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人被埋没，有人被颂扬，那些能留存在历史记忆里的，必然有其闪光点和独到的历史意义。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人——凯丰，就是其中一位被蒙尘的珍珠。他有着真才实学，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却因种种原因不被大众所熟知。1906年2月，凯丰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普通人民家庭。他原名叫做何可全，因年少读书，他思想较为开放进步，为人热忱坦率，积极参与学生运动，还有一根硬笔杆，经常撰写一些评论时政的文章。1926年1月，他加入共青团从事宣传、理论工作，自从开启他的传奇人生。
作为俄罗斯学成归国的理论专家，凯丰在第六届五中全会上正式迈入权力中心，自此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和不可替代性。他与王明、博古都是坚定的理论者，是从事“左倾”军事运动的践行者。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与毛主席唱反调，在多个会议上发表了和毛主席相悖的言论，尤其是在遵义会议上坚决反对对博古指挥权的撤销。他的这些错误思想，也为其日后的政治立场定下了不好的基调，他的政治生命不算长，历史史料中对凯丰的记载也比较少，导致大众对他知之甚少。
面对毛主席的质疑，凯丰的思想一直都非常顽固，认为自己有先进的理论知识，而毛主席等人不过是“泥腿子”，甚至有些气傲地表示，“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也正是因为凯丰的理论导向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出较为严重的脱离中国现实实际需求，后来在中央的多次会议中，都曾对凯丰等人在“左倾”运动上的军事错误，也让凯丰在毛主席心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打下了“理论家”的烙印。
凯丰因践行理论而站在了并非完全正确的立场上，这也是作为理论家无法逃脱的一个历史必然性，他虽然和毛主席多次强调的不能以政治目的为山头根基的告诫相违背，但这并不代表他不是坚定的革命家，不是全心全意在为解放民族的事业而奋斗，他仍然是我们革命不可或缺的一枚将才。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凯丰也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慢慢从军事行动向理论行动进行转型。1935年6月，经过两个月的深思熟虑，凯丰痛定思痛，决定转变思想，走上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政治路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由于事发突然，毛主席紧急派遣凯丰随行，凯丰以理论为切入点，简要地分析了当下的形势，并积极与，毛主席等人商讨策略，最后决定将红军大学迁移到延安，并改名为抗日军事大学。此一事，也让毛泽东等人看到了凯丰在丰富理论上的经验和本领。此后，在长征途中最精要的政治事件中，凯丰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比如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张国焘的理论错误，并且在短时间内即引用了大量内部文件对张国焘的理论路线进行了严厉批评，由此打响了“反张国焘理论运动”的第一枪。张国焘作为凯丰的老乡，被凯丰批评后极为恼火，他无法理解凯丰的政治转向，随即也展开了一场对凯丰的“反击”活动。凯丰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行径，面对张国焘反击运动毫不畏惧退缩，有效地保护了中央内部的统一性，证明了凯丰以马克思主义为实践的政治根基，并且能够知错就改、公正客观，同时也彰显了凯丰过人的理论和宣传天赋，曾一度让张国焘认为，凯丰将在未来出任宣传部部长。但凯丰也因为反击运动的扩大化，险些酿成悲剧，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凯丰的扩大化行为，凯丰也及时进行了自我批评和总结。1941年9月，凯丰已经成为毛泽东身边举足轻重的人物，毛泽东也曾多次表彰凯丰的理论工作。可惜的是，由于他曾经错误的政治基调，凯丰在1942年的中央委员评选中落败。
中国成立后，凯丰被中央委派沈阳担任市委书记，他坚决拥护毛泽东“严明治党，不搞山头”的政治路线，严厉打击沈阳的“独立王国”风气，为纠正沈阳不正之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毛泽东也给予凯丰的工作极高的表彰评价，并且大力支持凯丰敢于斗争、反对霸道的政治路线。1955年3月23日，凯丰在京因病逝世。虽然凯丰的革命路线有所偏颇，但他为理论实践路线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他为革命、为人民、为解放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无法被磨灭，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计得失、清正廉洁的崇高品质，仍然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