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傳教士在廣州的生活（譯文）

1895年12月到中國的美國傳教士。前面A. I.羅布牧師和太太；後面馬克伯尼牧師和太太

這四位傳教士（A. I. 羅布牧師和太太以及馬克伯尼牧師和太太）很高興完成了他們漫長的海上航行，從舊金山起程曆時二十七天，于1895年12月10日抵達香港。他們還沒有進到中國。香港以前曾是一個中國港口，但在鴉片戰争後于1842年（删了6個字），成為英國殖民地。它是一個又清潔又有秩序的城市，有相當寬闊的街道，而且有世界最完美的港口之一。到處是熱帶植物。城市充滿中國人、他們的商店、事務所和住宅。

我們的外國傳教董事會已與長老制的傳教士聯系上，是以我們的傳教士看到了來自廣州的長老制傳教團的J. M. 斯旺博士和A. A. 富勒頓牧師等着他們的信件。斯旺博士在那個下午與他們會合并協助他們購買他們不曾想到的必需品，如使他們防禦熱帶太陽的竹笠。斯旺博士知道如何與中國生意人打交道，替我們的傳教士省了不少錢，因為他們還未學會“講價”。斯旺博士和他們一起乘夜船去廣州并在那裡幫助他們使他們的行李通過海關。

在廣州他們發現，在外國租界沙面，一幢房屋已為他們保留了；不懂英語但有一點與外國人相處經驗的一個廚子和一個“小子”也為他們雇下了；語言老師也預約好了。我們的傳教士對這些在他們之前來到這田地上的長老會成員的友好行為非常感激。

沙面曾經是珠江裡的一個沙洲。當中國被迫使廣州成為通商口岸并提供外國租界時，她把這片（删了7個字）沙洲割讓了。英國人疏浚河流，填平地面，建造堅固的擋土牆，植樹，挖井，鋪設人行道，因而使沙面變成了一個吸引人的地方，一個約半英裡長八分之一英裡寬，一邊臨珠江而另兩邊臨把它和中國城市廣州分隔開來的約三十英尺寬的運河的三角形島嶼。運河由兩條總是被守衛的橋橫跨，而且沒有中國人被允許在沙面，除非因公事、當仆人、或通過與在那裡的某些居民的專門約定。外國的領事館人員、商人和一些傳教士住在沙面。

當我們的傳教士在他們新環境的家裡打開行李準備安頓他們自己時，讓我們順便拜訪下他們吧。他們的房屋是一幢地中海式樓房，兩層，厚牆，高天花闆，那個地區西方人通常的住宅類型。他們發現沒有貯藏室，因為任何儲存在暗處的東西都容易受到白蟻的腐蝕和破壞。他們可以在用樟木制造的衣櫥和衣櫃貯藏衣服、被褥和亞麻制品；若不放在樟木的裡面，那麼就放在能站在水罐裡的有腳衣櫃裡，水罐盛着摻有煤油的水。因為這些人是傳教士，他們有書；他們被建議用有毒的漆塗在所有的書脊上，以免蟑螂吃書。是的，這些家庭主婦對在她們住宅裡的蟑螂确實感到害怕，但她們終于開始接受在整個華南地區那怕最細心謹慎的家庭主婦也無法使自家屋宅免于害蟲侵害的事實。

我們的傳教士開始在這片有河流、池塘、運河、排水渠、稻田，全都是蚊子、蟑螂，以及所有諸如此類生物最喜歡的孳生地的土地上生活。虐疾傳播者按蚊是常見的，然而對它危害性的了解才慢慢滲透到普通的西方群眾。幾個房間的門窗用網紗遮擋了。每張床必須有蚊帳，從床上的架構懸垂下來，每上床，都要塞在床的四周裡。夏天來時，這些蚊帳都會使床令人難以忍受地悶熱。但在12月我們的傳教士到達時，一頂蚊帳就好像一個避難所，不僅防禦蚊子還防禦蜘蛛、大量各種飛行生物，甚至在牆壁跑來跑去的小蜥蜴。蜘蛛數量衆多而且很多都是巨大的——它們的腿伸開來能覆寫一個成年人的手掌——它們生活在黑暗角落和家具下面。然而蜘蛛和蜥蜴應該被認為是同夥，因為它們都吃蚊蟲。

隻隅爾有一兩隻蜈蚣或蠍子會找到其路經進入那住宅。但成群成群微小的“沙蚊”在書桌和台面下飛來飛去，随時咬任何它們碰上的腿。跳蚤四處出動。我們的傳教士很快就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生活在世上那個地方将是與各種害蟲進行無休止的博鬥。

