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熙皇帝是中國曆史上留下最多個人意見的帝王。(示意圖/學堂)
康熙皇帝是中國曆史上留下最多個人意見的帝王。各種奏章中都有很多他的批注,有時用滿文寫,有時用漢文寫。
滿文才是他的母語,漢文是他後來學習的,是以在運用漢文時格外簡潔直白,不啰嗦、不廢話,更沒有什麼客套裝飾。不論是康熙皇帝親筆禦批,或是别人幫他謄抄過的,光從語氣上就很容易判斷是不是他自己的意見。
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1936-)有一本奇特的著作,書名叫做"Emperor of China" ,書中寫的中國皇帝就是康熙,而此書最奇特之處在于使用了第一人稱,從頭到尾都是「我」。
這個「我」是史景遷嗎?不是,是康熙皇帝。那麼這本書是小說嗎?不然怎麼能複活康熙皇帝,用他作第一人稱來寫?史景遷又不是康熙皇帝,從史學角度看,他怎麼能寫以康熙皇帝作第一人稱叙述的書?
一般狀況下是不能的,但史景遷的記錄凸顯了從史學和史料學角度所看到康熙皇帝最獨特之處。幾乎書中的每一段,都的的确确有着康熙皇帝以第一人稱留下來的史料作為根據,不是出于史景遷的臆測或想像虛構。史景遷所做的,是将這些龐雜豐富的史料,依照康熙的生活進行分類統整。
書的第一章是「遊」,主要講遊獵,在皇帝生活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因為要維持從東北來的民族風格,也和軍事訓練、軍事行動密切相關。第二章接着描述康熙皇帝如何實質進行統治, 和大臣如何具體互動。到最後一章,則探索并呈現他和諸多兒子之間的關系,也就聯系到皇位與權力的繼承問題。
很難找到多少曆史人物,更不用說帝王,能夠如此用第一人稱來呈現,清楚顯示出康熙皇帝的相關史料多麼豐富。而如此貼近切入他的生活,更具說服力地讓我們看到,他對于知識具有真摯的熱忱,對于聖賢學問的興趣遠高于教他的那些儒生講官們。
這件事對清朝的統治很重要,擴大來看,對中國士人的傳統也很重要。自宋朝建立起來的近世政治觀念,核心精神是區分「政統」與「道統」,皇帝與王朝繼承「政統」,士人則擔負「道統」。而宋代政治上最特别的,就是「政統」承認需要有「道統」的支撐與協助,才能構成合法、完整的統治機制。
然而到了明朝,「政統」與「道統」之間陷入一種不平衡的狀态。「士節」的價值觀仍在, 士人普遍有着「道統」的信念,然而皇帝那邊的「政統」卻不隻輕忽「道統」,而且在現實政治運作中将「政統」擡得高高在上,「道統」地位相對低落。于是原本認定應該由「道統」來輔佐、甚至指引「政統」的信念便無法落實。
到了康熙朝,産生了「道統」和「政統」間的進一步扭曲──「内聖」與「外王」的兩個範疇在康熙皇帝身上內建了。原本應藉由掌握聖賢知識以代表「道統」,可以在「内聖」範疇中超越皇帝、指導皇帝的讀書人,卻在康熙皇帝面前明顯被比了下去。
在「政統」的權力面,他們當然比不上皇帝;而現在麻煩的是,連在「道統」的知識與實踐上,他們也不如皇帝。皇帝對于聖賢知識的看重程度高于這些士人,進而皇帝對于這些聖賢知識的了解,也高于本來該當他老師的人。皇帝解說朱注,講官隻能靜默聆聽,不能置一詞,師生關系明顯逆轉,變成「政統」和「道統」的上司權都掌握在皇帝那裡。
不可思議的旺盛精力與好奇心
康熙皇帝擁有不可思議的旺盛精力。他任命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南懷仁實質上成為皇帝的天文老師。皇帝關切的不是曆法,而是訂定曆法的道理。和從西方來的這些耶稣會修士來往,康熙皇帝進一步取得了關于世界地理的認知,更耗費十年時間,實測全中國六百四十多處的經緯資料,完成了中國最早的經緯度地圖《皇輿全覽圖》。在康熙朝的上谕中也提到過經緯度, 有用經緯度标示中國領土的記錄。
康熙皇帝還有數學老師,那是梅文鼎。《清史稿.梅文鼎傳》中記錄,他在康熙二十八年到北京,去拜訪出事之前在皇帝面前當紅的李光地。梅文鼎告訴李光地,曆法、曆學在本朝已有很大的進展,但一般讀經書的儒生對這方面都沒有概念,是以他特别寫了一本相當于曆學入門介紹的書。這部書叫做《曆學疑問》,共三卷。
後來李光地随康熙皇帝離京,到了德州,熱愛知識的皇帝跟老師要書看,李光地也沒帶别的書,就将自己正在讀的《曆學疑問》交了出去。皇帝一看書名覺得很有趣,便說:「我平常就對曆學有興趣,可以幫你看看這是不是一本好書。」表示皇帝知道李光地在曆學上的程度是遠不及自己的。
兩天之後,皇帝有了評斷,他告訴李光地,這位作者用力很深,論點還算公允,要将書先帶在身邊,回宮中仔細讀。到第二年春天,又是南巡時,皇帝把仔細讀完的書還給李光地,上面有圈點塗抹和簽貼批語。李光地問:這書有沒有什麼問題或缺點?皇帝的意見是:沒什麼大問題, 就是有些算式不完整。原來梅文鼎這本書并未按照自己原先構想的寫完,竟被皇帝看了出來。
梅文鼎的家學傳到孫子梅瑴成,皇帝就讓梅瑴成進入内廷學習,特别研究「借根方」法, 也就是西方的代數。《清史稿.梅瑴成傳》中提到,康熙皇帝曾交給梅瑴成一本書,要他研究, 說那本書西方人命名為「阿爾熱八達」(就是algebra「代數」),此字的原意指的是「東來之法」。是以這是西方人從東方學習去的,現在又傳回東方。
由此可知,康熙皇帝在中國數學的發展上,也有他一定的影響。
他精力旺盛,不隻在「文」的方面大有成就,也有在「武」的方面的頻繁活動。前面提到史景遷的書,開頭第一章就集中在「武」的部分,每年巡狩外,還不時視察、監督滿洲親貴們在軍事上的整備狀态。而且他的狩獵活動不是表面儀式,曾經多次遭逢真實的危險,顯見他追求新奇冒險的性格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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