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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展歡顔 編輯|燕子
民國時期，大師頻出，其中最耀眼的一位，莫過于梁啟超。
胡适稱贊他“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連毛主席也評價他“當時最有号召力的政論家”。
梁啟超“一門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家教傳奇，更是至今仍為人們所稱道。
而在梁啟超子女眼中，父親的事業成就和家教傳奇，其實都得益于有個好“妻子”。
長子梁思成曾回憶說 ：
“娘是個毅力堅強的人，盡管她操持着一大家人的吃穿，她還每天督促孩子們的學習，對于子女的早期教育，應歸功于這個普通的‘娘’。梁啟超能寫出這麼多的著作，有很大一部分要感謝娘給他創造了一個和睦安定的家庭。”
但少有人知的是，梁思成口中的“娘”，并非他的生母，而是梁府丫鬟王桂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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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幼孤苦，因他有了家
王桂荃與梁啟超結緣，是因為梁啟超的妻子李蕙仙。
王桂荃生于四川廣元，自小被人販拐賣至外地，幾經轉手後，她被賣入李府。
直到10歲那年被挑為陪嫁丫鬟，随李府千金李蕙仙嫁入梁家，王桂荃的命運才有了轉機。
嫁入梁家後，李蕙仙先後為梁啟超生下長女梁思順、長子梁思成和次女梁思莊。可她本就體質嬌弱，三次生育後，身體愈發孱弱，難以再孕。
孱弱的身體，令李蕙仙不由對自己的婚姻生出一絲隐憂。
她的隐憂在梁啟超28歲那年成了現實。
1900年，梁啟超寫信給李蕙仙，坦白了自己的新戀情：
“餘歸寓後，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愛戀之念來，幾不能自持。
明知待人家閨秀，不應起如是念頭，然不能制也。
酒闌人散，終久不能寐，心頭小鹿，忽上忽落，自顧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
不知蕙仙聞此事将笑我乎，抑或惱我乎？”
李蕙仙畢竟是大家閨秀，她沒有惱怒，也沒有慌亂，而是冷靜地給梁啟超回複了一封信：
“當下并沒有限定一夫一妻，以你的地位身份，三妻四妾很正常，如果你真喜歡這女子，我告訴公公做主給你娶回來便是。如果你并不真想娶她，就别把自己弄得神魂颠倒，保重身體要緊。”
李蕙仙這封回信寫得非常高明，梁啟超作為戊戌變法的領軍人物，一直大力倡導一夫一妻制，如若納妾，便是自食其言。信中那句“以你的地位身份，三妻四妾很正常。”顯然是正話反說，有意提醒梁啟超正視自己的身份。
而她在信的後半段提醒梁啟超“别把自己弄得神魂颠倒，保重身體要緊。”又完美地展示了自己賢良淑德的品性。
李蕙仙這封軟硬兼施的信，令梁啟超心底燃燒的愛情火苗漸漸熄了火，主動揮劍斬情絲。
李蕙仙明白，有一就有二，自己不會每次都能防住情敵，而且自己的身子确實很難再為梁家添丁，于是，1903年，她主動把18歲的王桂荃送給梁啟超作通房丫鬟。
王桂荃畢竟與梁啟超在外結識的女子截然不同，她性格溫厚，不會僭越了身份；而且她出身農家，身體健壯，能夠為梁家開枝散葉，彌補李蕙仙的缺憾。
李蕙仙的眼光很準，王桂荃第二年就為梁啟超生下了次子梁思永，此後又接連生下三兒二女，并且她一直都是李蕙仙身邊最貼心的人。
梁啟超的婚外戀，意外讓王桂荃走進他的生活，她是以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家，并走向更廣闊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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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半生流亡，她步步追随