也許是幸虧，他們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關于他們與兩位“不懂英語但有點與外國人相處經驗”的中國仆人沖突的記錄。仆人既是祝福也是試煉。我們的傳教士來自中産階級家庭是以習慣辛勤勞動。他們都不慣使用仆人。但這裡勞工很廉價。那廚子月薪5元——中國貨币，約是美元一半價值的貨币。他采購食物，料理食物并通常把食物端上桌，而且他要把廚房、盤子和烹調用具适當地保持清潔，還負責把所有用于或接觸食物的也就是适于飲用的水徹底煮沸。買東西要消耗好長時間，舉個例說，若無長時間的讨價還價有可能甚至買不到幾粒花生。因為中國生意人，都認為所有外國人都很有錢，總是突然擡高外國人想買的任何東西的價格。讓一位中國人去做采購，因他能得到的更便宜的價格很可能每月省下的會多過他的月薪。即使如此，衆所周知，隻有非常忠懇的仆人才不會從這方面為自己榨點“油水”。

那“小子”要在那住所各處打掃擦洗；他要搬運水，或從珠江汲水或從沙面的水井打水。他要跑腿，如收發信件，或與其他傳教士和商務人士來回傳遞資訊。他每月月薪4元中國貨币。如果沒有雇了仆人，我們的傳教士就會幾乎沒有時間做除了家務和日常生活的各種活動之外的任何事情。

如同當時的其他中國城市一樣，廣州也完全缺乏任何類型的公共衛生設施。那傳教士們寫下了一些是無處不在的污糟、異味、疾病等令人震驚的信。他們的房屋面臨那一條成為垃圾傾倒處、下水道總彙、洗衣場所，以及附近地方食用水來源的運河。就在他們住進這房屋不幾天的一個早晨，他們因發現一個在那夜間被扔進運河溺死的死女嬰漂浮在他們窗戶下而受到驚吓。這種經曆被體驗多次，因為這種事是常有的做法。

因為隻有極少數中國人懂些許英語，是以這些傳教士很無助直到他們能學會講、讀、寫那當地語言。對西方人來說，這是一門很難學的語言，而且廣東話比其他一些中國方言更難學。在某方面來說，它是一種非常自然的語言。每個字隻有一個音節，而且沒有時态、性、格或數的變化。“Last week I go.” “Today he go.” “Next year children go.” 西方蹒跚學步的幼兒容易學它而且喜歡它勝過英語，但習慣了歐洲語言更複雜文法的成年人覺得廣東話很難學。

許多意思是以英語的相反順序表達的。中國的姓總是列在首位，然後名，然後頭銜。用英語我們說，“先生-瓊斯”或“醫生-詹姆斯-懷特”。漢語說，“瓊斯-先生”或“懷特-詹姆斯-醫生”。

漢語隻有一個（第三）人稱代詞（譯注：在那個時代，“他”是“他”、“她”、“它”的統稱），是以人們必須根據上下文來判斷他們是否在談論“他”、“她”或是“它。另一方面，他們比我們更深入去詳細說明一些狀況。以我們舒适的英語單詞“bring ”為例。我們說“Bring hot water ," “Bring the trunk," “Bring your wife"。用漢語人們必須使用描述帶來的方法的專用字。有一個字适用于用把手搬運的東西，如手提箱或水桶；如果它可以用“扛杆”在肩上搬運的，那就是另一個專用字；而如果它的意思是“你的妻子被邀請一起來，” 你就那麼說。

廣東話在某些輔音之間的發音差別比英語更微小；例如，在我們的單詞“paper”中的那兩個“P”音，第一個送氣發音，第二個不送氣發音。華人用不送氣的輔音開始講許多話，西方人連聽都非常難更不用說講了。也許對西方人來說廣東話最難學的特征是“語氣”，也就是聲調的運用。如果一個人用别扭的“腔調”說話，他就是說些非其本意的話。（删了21個字）

書面語言也很不容易。沒有字母系統；每個象形字即“字型”就是一個音節的一個字，而且是一個意思的符号，而不是一個聲音的符号；事實上，字與字的發音毫無關系。是以，就像阿拉伯數字一樣，無論一個漢字被寫在哪裡它總是意味着同一回事，它以什麼語言或方言來發音都沒問題。有些漢字相當形象化。例如，意思是“good”或“pleasant”或“profitable”的“好”字，是由男和女兩個字組成的。作為“believe /信”的字型顯示一個人立在其言的旁邊。作為“peace/安 ”的字型是一個女人在一個屋頂下……。但大部份漢字西方人是完全不明含義的，是以必須僅僅靠死記。書的右手邊是前面。字型以垂直行書寫；從頁面的右手邊開始閱讀，然後從右到左一列列往下閱讀 。

