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传教士在广州的生活（译文）

1895年12月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前面A. I.罗布牧师和太太；后面马克伯尼牧师和太太

这四位传教士（A. I. 罗布牧师和太太以及马克伯尼牧师和太太）很高兴完成了他们漫长的海上航行，从旧金山起程历时二十七天，于1895年12月10日抵达香港。他们还没有进到中国。香港以前曾是一个中国港口，但在鸦片战争后于1842年（删了6个字），成为英国殖民地。它是一个又清洁又有秩序的城市，有相当宽阔的街道，而且有世界最完美的港口之一。到处是热带植物。城市充满中国人、他们的商店、事务所和住宅。

我们的外国传教董事会已与长老制的传教士联系上，因此我们的传教士看到了来自广州的长老制传教团的J. M. 斯旺博士和A. A. 富勒顿牧师等着他们的信件。斯旺博士在那个下午与他们会合并协助他们购买他们不曾想到的必需品，如使他们防御热带太阳的竹笠。斯旺博士知道如何与中国生意人打交道，替我们的传教士省了不少钱，因为他们还未学会“讲价”。斯旺博士和他们一起乘夜船去广州并在那里帮助他们使他们的行李通过海关。

在广州他们发现，在外国租界沙面，一幢房屋已为他们保留了；不懂英语但有一点与外国人相处经验的一个厨子和一个“小子”也为他们雇下了；语言老师也预约好了。我们的传教士对这些在他们之前来到这田地上的长老会成员的友好行为非常感激。

沙面曾经是珠江里的一个沙洲。当中国被迫使广州成为通商口岸并提供外国租界时，她把这片（删了7个字）沙洲割让了。英国人疏浚河流，填平地面，建造坚固的挡土墙，植树，挖井，铺设人行道，因而使沙面变成了一个吸引人的地方，一个约半英里长八分之一英里宽，一边临珠江而另两边临把它和中国城市广州分隔开来的约三十英尺宽的运河的三角形岛屿。运河由两条总是被守卫的桥横跨，而且没有中国人被允许在沙面，除非因公事、当仆人、或通过与在那里的某些居民的专门约定。外国的领事馆人员、商人和一些传教士住在沙面。

当我们的传教士在他们新环境的家里打开行李准备安顿他们自己时，让我们顺便拜访下他们吧。他们的房屋是一幢地中海式楼房，两层，厚墙，高天花板，那个地区西方人通常的住宅类型。他们发现没有贮藏室，因为任何储存在暗处的东西都容易受到白蚁的腐蚀和破坏。他们可以在用樟木制造的衣橱和衣柜贮藏衣服、被褥和亚麻制品；若不放在樟木的里面，那么就放在能站在水罐里的有脚衣柜里，水罐盛着掺有煤油的水。因为这些人是传教士，他们有书；他们被建议用有毒的漆涂在所有的书脊上，以免蟑螂吃书。是的，这些家庭主妇对在她们住宅里的蟑螂确实感到害怕，但她们终于开始接受在整个华南地区那怕最细心谨慎的家庭主妇也无法使自家屋宅免于害虫侵害的事实。

我们的传教士开始在这片有河流、池塘、运河、排水渠、稻田，全都是蚊子、蟑螂，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生物最喜欢的孳生地的土地上生活。虐疾传播者按蚊是常见的，然而对它危害性的了解才慢慢渗透到普通的西方民众。几个房间的门窗用网纱遮挡了。每张床必须有蚊帐，从床上的框架悬垂下来，每上床，都要塞在床的四周里。夏天来时，这些蚊帐都会使床令人难以忍受地闷热。但在12月我们的传教士到达时，一顶蚊帐就好像一个避难所，不仅防御蚊子还防御蜘蛛、大量各种飞行生物，甚至在墙壁跑来跑去的小蜥蜴。蜘蛛数量众多而且很多都是巨大的——它们的腿伸开来能覆盖一个成年人的手掌——它们生活在黑暗角落和家具下面。然而蜘蛛和蜥蜴应该被认为是同伙，因为它们都吃蚊虫。

只隅尔有一两只蜈蚣或蝎子会找到其路经进入那住宅。但成群成群微小的“沙蚊”在书桌和台面下飞来飞去，随时咬任何它们碰上的腿。跳蚤四处出动。我们的传教士很快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生活在世上那个地方将是与各种害虫进行无休止的博斗。

