輿地，有“通志巨擘”之譽。
其四，建立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的李端棻。李端棻是戊戌變法時維新派的重要人物，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進士。其弟李端矩、李端榮系光緒進士。李端棻一生憂國憂民，關心教育，曾疏清建立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并向光緒帝上《清推廣學折》，對中國的維新運動及新式教育貢獻甚大。
總而言之，從史料考證來看：“明清貴州有舉人六千來人，許多人雖沒有進入進士之列，卻在不同的領域大展光華，彪炳千秋。如沙灘文化的鄭珍、莫友芝和黎庶昌，前二人是舉人，後者僅廪生，然而他們在詩歌、散文、漢學和方志學上的成就，卻是海内稱譽，人所欽仰的。” 對曆史文化遺産，要研究，要發掘，要批判地繼承和發揚。貴州人民出版社這次修訂并再次出版《明清貴州七百進士》，有許多理性的思索，該書以雄辯的事實， 破除了“貴州無人”的曆史偏見，再次向世人明證：“七百進士，六千舉人”，是貴州“比于中州”的文化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