書面語言的另一難處是它不是口語化而是非常有格律的文言文。日常口語和書面國文之間的差别可以我們的兒童初級讀本和莎士比亞劇本之間的差别相比較。就像我們的小孩子不被期望了解莎士比亞一樣，沒有文化的中國人也從不期望能了解任何從書本上讀給他聽的文字——書本的文字必須要用他能了解的語言向他解釋。這是《聖經》傳到不同階層的人的困難之一。《聖經》被譯成了“文言文”也就是有格律的書面語，但沒有文化的人們無法了解它。它也被譯成了日常用語，但受過教育的階層實在不喜歡這譯本。沒有文化的人們的确對它兩種譯本都不喜歡；他們更喜歡他們的有人用他們的文言文給他們讀然後用他們的日常用語把它向他們解釋的傳統習慣。

使我們的傳教士們面對的一個小問題是選擇中國姓，因為沒有與馬克伯爾或羅布任何一個相符的中文同義詞。他們決定采用衆所周知的中國姓，梁代替馬克伯爾，陳代替羅布（譯注：羅布先生中文名為陳安德而馬克伯尼先生為梁多馬）。

馬克伯尼先生，在他抵達廣州不久，于1895年12月24日寫的一封信中，寫道：

我們被建議在嘗試任何直接的傳教工作之前先緻力于學習漢語半年，然後開始于在廣州地區的或多或少持續的考察性旅行。我們的工作得必須緩一緩；未滿七年，那傳教士們中沒有人敢以中國通自居，盡管他們在到達中國約十八個月後就真正開始工作……

我們不曾遭受五十年前的傳教士們的重大欠缺。我們曾和一些最近已從内地被驅逐出來的傳教士談過話（删了23個字）……

接着數天後，馬克伯尼先生給他妹妹寫信說：

在我們周圍日夜有各式各樣的，“水上居民”居住的“舢闆”。它聽起來比任何其他事情更像一個縣集市。他們的生豬市場就在我們對面，他們在那裡把它們裝船，是以每天都有那麼吼叫的時候。它有時似乎好像"中國百萬”的每個人都懷着養來自己吃的意圖養了頭小尾巴長耳朵小豬……我們已上了我們的漢語第一課……我要給你轉達一個“殺外國鬼”的語句——“殺番鬼”。當我們穿過那些街道時，他們就這樣向我們喊叫。我沒有介意它直到我明白了這語句，現在我時常聽到它。

在廣州的停留是在美國的生活與他們自己的傳教工作的開始之間的一個重要過渡，因為像所有其他西方人一樣，我們的傳教士也有很多東西要學。他們必須學習耐心地接受東方的悠閑步态；匆忙不是中國人的屬性。如果他們要和中國人一起工作，赢得他們，他們就必須了解中國的禮儀、習慣和觀念。“你多少歲？” “你的工資是多少？”“你雙鞋花了多少錢？”“你的戒指？”“你的手表？”“你結婚多久啦？”“你為什麼沒有孩子？”這些傳教士必須得知這類問題是來自看不出某個人以完全沉默來回答它們的原因的中國仆人和教師的尋常而又自然的發問。

許多顯然無關緊要的事可能會成為費解的。如果那廚師想請一個下午假，他會要求嗎？他更有可能讓那“小子”替他要求。這是根深蒂固的中國“中間人”傳統。不直接處理事情；借助“中間人”。雖然令西方人惱火，但如果他們要與中國人容易相處，這是某件他們必須接受的事。還有“保全面子”的事。即使糾正仆人也要很小心， 以免他們感到羞辱而使他們“丢臉”。

我們的傳教士時常從沙面過橋進入廣州市，起初與某位會講當地話的人一起去；當他們能夠靠他們自己走進那中國城市的街道時，他們感到很有成就感。廣州的大概特征大約和當時任何其他中國城市差不多。街道狹窄，一些地方用磚塊或鵝卵石鋪，另一些地方用夯實的泥土填塞。在住宅區，高牆在街道兩邊立起。中國的家，除少數例外，都通向被高磚牆圍着的庭院。從街上你一點也看不到有花草的院子。一旦進入院子，你能發現它鋪設了，而且你能看到花卉和盆景。中國人好喜歡花卉和花園，但很少有人能使用得起這僅僅是美的用地。每一寸可利用的土地都必須為收入而生産糧食或什麼東西——幾棵卷心菜、一叢竹子、一棵果樹。大多數中國人的檔口都是在前面擺着展示給任何人看的商品。有些商家隻有幾平方英尺的臨街鋪面，有些有大面積的。魚檔可能挨着賣籃子的店，也可能在茶葉店旁邊。那些出售絲綢、象牙和諸如此類貴重物品的商店通常都在穩妥的門後面。

