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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老舍和書的故事

作者:中國封面

|編者按|

舒乙:老舍和書的故事

舒乙用8年時間寫就《作家老舍》一書回憶了父親的一生,傾盡大量心血收集資料、詳細考證、深情回憶,對老舍先生最重要的人生瞬間進行細節性展現。這些文字注重細節,着重生平,不說空話,細微可觸。通過這些包含着痛苦、歡悅和熱切的文字,我們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老舍。

老舍先生最喜歡的書是什麼?詩人裡他喜歡李白、陸遊、蘇曼殊、吳梅村的詩詞。古典小說裡他喜歡《紅樓夢》、《金瓶梅》。現代作家中他最佩服魯迅。在重慶紀念魯迅逝世二周年、四周年、六周年、九周年紀念大會上,他或被選為主席,或被推為主席團成員,他都講了話,還兩次當衆朗誦《阿Q正傳》,一次是第二章,一次是第七章,受到熱烈歡迎。一九五六年在北京的紀念魯迅逝世二十周年大會上,老舍先生緻了開幕詞。

舒乙:老舍和書的故事

老舍先生是讀書人,也是寫書人,一輩子和書打交道,留下了不少和書有關的故事,頗為有趣,值得專門聊一聊。

舒乙:老舍和書的故事

寫家(老舍先生總稱自己為寫家,不說作家)離不開字典,老舍先生的案頭老有一部字典,估計,他常常在寫作過程中使用它。這是一部按語音 查部首的字典,而且是老式的,是按“勹攵冂”那種。這種字典對寫作來說很實用,先知道音,然後按音查字。

現在找到的最早的一本老舍藏書竟然是一部《辭源》,扉頁上有他的題詞。寫得很有些傷感,大意是:買不起大部頭的,好歹總算有了一部屬于自己的。這段話算是他的藏書之“源”吧,帶着他的人生苦澀。

老舍先生自打師範畢業之後,他的第一個讀書高潮是英國時期,即1924—1929期間,那時他25—30歲,正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當講師,教英國人說官話和念四書五經。空餘時間很多,為了學好英文,開始大量閱讀英文的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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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期的閱讀方式明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可稱為“亂讀”,第二個階段為“有選擇的重點讀”,又叫“系統讀”或者“一人一部代表名作”。

對“亂讀”式,好了解,即抓到什麼念什麼,無計劃、無主張、無選擇,其中有名著,也有女招待嫁給了皇太子這樣的烏七八糟的東西。“亂讀”并不是什麼專業的書都看,對他來說大部分還是文學類,有少量的科幻讀物,如威爾斯和赫胥黎的著作。“亂讀”也有很積極的因素,在最早的讀物中有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有哥德的《浮士德》,有狄更斯的《大衛?柯波菲爾》等名篇。老舍先生喜歡上了狄更斯,覺得很合他的口胃,視他為寫作的老師,很想模仿他,自己也試一試。做比較文學的學者曾以嬉戲的口吻說,以老舍的文學成就而論,可以比作英國的狄更斯或者俄國的契可夫。這樣的比喻,不是一點道理也沒有。

為了學英文,老舍開始念名著,而且是系統地念,由希臘悲劇念起,當然隻是念英譯本。據他自己說,念得很辛苦,因為有的名著并不好念,念起來索然無味。那也不怕,楞念,死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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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系統地念,是有次序的,先讀歐洲史,再讀古希臘史,然後是希臘文藝,古羅馬史和古羅馬文藝。古希臘是由《伊利亞特》開始,接着是荷馬的《奧德賽》。可惜,都不喜歡。看了希臘三大悲劇家之後,又看了阿裡斯托芬的希臘喜劇,覺得喜劇更合他的口吻,和他正在寫作的長篇小說《趙子曰》在風格上也很合轍,愛開玩笑啊。他最喜歡希臘短詩,它們讓他沉醉。古羅馬的東西同樣讓他感到氣悶,包括彌爾頓和維吉爾的詩,他隻從羅馬散文的雄辯中體會了羅馬的偉大。讀完了這些,該讀中古時代的作品了,他讀了北歐、英國、法國的史詩,均不甚了了。他非常喜歡文藝複興時意大利但丁的《神曲》,幾種譯本都收集到了,還讀了關于但丁的論著,一時成了“但丁迷”,以為《神曲》是天才和努力的頂峰,讓他明白了文藝真正的深度,說在《神曲》裡不光有人間,還有天堂和地獄,讓他明白了肉體和靈魂的關系,而文學是應該關注靈魂的。

