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人，他的一生皆是一帆风顺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大众自不必说，即使高高在上的帝王，他们的一生也是波澜起伏的。这就要说到我党成立早期，那可是几经磨难，一次次从险境中另辟新径，一点点壮大起来，才开创了我们伟大的新中国。
比如我们熟知的红军长征，就是一段艰辛的磨难，当初一起参加行征的将士们，最终抵达陕北完成长征壮举的，不足八分之一。那些人不是壮烈牺牲，就是掉队失散。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的正确决定，由主席接手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那中央红军到底能不能完成长征，都是个未知数。能够促成这一会议以及会议中的正确主张，都要感谢王稼祥。不过今天我们所说的不是他，而是在会议上与主席“唱反调”的凯丰同志。
凯丰，1906年生于江西萍乡，此时他的名字叫作何克全。相比周围的乡邻，他们家的家境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凯丰是幸运的，喜好学习读书的他能在家人支持下不断前行。
19岁那年，凯丰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此时随着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新文化运动的传播，武汉已经成为湖北全省接受新式思想、进步文化的最前沿，而各所学校则成为思想最集中、最灿烂的场所。
求学期间，凯丰除了更加努力地学习，也在不断开拓自己的眼界、学识，通过阅读大量进步书刊，他的人生观念也有所转变。1927年正是我党事业遭遇低谷期，凯丰却在此时加入了共青团，正式投身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
血的教训令我党认识到，与敌对势力进行革命斗争，更需要一批优秀的革命人才。当年党组组就从年轻团员党员中，挑选出一些党性强、学历高的成员安排去莫斯科学习，幸运地凯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这段经历对他以后在我党中的发展帮助非常大。
赴苏学习期间，凯丰结识很多从国内过来的优秀党员，数年的相处让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凯丰与博古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
1930年，凯丰结束三年的留学生涯，回到了祖国。他们这批留苏党员都被予以重用，仅仅数月之后凯丰就担任团中央巡视员，后调到广东担任共青团省委书记。
虽说凯丰仕途顺利、职务很高，但不能忽视的是，他们的工作环境非常危险，位于白区就有可能因身份暴露被捕入狱。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四个月就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幸运地是在党组织营救下，三个月后凯丰被营救出狱。不过这三个月在狱中的遭遇，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是当初的誓言和革命意志让凯丰坚持了下来。
1933年，随着上海革命环境的恶化，中央各机关都调往苏区，凯丰也来到了中央苏区。此前在主席、朱老总等人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已经粉碎三次敌军的“围剿”进攻，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也是胜利在望。
不过随着临时中央的到来，军事指挥权转而由博古、李德等人负责，可惜因为错误的军事斗争路线，中央红军没有粉碎第五次“围剿”，苏区形势反而岌岌可危，最后只能进行军事转移，开始了长征。
值得一提的是，在博古的提携下，凯丰在党内地位水涨船高，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执行委员等，要知道开国功勋彭老总此时也只是中央候补委员，凯丰的地位比元帅都高。
长征之初，中央红军冲破了数道封锁线，造成很大的伤亡，特别是湘江之战，原本八万余人的队伍，如今只剩下两万多人，巨大的伤亡数字令全军官兵士气低落。在这种背景下，主席提出放弃原来的行军路线，转而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想法，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并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
会议中，博古、主席等人都有发言，但是意见相左，关键时刻是王稼祥不顾受伤的身体，挣扎站起来进行了发言，表示对主席的全力支持。正因为他关键的一票，最终通过撤销博古等人军事指挥权，由主席接任的正确决定。
见博古等人受到严厉批评，指挥权要被剥夺，有一人坐不住了，这个人就是凯丰。
据聂帅回忆，会议召开前，凯丰就找过他谈话，希望聂帅能够支持博古，可惜事与愿违。后来见到自己的诉求没有通过，心急的他竟对主席进行了质疑和挖苦。因为凯丰对博古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缺乏认识，盲目支持博古，并与主席“唱反调”，会议结束后，凯丰被撤销红九军团团中央代表的职务。
随后几个月，中央红军在主席领导下，顺利摆脱困境，摆脱敌人的追捕和阻截，终于从险境中脱离出来，挽救了中央红军。事实摆在眼前，也令凯丰认识到当初自己的错误，对主席的态度有了巨大的转变，甚至成了主席的忠诚支持者。
在一次会议上，凯丰曾说出这样的话：
“各位同志，我宣布收回之前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和观点，以后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来领导我们红军。事实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谁反对毛泽东同志，我就反对谁”。
对于凯丰能够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变自己的态度，所有人都是非常满意的。本质上来说，凯丰是一位对党忠诚、能力出众的优秀革命者，既然他有如此大的变化，组织也不会放弃这样一位好同志，不久后凯丰恢复原先的职务，到达陕北后还当选为宣传部代部长。
值得一提的是，凯丰文采出众，催人奋进的抗大校歌的歌词就是凯丰创作的，当时主席看后说“写得真不错，完全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
抗战时期，凯丰基本上都是负责我党的宣传，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而著名的中央编译局也是他一手筹办的，为我党翻译、编译大量革命著作。
建国之初，凯丰曾任沈阳市委书记，为这个东北工业重镇的经济恢复、建设、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不过组织考虑到，凯丰同志更适合搞宣传，毕竟当了这么多年宣传部长，工作经验比谁都丰富。
从1952年开始，凯丰担任宣传部副部长。此时的凯丰心里有了新的规划，希望在新时代的宣传事业上发挥自己的余光。可是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严重损失他的身体，1955年3月23日，凯丰因病去世，享年49岁。
纵观凯丰的一生，或许略有瑕疵，不是那么太完美，但不能否认这么多年来，他为党、人民解放事业所做的贡献，当年那位不太成熟的马列主义革命者，早已成为一位功勋卓越的革命家，可惜他的早逝没有为新中国作更大的贡献，这是我们的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