當然，觀察當地人很有趣。關于衣服，中國人都穿某種寬松褲子，女人的很不像男人的。上衣是一件寬松的外套，男、女的這些之間又有明顯的差別。有些男人穿大約長及小腿中部的長衫；這些是受過教育的男人，老師、學生、富有的商人和從事腦力勞動的人。這些男人中有些至少蓄了一根一到二英寸長的指甲，以表明他們是不會從事任何形式的體力勞動的。每個男人和男孩都蓄着绺長發，編成辮子，做統治的滿清王朝規定的作為忠誠的标志。當男人在工作時，他通常把發辮圍繞他的頭；否則它松開垂下。

到處都是孩子，當然，他們的頭發通常都用紅繩紮了的，每個小男孩都有條辮子。他們很活潑，吵鬧，招人喜愛，就像世界各地的孩子一樣。想和他們交朋友是自然的，但他們大多數驚慌地逃開外國人——那麼多險惡的謠言已講給他們聽了。有些母親害怕甚至會有“外國鬼”陰魂附上她們的孩子。在安全的距離，孩子們會大聲喊叫“殺番鬼”。

中華民族似乎是一個可以理所當然地靠人力完成一些看來很難做得到的工作的勤奮而又聰明的民族。在顯眼的任何地方幾乎沒有機械裝置；每件事物都靠強壯的肩膀或靈巧的手來完成。精美的刺繡和織錦，雕刻的象牙、玉石和木器，絢麗的景泰藍，精緻的銀器和銅器，高雅的磁器——這些在店鋪都可買到的東西，全是用手工慢慢地耐心地制作的。事實上你可以給中國工匠提供任何物品讓他複制，他都能準确地複制。通常西方的物品中國人是不大上心的，是以他們不确定要怎樣正确地來複制。有一個西方人向中國裁縫訂做了6條新褲子的讓人津津樂道的故事。他給了那裁縫一條打了補了的舊褲子作樣闆。那6條新褲子是那樣式、更新檔和所有一切的精确複制品。

那時中國社會似乎沒有中産階級。富有的女士們，穿着綢衣戴着珍珠發飾和翡翠手镯的，能被看到坐在她們的私家轎子裡被擡着穿過那些街道。這些可憐人因為她們極小的被裹的，從小就被壓縮進約三英寸長奇特小鞋裡的雙腳，可能連一條狹窄的街面也難以蹒跚而過。（原注：裹女孩腳的習俗在二十世紀初被禁止了。）而另一極端是，能被看到整個家庭，甚至是很小的孩子，從事如為建築工地搬運磚塊、石頭那樣的種種苦工，母親而且可能還有大女兒經常除了搬運磚頭還常常把一個嬰兒綁在背上帶着。富有者數量上似乎相對較少；對大多數人來說，為獲得最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奮鬥是永無休止的奮鬥。

我們的傳教士很快就學會了中國商業人士一向想要的“講價”。商人、苦力，或船夫總是以他想得到的數額的數倍開始報價。顧客以稍低于他想要支付的價格還價。雙方反複讨價還價直到達成彼此滿意的價格。這通常要花不少時間，但沒有中國人曾看來是匆忙的。

政治處于動亂狀态。中國自1664年以來一直被（删了3個字）滿清皇朝（删了21個字）統治。此政府是排外并反對任何類似改變秩序的事情的。作為他們國家的中文名字是中國（Middle Kingdom ）；這名字含有所有其他都繞着其旋轉的地球的中心或軸心的意思。

為了讓讀者能更好地了解将要在這個故事中講述的一些事情，我們引用厄爾•赫伯特•克雷斯（Earl Herbert Cressy）在其《了解中國》一書中的一些段落：

（删了579個字，所引内容全删）

中國在（删了3個字）滿清皇朝的轭下感到痛苦。據報道廣州是造反的溫床。就在我們傳教士到達前的那個星期，發現了一個要從官員們手上奪取政權的秘密計劃，然而那種種計劃被挫敗了。讀史得知，孫中山是這次秘密計劃中的上司人之一。數年後他成為中華民國的第一任總統。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傳教士們參與中國人的宗教生活。他們看到那群眾是努力地笃信宗教的；他們崇拜的對象是許多偶像和已故祖先。（删了31個字）一個男人必須有兒子在他死後祭祀他；如果一個妻子沒生兒子，就娶另一個，而如果他能負擔得起的話，也許更多；而且讓所有的妻子和孩子一起生活在一個家庭裡。基督徒會難以想象中國人的家庭生活是什麼樣的。每天傍晚，當那群眾盡責地敬奉時，空氣彌漫着濃濃的燃香氣味。（删了14個字）。

我們的傳教士相當渴望開始傳講和教授耶稣基督的福音。但他們被建議得慢慢來。他們被告知已被迫離開那田地的傳教士們之是以離開是由于在他們對那工作方法不熟悉時犯下種種錯誤的緣故。

（陳世汝譯自愛麗絲-伊麗莎白-羅布的著作《開門》）

說明：該譯文删去可能的“不适”内容，共删了708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