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在1931年成為總負責，當時他年僅24歲，是最年輕的負責人。博古在擔任負責人後，因為輕信“洋顧問”李德，導緻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也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被迫長征。
客觀來說，長征初期的紅軍也極其艱難，尤其是前有堵截後有追兵，而長征初期的湘江戰役更是讓紅軍的掩護部隊幾乎損失殆盡。因為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做出的一些錯誤舉措，博古備受争議，好在1935年1月，我黨成功召開了遵義會議，遵義會議解除了博古與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挽救了紅軍。
遵義會議上，因為博古的所作所為，大部分人都同意解除他的職務，不過，卻有一人堅定地站出來擁護博古，并且不同意解除博古的軍事指揮權與總負責的職務，此人是誰呢？他後來的結局如何呢？
他就是凱豐。凱豐出生于1905年，江西人，他和博古有着相似的經曆，比如都曾在蘇聯求學過，也正是因為與博古一起在蘇聯留學，是以他們結成了至交。凱豐很早就已經入黨，後來在黨中也一直有着不低的地位，可是他的名氣卻沒有博古那麼大，隻擔任了候補委員等職務。
也可能是兩人交情頗深的緣故，是以在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大部分人都同意解除博古的負責人職務，而凱豐卻不同意，但這并不代表凱豐是一個剛愎自用、聽不進别人意見的人，相反他是懂進退、明是非，有着大将風範的人。後來紅軍在長征中的遭遇證明了解除博古指揮權的正确，是以凱豐很快就當衆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并意識到了博古的“左”傾路線為紅軍帶來了多麼大的傷害。
其實，在長征之前，作為博古的好友，凱豐始終認為博古的作戰政策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家都冤枉了他，然而在經曆了漫長而艱難的長征之後，凱豐改變了看法，他看到了在博古政策下頑強不息可卻不斷面臨生死博弈的紅軍将士們的臉，他看到了無數紅軍内心真正的追求……
長征不僅改變了凱豐的行事作風，也讓凱豐對我黨的路線有了更清晰的認知，是以後來他并沒有再一昧支援博古了，而是了解了組織的決定，也諒解了那些和自己起過紛争的同僚們。此後，凱豐在南方局擔任過常委，也在延安宣傳和主持了一系列文化活動，抗日勝利的那一年，他更是被提拔為了東北局宣傳部長。
新中國成立後，凱豐一直兢兢業業地活躍在崗位上，受組織的安排，他曾任多個職位，無論他被配置設定到哪個工作領域，他都十分認真負責，從不因工作内容的瑣碎就敷衍了事。秉持着這樣的工作态度，他一直備受組織器重，然而因為工作關系，多年來他的身體落下了不少毛病，随着工作内容的加大和身上的擔子越來越重，凱豐終于還是倒了下去。
1955年，凱豐因病逝世，那年他年僅4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