對十七、八世紀歐洲的複古主義的東西,他頗有好感,覺得文字應該先求簡明和思路上的層次清楚,然後再說别的,這點很可借鑒。

最後讀到近代的英法小說,此時,大概已是1928—1929年,他已開始寫長篇小說《二馬》了。他先打聽了近三十年的第一流作家和每一位作家的代表作。訂了一個計劃,對每一位作家最少要讀一本作品。可惜,那個時代的小說實在太多,名著也多,常常讀了一本代表作之後,忍不住要再讀他的另外的名著,而使計劃落了空。英國的威爾斯、康拉德、梅瑞狄斯,法國的福樓拜、莫泊桑的小說都占去了老舍很多時間,好像落在了小說陣裡。這些小說對他産生了很大影響,讓他明白現代小說要用引人入勝的方法去作某一事物的宣傳,要有寫實的态度,和尖刻的筆調,要成為人生的教科書和社會的指導者,而不隻供消遣,但又不是社論和說教,要健康、崇高、真實。多讀,知道的形式多了,可以有助于尋找到最合适的寫作形式,但又不應刻意去模仿某一派的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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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回國後,老舍先生又讀了許多十九世紀俄國的作品,覺得它們是偉大文藝中的“最”偉大的。現在已經明白了,為什麼一位沒有正規大學學曆的人,居然回國之後,敢于先後在兩個著名的高等學府開了多門的文學課程。這就是因為老舍先生在英國的五年之内念了不少這方面的書,肚子裡有貨了。老舍先生先後在齊魯大學、山東大學開了以下這樣的課:“文學概論” “文藝批評” “文藝思潮” “小說及作法”(又名“小說作法”) “世界文藝名著” “歐洲文學概要” “進階作文” “歐洲通史”(又名“西洋通史”)

當然,開這些課,按大學裡的規定要親自寫講義,由學校刻印後發給學生。老舍先生備課極認真,白天躲在圖書館裡看書寫講義備課,并沒有時間寫長篇的小說。僅以現在發現的舒舍予著齊魯大學的《文學概論講義》為例,他在此書中直接引用了多達一百四十位古今中外學者和作家的論述、作品和觀點,可謂豐富多彩、旁證薄引、紮實有據。至于他的長篇小說,雖然一年一部,但都是在暑假中“玩命”才寫出來的,而絕不肯在授課期間,在用功讀書上馬虎,絕不肯去誤人子弟。

這就形成了他的第二個讀書高潮,以備課為中心的讀書高潮,目的性很明确,有他的講義為證。

老舍先生買書藏書始自英國。當時他的年薪相當低,隻有250英磅一年,相當一個本地大學生的助學金。三年後,經過申請,才漲到300英磅。他還要寄一部分薪金回國贍養寡母。由于經常吃不飽飯,處于半饑餓狀态,身體過瘦,得了胃下垂的毛病。但他還是精打細算,省錢買書。回國時竟帶回來不少圖書,其中最珍貴的有原版的莎士比亞戲劇全集。