也许是幸亏，他们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关于他们与两位“不懂英语但有点与外国人相处经验”的中国仆人冲突的记录。仆人既是祝福也是试炼。我们的传教士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因此习惯辛勤劳动。他们都不惯使用仆人。但这里劳工很廉价。那厨子月薪5元——中国货币，约是美元一半价值的货币。他采购食物，料理食物并通常把食物端上桌，而且他要把厨房、盘子和烹调用具适当地保持清洁，还负责把所有用于或接触食物的也就是适于饮用的水彻底煮沸。买东西要消耗好长时间，举个例说，若无长时间的讨价还价有可能甚至买不到几粒花生。因为中国生意人，都认为所有外国人都很有钱，总是突然抬高外国人想买的任何东西的价格。让一位中国人去做采购，因他能得到的更便宜的价格很可能每月省下的会多过他的月薪。即使如此，众所周知，只有非常忠恳的仆人才不会从这方面为自己榨点“油水”。

那“小子”要在那住所各处打扫擦洗；他要搬运水，或从珠江汲水或从沙面的水井打水。他要跑腿，如收发信件，或与其他传教士和商务人士来回传递信息。他每月月薪4元中国货币。如果没有雇了仆人，我们的传教士就会几乎没有时间做除了家务和日常生活的各种活动之外的任何事情。

如同当时的其他中国城市一样，广州也完全缺乏任何类型的公共卫生设施。那传教士们写下了一些是无处不在的污糟、异味、疾病等令人震惊的信。他们的房屋面临那一条成为垃圾倾倒处、下水道总汇、洗衣场所，以及附近地方食用水来源的运河。就在他们住进这房屋不几天的一个早晨，他们因发现一个在那夜间被扔进运河溺死的死女婴漂浮在他们窗户下而受到惊吓。这种经历被体验多次，因为这种事是常有的做法。

因为只有极少数中国人懂些许英语，所以这些传教士很无助直到他们能学会讲、读、写那当地语言。对西方人来说，这是一门很难学的语言，而且广东话比其他一些中国方言更难学。在某方面来说，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语言。每个字只有一个音节，而且没有时态、性、格或数的变化。“Last week I go.” “Today he go.” “Next year children go.” 西方蹒跚学步的幼儿容易学它而且喜欢它胜过英语，但习惯了欧洲语言更复杂语法的成年人觉得广东话很难学。

许多意思是以英语的相反顺序表达的。中国的姓总是列在首位，然后名，然后头衔。用英语我们说，“先生-琼斯”或“医生-詹姆斯-怀特”。汉语说，“琼斯-先生”或“怀特-詹姆斯-医生”。

汉语只有一个（第三）人称代词（译注：在那个时代，“他”是“他”、“她”、“它”的统称），因此人们必须根据上下文来判断他们是否在谈论“他”、“她”或是“它。另一方面，他们比我们更深入去详细说明一些状况。以我们舒适的英语单词“bring ”为例。我们说“Bring hot water ," “Bring the trunk," “Bring your wife"。用汉语人们必须使用描述带来的方法的专用字。有一个字适用于用把手搬运的东西，如手提箱或水桶；如果它可以用“扛杆”在肩上搬运的，那就是另一个专用字；而如果它的意思是“你的妻子被邀请一起来，” 你就那么说。

广东话在某些辅音之间的发音区别比英语更微小；例如，在我们的单词“paper”中的那两个“P”音，第一个送气发音，第二个不送气发音。华人用不送气的辅音开始讲许多话，西方人连听都非常难更不用说讲了。也许对西方人来说广东话最难学的特征是“语气”，也就是声调的运用。如果一个人用别扭的“腔调”说话，他就是说些非其本意的话。（删了21个字）

书面语言也很不容易。没有字母系统；每个象形字即“字体”就是一个音节的一个字，而且是一个意思的符号，而不是一个声音的符号；事实上，字与字的发音毫无关系。因此，就像阿拉伯数字一样，无论一个汉字被写在哪里它总是意味着同一回事，它以什么语言或方言来发音都没问题。有些汉字相当形象化。例如，意思是“good”或“pleasant”或“profitable”的“好”字，是由男和女两个字组成的。作为“believe /信”的字体显示一个人立在其言的旁边。作为“peace/安 ”的字体是一个女人在一个屋顶下……。但大部份汉字西方人是完全不明含义的，因此必须仅仅靠死记。书的右手边是前面。字体以垂直行书写；从页面的右手边开始阅读，然后从右到左一列列往下阅读 。