王桂荃跟梁啟逾時，梁啟超正因戊戌變法失敗而流亡日本，她沒有過上穩定安甯的生活，反而因他開始颠沛流離。
梁啟超剪掉辮子，東逃日本時，李蕙仙擔心自己的身體會拖累梁啟超，便與梁父等帶着女兒思順避居澳門，而讓王桂荃随梁啟超赴日本避難，照料他的飲食起居。
避居日本的14年裡，梁啟超隻能通過賣文維持生計，生活非常拮據。
可縱使生活困頓，梁啟超仍沒有放棄自己教育救國的理想，他與友人四處籌款，創辦了橫濱大同學校、神戶同文學校，以培養在日華人青少年。
為了替梁啟超分擔壓力，王桂荃在繁重家務之餘，自學了一口流利日語，負責對外聯絡事宜，為梁啟超的事業助力。
因為有王桂荃輔佐，梁啟超雖是赴日避難，在日期間卻得以堅持教育救國，并潛心研習政治、法律、經濟等中國亟需之學，為歸國積蓄能量。
1912年，梁啟超結束了十餘年的異國流亡生涯。回北京後，他組建進步黨，出任司法總長、财政總長，開始在民國政壇嶄露頭角。
但是，他的流離生活并沒有結束。
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暴露後，梁啟超在1915年8月寫下檄文，聲讨袁世凱，随即遭到袁世凱迫害，隻好從天津逃往上海。
袁世凱在梁啟超的住所附近安插了許多特務，嚴密監視梁啟超的行蹤，梁啟超随時面臨危險，不便從事讨袁活動。
王桂荃再次從家務中抽出身，代梁啟超聯絡全國各地的讨袁人士。
王桂荃懂得梁啟超心中救國興邦的抱負，他殚精竭慮救國，她便盡心盡力守家。
但是，王桂荃絕不僅僅隻是一個家庭主婦，當梁啟超遭遇挫敗時，她也能成為他的堅強後盾，為他撐起一片天。
遇見梁啟超，自是王桂荃的幸運；但遇見王桂荃，又何嘗不是梁啟超三生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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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英年早逝，她成就兒女
梁啟超一生共有九個子女，其中梁思永、梁思忠、梁思達、梁思懿、梁思甯、梁思禮這六位皆是王桂荃所生。
1924年、1929年，李蕙仙和梁啟超先後病逝，九個孩子大多都未成年，小兒子思禮更是年僅五歲，王桂荃成了孩子們的守護神。
梁啟超一生緻力于救國，雖然著述豐富，但積蓄并不多。
為了維持一大家的生活，王桂荃将梁家舊樓出售，自己也外出打零工貼補家用。
抗戰爆發後，她又把梁家的新樓租出去，僅留下梁啟超曾經的書房存放他的書稿。
雖然生活艱難，但王桂荃仍盡最大努力給孩子們提供那個時代最好的教育。
她先将女兒梁思甯和兒子梁思達送入南開大學，1941年，她又變賣家産、四處借貸，将兒子梁思禮和女兒梁思懿送出國深造。
更難能可貴的是，王桂荃還努力将梁啟超的愛國心傳承給孩子們，她堅持讀報、聽廣播，及時了解國家大事，再寫信與在外求學的孩子們交流時事。
最終，孩子們都成為各自領域的翹楚，并且傳承了父親的愛國情操，雖然興趣不一，專業迥異，但都在自己擅長的領域裡默默為祖國做貢獻。
三女梁思懿1941年赴美國留學，畢業後在美國高校任教。新中國成立之際，她立即離開美國，回國内大學任教，後任中國紅十字會國際聯絡部副部長。
四子梁思達就讀于南開大學經濟系，成為著名經濟學家，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央外資企業局任職，參與編寫了《中國近代經濟史》。
五子梁思禮17歲留學美國，25歲獲得博士學位。當他從廣播中聽到了新中國成立的消息，便義無反顧回國參加建設。他先後參與了新中國第一枚飛彈、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和第一艘神舟飛船的研制工作，成為我國航天事業的重要創始者。
目送孩子們一個個成人、成才，王桂荃在1968年走完了八十三年的人生。
梁家後人不曾忘卻這位為梁家奉獻一生的“母親”，1995年，梁家後人在梁啟超與發妻李蕙仙的合葬墓旁，為王桂荃立了一塊卧碑，碑後種下一棵白皮松，并将它命名為“母親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