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史的長河中，有人被埋沒，有人被頌揚，那些能留存在曆史記憶裡的，必然有其閃光點和獨到的曆史意義。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這個人——凱豐，就是其中一位被蒙塵的珍珠。他有着真才實學，是一位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堅定的共産主義戰士，卻因種種原因不被大衆所熟知。1906年2月，凱豐出生在江西萍鄉一個普通人民家庭。他原名叫做何可全，因年少讀書，他思想較為開放進步，為人熱忱坦率，積極參與學生運動，還有一根硬筆杆，經常撰寫一些評論時政的文章。1926年1月，他加入共青團從事宣傳、理論工作，自從開啟他的傳奇人生。
作為俄羅斯學成歸國的理論專家，凱豐在第六屆五中全會上正式邁入權力中心，自此确立了他的上司地位和不可替代性。他與王明、博古都是堅定的理論者，是從事“左傾”軍事運動的踐行者。曾經多次在公開場合與毛主席唱反調，在多個會議上發表了和毛主席相悖的言論，尤其是在遵義會議上堅決反對對博古指揮權的撤銷。他的這些錯誤思想，也為其日後的政治立場定下了不好的基調，他的政治生命不算長，曆史史料中對凱豐的記載也比較少，導緻大衆對他知之甚少。
面對毛主席的質疑，凱豐的思想一直都非常頑固，認為自己有先進的理論知識，而毛主席等人不過是“泥腿子”，甚至有些氣傲地表示，“誰正确，誰錯誤，走着瞧”。也正是因為凱豐的理論導向是以實踐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表現出較為嚴重的脫離中國現實實際需求，後來在中央的多次會議中，都曾對凱豐等人在“左傾”運動上的軍事錯誤，也讓凱豐在毛主席心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打下了“理論家”的烙印。
凱豐因踐行理論而站在了并非完全正确的立場上，這也是作為理論家無法逃脫的一個曆史必然性，他雖然和毛主席多次強調的不能以政治目的為山頭根基的告誡相違背，但這并不代表他不是堅定的革命家，不是全心全意在為解放民族的事業而奮鬥，他仍然是我們革命不可或缺的一枚将才。随着革命的不斷深入，凱豐也逐漸認識到了自己的不足之處，慢慢從軍事行動向理論行動進行轉型。1935年6月，經過兩個月的深思熟慮，凱豐痛定思痛，決定轉變思想，走上堅決擁護毛主席的政治路線。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由于事發突然，毛主席緊急派遣凱豐随行，凱豐以理論為切入點，簡要地分析了當下的形勢，并積極與，毛主席等人商讨政策，最後決定将紅軍大學遷移到延安，并改名為抗日軍事大學。此一事，也讓毛澤東等人看到了凱豐在豐富理論上的經驗和本領。此後，在長征途中最精要的政治事件中，凱豐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比如他敏銳地捕捉到了張國焘的理論錯誤，并且在短時間内即引用了大量内部檔案對張國焘的理論路線進行了嚴厲批評，由此打響了“反張國焘理論運動”的第一槍。張國焘作為凱豐的老鄉，被凱豐批評後極為惱火，他無法了解凱豐的政治轉向，随即也展開了一場對凱豐的“反擊”活動。凱豐堅決反對張國焘分裂中央、分裂紅軍的行徑，面對張國焘反擊運動毫不畏懼退縮，有效地保護了中央内部的統一性，證明了凱豐以馬克思主義為實踐的政治根基，并且能夠知錯就改、公正客觀，同時也彰顯了凱豐過人的理論和宣傳天賦，曾一度讓張國焘認為，凱豐将在未來出任宣傳部部長。但凱豐也因為反擊運動的擴大化，險些釀成悲劇，毛主席嚴厲批評了凱豐的擴大化行為，凱豐也及時進行了自我批評和總結。1941年9月，凱豐已經成為毛澤東身邊舉足輕重的人物，毛澤東也曾多次表彰凱豐的理論工作。可惜的是，由于他曾經錯誤的政治基調，凱豐在1942年的中央委員評選中落敗。
中國成立後，凱豐被中央委派沈陽擔任市委書記，他堅決擁護毛澤東“嚴明治黨，不搞山頭”的政治路線，嚴厲打擊沈陽的“獨立王國”風氣，為糾正沈陽不正之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毛澤東也給予凱豐的工作極高的表彰評價，并且大力支援凱豐敢于鬥争、反對霸道的政治路線。1955年3月23日，凱豐在京因病逝世。雖然凱豐的革命路線有所偏頗，但他為理論實踐路線留下了豐富的政治遺産。他為革命、為人民、為解放事業做出的重要貢獻無法被磨滅，他兢兢業業、任勞任怨、不計得失、清正廉潔的崇高品質，仍然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