书面语言的另一难处是它不是口语化而是非常有格律的文言文。日常口语和书面语文之间的差别可以我们的儿童初级读本和莎士比亚剧本之间的差别相比较。就像我们的小孩子不被期望理解莎士比亚一样，没有文化的中国人也从不期望能理解任何从书本上读给他听的文字——书本的文字必须要用他能理解的语言向他解释。这是《圣经》传到不同阶层的人的困难之一。《圣经》被译成了“文言文”也就是有格律的书面语，但没有文化的人们无法理解它。它也被译成了日常用语，但受过教育的阶层实在不喜欢这译本。没有文化的人们的确对它两种译本都不喜欢；他们更喜欢他们的有人用他们的文言文给他们读然后用他们的日常用语把它向他们解释的传统习惯。

使我们的传教士们面对的一个小问题是选择中国姓，因为没有与马克伯尔或罗布任何一个相符的中文同义词。他们决定采用众所周知的中国姓，梁代替马克伯尔，陈代替罗布（译注：罗布先生中文名为陈安德而马克伯尼先生为梁多马）。

马克伯尼先生，在他抵达广州不久，于1895年12月24日写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被建议在尝试任何直接的传教工作之前先致力于学习汉语半年，然后开始于在广州地区的或多或少持续的考察性旅行。我们的工作得必须缓一缓；未满七年，那传教士们中没有人敢以中国通自居，尽管他们在到达中国约十八个月后就真正开始工作……

我们不曾遭受五十年前的传教士们的重大欠缺。我们曾和一些最近已从内地被驱逐出来的传教士谈过话（删了23个字）……

接着数天后，马克伯尼先生给他妹妹写信说：

在我们周围日夜有各式各样的，“水上居民”居住的“舢板”。它听起来比任何其他事情更像一个县集市。他们的生猪市场就在我们对面，他们在那里把它们装船，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吼叫的时候。它有时似乎好像"中国百万”的每个人都怀着养来自己吃的意图养了头小尾巴长耳朵小猪……我们已上了我们的汉语第一课……我要给你转达一个“杀外国鬼”的语句——“杀番鬼”。当我们穿过那些街道时，他们就这样向我们喊叫。我没有介意它直到我明白了这语句，现在我时常听到它。

在广州的停留是在美国的生活与他们自己的传教工作的开始之间的一个重要过渡，因为像所有其他西方人一样，我们的传教士也有很多东西要学。他们必须学习耐心地接受东方的悠闲步态；匆忙不是中国人的属性。如果他们要和中国人一起工作，赢得他们，他们就必须了解中国的礼仪、习惯和观念。“你多少岁？” “你的工资是多少？”“你双鞋花了多少钱？”“你的戒指？”“你的手表？”“你结婚多久啦？”“你为什么没有孩子？”这些传教士必须得知这类问题是来自看不出某个人以完全沉默来回答它们的原因的中国仆人和教师的寻常而又自然的发问。

许多显然无关紧要的事可能会成为费解的。如果那厨师想请一个下午假，他会要求吗？他更有可能让那“小子”替他要求。这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中间人”传统。不直接处理事情；借助“中间人”。虽然令西方人恼火，但如果他们要与中国人容易相处，这是某件他们必须接受的事。还有“保全面子”的事。即使纠正仆人也要很小心， 以免他们感到羞辱而使他们“丢脸”。

我们的传教士时常从沙面过桥进入广州市，起初与某位会讲当地话的人一起去；当他们能够靠他们自己走进那中国城市的街道时，他们感到很有成就感。广州的大概特征大约和当时任何其他中国城市差不多。街道狭窄，一些地方用砖块或鹅卵石铺，另一些地方用夯实的泥土填塞。在住宅区，高墙在街道两边立起。中国的家，除少数例外，都通向被高砖墙围着的庭院。从街上你一点也看不到有花草的院子。一旦进入院子，你能发现它铺设了，而且你能看到花卉和盆景。中国人好喜欢花卉和花园，但很少有人能使用得起这仅仅是美的用地。每一寸可利用的土地都必须为收入而生产粮食或什么东西——几棵卷心菜、一丛竹子、一棵果树。大多数中国人的档口都是在前面摆着展示给任何人看的商品。有些商家只有几平方英尺的临街铺面，有些有大面积的。鱼档可能挨着卖篮子的店，也可能在茶叶店旁边。那些出售丝绸、象牙和诸如此类贵重物品的商店通常都在稳妥的门后面。

