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转自：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唐皓，特此说明。
明清之际，贵州人才蜂起。万里投荒的入黔官员、“俊杰之士，比于中州”的明清贵州进士、举人，以“万马如龙出贵州”之势声名鹊起。厐思纯先生所著的“明清贵州人物三部曲”聚焦明清贵州进士、举人、官员，精选近百人，为他们树立碑传、书写春秋这是“明清贵州人物三部曲”之《明清贵州七百进士》，该书初版时间为2005年（思纯著.明清贵州七百进士[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现在再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
唐皓编辑称：
贵州地处偏远的西南山区，明清时交通十分落后，极其不便，有“连天际峰兮，飞鸟不通”一说，且经济文化也十分落后。在明清两朝543年间，能出“七百进士，六千举人”的骄人成绩，令今人刮目相看，惊诧不已！
这七百名进士个个有名有姓，有籍贯、有职位，还收录在《明清进士题名录》里。黔中“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状元）一探花”，可谓“俊杰之士，比于中州”。在北京孔庙有进士题名的若干长碑中，有诗记之：“孔庙巍巍文物丰，碑镌进士仰儒宗；名留七百为黔产，策动来兹重学风。”
其一，贵州在明清两代，经过考试录取的举人有六千多名，进士七百多人。这个成绩，以当时全国十八行省来说，应该算是中上，值得吾人引以为荣。
《明清贵州七百进士》一书，从七百名进士中挑选出对国家、民族、地方文化有重大贡献及影响的五六十人，以年月为经，以人才为纬，将历史文化，地理环境，时代背景，家学师承，人格操守，才华学识，业绩事功，一一介绍给读者。
如明代四大理学家之一孙应鳌：孙应鳌，贵州清平卫（今凯里市炉山镇）人，嘉靖三十年（公元1552年）进士。他是首任国子监祭酒，一生著述甚丰，以崇制、好学、论心、立志、破迷、修行等十六条文来阐明自己的教育主张。他整顿儒学，倡导笃实学风。他的思想理论基础来自哲学家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他继承了王阳明的心学理论，提出了以仁为本的心学，将作为道德范畴的“仁”推及宇宙万物，旨在净化社会风气，缓和社会矛盾。他认为“仁”是一切美德的基础，是最大的美德。识仁、求仁、达于仁，德就有了基础，有仁爱之心，则有同情之心、好息之心、义勇之心，正如他的著作《淮海易谭》中所言：“故合礼者，合此仁也；知义者，知此仁也；干事者，干此仁也。”他的著作内容涉及文史哲及政治、经济、教育、音乐等领域，如《论学会编》《春秋节要》《雍论》《温纯恭毅集》 等。
其二，试举几位代表人物。丁宝桢，贵州织金人，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等人齐为“中兴名臣”。在任山东巡抚及四川总督时，丁宝桢面对内忧外患，国势日蹙，政治黑暗，乱象迭起的社会现实，始终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兴修水利，诛杀宦逆，整顿吏治，兴办洋务，体恤民困。时人对他的清风亮节推崇备至，赞其操守“清绝一世”。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夏四月，丁宝桢在山东巡抚任上，敢于诛杀慈禧太后宠幸的太监安德海，致使朝野震惊，博得天下交口称颂。丁宝桢对做官的目的表述更为深刻。他对出任山西蒲州知府的长子丁体常语重心长地说：“做官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即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爱民为国本，培养民气就是培养国脉。得民心乐，民气和则不乱，而国家于以平康，此即报国也，尔以后务时时体察此言，言心照办。”做官“尤重表率”“持心须公正，操守须廉洁，作事要勤速，问案要细心”。他训诫体常，要“夙寤晨兴，忧劳而妊”；要“受辱不惊，受宠若惊”；要“居安思危”勿“在乐忘忧”；要把宦海的浮沉和个人的得失看得淡漠，但对自己的人格和情操却要看重。丁宝桢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和爱憎分明的为官之道，于今天的为官者亦有榜样与表率作用。正是在丁宝桢的谆谆教育下，丁体常一生清廉自守，忧国忧民，最终成为晚清政坛上颇有清名的大吏。
其三，康熙年间参编《康熙字典》的周起渭等。贵阳城郊的青岩古镇，是卧虎藏龙之地，康熙年间青岩骑龙出了一个叫周起渭的进士，他才华横溢，名噪京华，被时人称视为“力持风雅，领导群彦”的文坛领袖。其参与编纂《康熙字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青岩镇上的团总赵国澍是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青岩教案引起中法外交冲突的关键人物，其子三人中进士，一人中经魁，其中赵以炯系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丙成科状元，亦即贵州历史上第一个状元。
清代贵州的人才具有鲜明地域色彩，并以家族、亲缘和师承关系的文人群体为主导，因此不少家族人才辈出，屡登科名，如黄家一门四进士。黄辅相、黄辅辰兄弟为道光进士。黄辅辰之子黄彭年，亦为道光进士，其为官清正，博学多才， 曾被川督骆秉章，直隶总督李鸿章，陕西巡抚刘蓉、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所倚重。他长于史志，精于舆地，有“通志巨擘”之誉。
其四，建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李端棻。李端棻是戊戌变法时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进士。其弟李端矩、李端荣系光绪进士。李端棻一生忧国忧民，关心教育，曾疏清建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并向光绪帝上《清推广学折》，对中国的维新运动及新式教育贡献甚大。
总而言之，从史料考证来看：“明清贵州有举人六千来人，许多人虽没有进入进士之列，却在不同的领域大展光华，彪炳千秋。如沙滩文化的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前二人是举人，后者仅廪生，然而他们在诗歌、散文、汉学和方志学上的成就，却是海内称誉，人所钦仰的。” 对历史文化遗产，要研究，要发掘，要批判地继承和发扬。贵州人民出版社这次修订并再次出版《明清贵州七百进士》，有许多理性的思索，该书以雄辩的事实， 破除了“贵州无人”的历史偏见，再次向世人明证：“七百进士，六千举人”，是贵州“比于中州”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