到濟南、青島教書時,薪金之外還有稿費,生活條件大為改善,開始大規模購買圖書,書屋裡有不少書架,到抗戰前夕已有相當規模的藏書。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老舍先生舉家由青島遷回濟南,書籍也打箱運到了濟南。到11月,形勢突變,老舍先生被迫隻身出走,離開濟南,南下加入到抗戰的洪流中。夫人和孩子,以及書籍都留在了濟南。他動身之前,将書籍、字畫都打箱存放在了齊魯大學圖書館。一年以後,黃河濟南鐵路橋通車後,夫人帶着孩子回到了淪陷的北平娘家,把家具也存濟南,隻帶了一些随身衣物。從此,那些書籍、字畫、家具以及書信都下落不明。後來聽說,日本軍隊進駐了齊魯大學,學校的資産被洗劫一空。老舍先生對這次重大損失傷心不已,特别于一九四三年在重慶寫了一篇文章,叫《“四大皆空”》。文章的最後一句是“且莫傷心圖書的遺失吧,要儲存文化呀,必須打倒日本軍閥!”

從此以後,老舍先生基本上不再買書,免得丢了以後太傷心。丢書丢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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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悲劇也是當時全中國讀書人共同的悲劇,時代所定,無一幸免。

1949年以後,老舍先生又開始存書了,不過真正自己買的并不很多,絕大部分是贈書。新版《魯迅全集》出版時,第一時間,他派子女去新華書店排隊購得一套,整整齊齊地放在書架上,并把由美國帶回來的第一次文代會主席團諸公奉周總理之命邀請他回國的信函夾在《魯迅全集》的某一卷裡。可惜,“文革”抄家時連書帶信全被抄走。歸還時,《全集》已不是原書,珍貴信件下落不明。

書架上有一套解放區新文藝叢書,大約有四、五十巻。他曾利用這套書的書名于一九五零年初改寫了一篇傳統相聲,《文章會》,是貫口活,交給侯一塵、侯寶林為首的相聲改良小組的藝人,讓他們在大衆曲藝社裡排演,在正陽門城樓上正式演出,進而掀開了相聲改良的序幕。

此後,老舍先生的藏書基本上都和他的寫作有關,是直接為他的創作服務的,屬于創作資料,譬如他有一大批義和團的史料書籍,是為創作話劇《神拳》而專門搜集的。還有康熙皇帝的有關史料,這是毛主席建議他寫康熙大帝之後特地找來閱讀的,不過,這個題目對他來說太過陌生,他并未動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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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先生最喜歡的書是什麼?

詩人裡他喜歡李白、陸遊、蘇曼殊、吳梅村的詩詞。

古典小說裡他喜歡《紅樓夢》、《金瓶梅》。

現代作家中他最佩服魯迅。在重慶紀念魯迅逝世二周年、四周年、六周年、九周年紀念大會上,他或被選為主席,或被推為主席團成員,他都講了話,還兩次當衆朗誦《阿Q正傳》,一次是第二章,一次是第七章,受到熱烈歡迎。一九五六年在北京的紀念魯迅逝世二十周年大會上,老舍先生緻了開幕詞。

他根據英文翻譯過叔本華的作品,翻譯R.W.Church寫的長篇論文《但丁》。翻譯過F.D.Bereford的奇幻故事《隐者》。還翻譯過Algernon Blackwood 的小說《客》。為紀念蕭伯納,翻譯了他的兩幕話劇《蘋果車》。

他于一九三五年寫過一篇以“我最愛的作家”為題的論文,題目叫《一個近代最偉大的境界與人格的創造者-—我最愛的作家——康拉德》。

一九四三年在《人間世》雜志十九期上,對回答征詢“一九四三年我愛讀的書籍”一欄中,老舍先生的回答是:“㈠《從文自傳》;㈡Epic and Romance by W.P. Ker; ㈢《古今大哲學家之生活與思考》。

由以上這些并不完整的譯著清單、論文和征詢回答也可以看出老舍先生讀書的趣向和多樣,還有做學問的深度;雖然,隻是全景中的小小的一角。

【文章來源:《作家老舍》 舒乙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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