当然，观察当地人很有趣。关于衣服，中国人都穿某种宽松裤子，女人的很不像男人的。上衣是一件宽松的外套，男、女的这些之间又有明显的区别。有些男人穿大约长及小腿中部的长衫；这些是受过教育的男人，老师、学生、富有的商人和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些男人中有些至少蓄了一根一到二英寸长的指甲，以表明他们是不会从事任何形式的体力劳动的。每个男人和男孩都蓄着绺长发，编成辫子，做统治的满清王朝规定的作为忠诚的标志。当男人在工作时，他通常把发辫围绕他的头；否则它松开垂下。

到处都是孩子，当然，他们的头发通常都用红绳扎了的，每个小男孩都有条辫子。他们很活泼，吵闹，招人喜爱，就像世界各地的孩子一样。想和他们交朋友是自然的，但他们大多数惊慌地逃开外国人——那么多险恶的谣言已讲给他们听了。有些母亲害怕甚至会有“外国鬼”阴魂附上她们的孩子。在安全的距离，孩子们会大声喊叫“杀番鬼”。

中华民族似乎是一个可以理所当然地靠人力完成一些看来很难做得到的工作的勤奋而又聪明的民族。在显眼的任何地方几乎没有机械装置；每件事物都靠强壮的肩膀或灵巧的手来完成。精美的刺绣和织锦，雕刻的象牙、玉石和木器，绚丽的景泰蓝，精致的银器和铜器，高雅的磁器——这些在店铺都可买到的东西，全是用手工慢慢地耐心地制作的。事实上你可以给中国工匠提供任何物品让他复制，他都能准确地复制。通常西方的物品中国人是不大上心的，所以他们不确定要怎样正确地来复制。有一个西方人向中国裁缝订做了6条新裤子的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他给了那裁缝一条打了补了的旧裤子作样板。那6条新裤子是那样式、补丁和所有一切的精确复制品。

那时中国社会似乎没有中产阶级。富有的女士们，穿着绸衣戴着珍珠发饰和翡翠手镯的，能被看到坐在她们的私家轿子里被抬着穿过那些街道。这些可怜人因为她们极小的被裹的，从小就被压缩进约三英寸长奇特小鞋里的双脚，可能连一条狭窄的街面也难以蹒跚而过。（原注：裹女孩脚的习俗在二十世纪初被禁止了。）而另一极端是，能被看到整个家庭，甚至是很小的孩子，从事如为建筑工地搬运砖块、石头那样的种种苦工，母亲而且可能还有大女儿经常除了搬运砖头还常常把一个婴儿绑在背上带着。富有者数量上似乎相对较少；对大多数人来说，为获得最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奋斗是永无休止的奋斗。

我们的传教士很快就学会了中国商业人士一向想要的“讲价”。商人、苦力，或船夫总是以他想得到的数额的数倍开始报价。顾客以稍低于他想要支付的价格还价。双方反复讨价还价直到达成彼此满意的价格。这通常要花不少时间，但没有中国人曾看来是匆忙的。

政治处于动乱状态。中国自1664年以来一直被（删了3个字）满清皇朝（删了21个字）统治。此政府是排外并反对任何类似改变秩序的事情的。作为他们国家的中文名字是中国（Middle Kingdom ）；这名字含有所有其他都绕着其旋转的地球的中心或轴心的意思。

为了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将要在这个故事中讲述的一些事情，我们引用厄尔•赫伯特•克雷斯（Earl Herbert Cressy）在其《了解中国》一书中的一些段落：

（删了579个字，所引内容全删）

中国在（删了3个字）满清皇朝的轭下感到痛苦。据报道广州是造反的温床。就在我们传教士到达前的那个星期，发现了一个要从官员们手上夺取政权的秘密计划，然而那种种计划被挫败了。读史得知，孙中山是这次秘密计划中的领导人之一。数年后他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传教士们参与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他们看到那民众是努力地笃信宗教的；他们崇拜的对象是许多偶像和已故祖先。（删了31个字）一个男人必须有儿子在他死后祭祀他；如果一个妻子没生儿子，就娶另一个，而如果他能负担得起的话，也许更多；而且让所有的妻子和孩子一起生活在一个家庭里。基督徒会难以想象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每天傍晚，当那民众尽责地敬奉时，空气弥漫着浓浓的燃香气味。（删了14个字）。

我们的传教士相当渴望开始传讲和教授耶稣基督的福音。但他们被建议得慢慢来。他们被告知已被迫离开那田地的传教士们之所以离开是由于在他们对那工作方法不熟悉时犯下种种错误的缘故。

（陈世汝译自爱丽丝-伊丽莎白-罗布的著作《开门》）

说明：该译文删去可能的“不适”内容，共删了708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