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沒有人，他的一生皆是一帆風順的。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民大衆自不必說，即使高高在上的帝王，他們的一生也是波瀾起伏的。這就要說到我黨成立早期，那可是幾經磨難，一次次從險境中另辟新徑，一點點壯大起來，才開創了我們偉大的新中國。
比如我們熟知的紅軍長征，就是一段艱辛的磨難，當初一起參加行征的将士們，最終抵達陝北完成長征壯舉的，不足八分之一。那些人不是壯烈犧牲，就是掉隊失散。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沒有遵義會議的正确決定，由主席接手紅軍的軍事指揮權，那中央紅軍到底能不能完成長征，都是個未知數。能夠促成這一會議以及會議中的正确主張，都要感謝王稼祥。不過今天我們所說的不是他，而是在會議上與主席“唱反調”的凱豐同志。
凱豐，1906年生于江西萍鄉，此時他的名字叫作何克全。相比周圍的鄉鄰，他們家的家境還是不錯的，是以說凱豐是幸運的，喜好學習讀書的他能在家人支援下不斷前行。
19歲那年，凱豐考入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此時随着國内革命運動的高漲，新文化運動的傳播，武漢已經成為湖北全省接受新式思想、進步文化的最前沿，而各所學校則成為思想最集中、最燦爛的場所。
求學期間，凱豐除了更加努力地學習，也在不斷開拓自己的眼界、學識，通過閱讀大量進步書刊，他的人生觀念也有所轉變。1927年正是我黨事業遭遇低谷期，凱豐卻在此時加入了共青團，正式投身轟轟烈烈的革命事業。
血的教訓令我黨認識到，與敵對勢力進行革命鬥争，更需要一批優秀的革命人才。當年黨組組就從年輕團員黨員中，挑選出一些黨性強、學曆高的成員安排去莫斯科學習，幸運地凱豐成為他們中的一員，而這段經曆對他以後在我黨中的發展幫助非常大。
赴蘇學習期間，凱豐結識很多從國内過來的優秀黨員，數年的相處讓他們結下深厚的友誼，凱豐與博古就成了無話不談的摯友。
1930年，凱豐結束三年的留學生涯，回到了祖國。他們這批留蘇黨員都被予以重用，僅僅數月之後凱豐就擔任團中央巡視員，後調到廣東擔任共青團省委書記。
雖說凱豐仕途順利、職務很高，但不能忽視的是，他們的工作環境非常危險，位于白區就有可能因身份暴露被捕入獄。他在這個職位上幹了四個月就被叛徒出賣被捕入獄，幸運地是在黨組織營救下，三個月後凱豐被營救出獄。不過這三個月在獄中的遭遇，也是常人無法想象的，是當初的誓言和革命意志讓凱豐堅持了下來。
1933年，随着上海革命環境的惡化，中央各機關都調往蘇區，凱豐也來到了中央蘇區。此前在主席、朱老總等人的上司下，中央紅軍已經粉碎三次敵軍的“圍剿”進攻，第四次反“圍剿”作戰也是勝利在望。
不過随着臨時中央的到來，軍事指揮權轉而由博古、李德等人負責，可惜因為錯誤的軍事鬥争路線，中央紅軍沒有粉碎第五次“圍剿”，蘇區形勢反而岌岌可危，最後隻能進行軍事轉移，開始了長征。
值得一提的是，在博古的提攜下，凱豐在黨内地位水漲船高，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執行委員等，要知道開國功勳彭老總此時也隻是中央候補委員，凱豐的地位比元帥都高。
長征之初，中央紅軍沖破了數道封鎖線，造成很大的傷亡，特别是湘江之戰，原本八萬餘人的隊伍，如今隻剩下兩萬多人，巨大的傷亡數字令全軍官兵士氣低落。在這種背景下，主席提出放棄原來的行軍路線，轉而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的想法，得到王稼祥、張聞天等人的支援，并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
會議中，博古、主席等人都有發言，但是意見相左，關鍵時刻是王稼祥不顧受傷的身體，掙紮站起來進行了發言，表示對主席的全力支援。正因為他關鍵的一票，最終通過撤銷博古等人軍事指揮權，由主席接任的正确決定。
見博古等人受到嚴厲批評，指揮權要被剝奪，有一人坐不住了，這個人就是凱豐。
據聶帥回憶，會議召開前，凱豐就找過他談話，希望聶帥能夠支援博古，可惜事與願違。後來見到自己的訴求沒有通過，心急的他竟對主席進行了質疑和挖苦。因為凱豐對博古軍事路線上的錯誤缺乏認識，盲目支援博古，并與主席“唱反調”，會議結束後，凱豐被撤銷紅九軍團團中央代表的職務。
随後幾個月，中央紅軍在主席上司下，順利擺脫困境，擺脫敵人的追捕和阻截，終于從險境中脫離出來，挽救了中央紅軍。事實擺在眼前，也令凱豐認識到當初自己的錯誤，對主席的态度有了巨大的轉變，甚至成了主席的忠誠支援者。
在一次會議上，凱豐曾說出這樣的話：
“各位同志，我宣布收回之前在遵義會議上的發言和觀點，以後堅決擁護毛澤東同志來上司我們紅軍。事實證明他的主張是正确的，誰反對毛澤東同志，我就反對誰”。
對于凱豐能夠很快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改變自己的态度，所有人都是非常滿意的。本質上來說，凱豐是一位對黨忠誠、能力出衆的優秀革命者，既然他有如此大的變化，組織也不會放棄這樣一位好同志，不久後凱豐恢複原先的職務，到達陝北後還當選為宣傳部代部長。
值得一提的是，凱豐文采出衆，催人奮進的抗大校歌的歌詞就是凱豐創作的，當時主席看後說“寫得真不錯，完全符合抗大的辦學方針”。
抗戰時期，凱豐基本上都是負責我黨的宣傳，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而著名的中央編譯局也是他一手籌辦的，為我黨翻譯、編譯大量革命著作。
建國之初，凱豐曾任沈陽市委書記，為這個東北工業重鎮的經濟恢複、建設、發展做出極大的貢獻。不過組織考慮到，凱豐同志更适合搞宣傳，畢竟當了這麼多年宣傳部長，工作經驗比誰都豐富。
從1952年開始，凱豐擔任宣傳部副部長。此時的凱豐心裡有了新的規劃，希望在新時代的宣傳事業上發揮自己的餘光。可是幾十年的戰鬥生涯嚴重損失他的身體，1955年3月23日，凱豐因病去世，享年49歲。
縱觀凱豐的一生，或許略有瑕疵，不是那麼太完美，但不能否認這麼多年來，他為黨、人民解放事業所做的貢獻，當年那位不太成熟的馬列主義革命者，早已成為一位功勳卓越的革命家，可惜他的早逝沒有為新中國作更大的貢獻，這是我們的巨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