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華大帝國史》看16世紀歐洲人的中國觀

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1618）是西班牙曆史上的知名學者和傳教士。他一生從未踏足中國土地，亦不懂中文，卻寫出了一部在歐洲具有重要影響的作品——《中華大帝國史》，這不能不令人稱奇。該書對16世紀的中國進行了全景式介紹，成為當時歐洲權威的“中國學”著作，對東西方文化交流産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響。

向16世紀歐洲介紹中國

門多薩幼時受過良好的教育，17歲遠赴墨西哥，成為一名傳教士。随着西班牙占領菲律賓群島，有關東方世界的各種資訊成為墨西哥當地的熱門話題，也引起了門多薩對中國的興趣。

1581年，西班牙國王命門多薩率團從墨西哥橫渡太平洋，經菲律賓出使中國。但當時政治形勢突變，導緻計劃落空。無奈之下，門多薩于次年從墨西哥傳回西班牙。1583年，他在羅馬觐見了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當時羅馬教廷欲在東方拓展勢力，對中國格外關注，但苦于資訊閉塞，于是委派門多薩編寫一部介紹中國的書籍。門多薩搜集整理了前人的信劄、著述、檔案、使華報告等，于1585年出版了《中華大帝國史》一書。

該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對中國國情的介紹，分3卷。第1卷下列10章，介紹中國的疆域、地理概貌、氣候、土壤分類、行政區劃等。第2卷也有10章，介紹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和對超自然力的崇拜。第3卷24章，涉及中國古代帝王的世系、稅賦、差役、軍隊、行政管理、司法、科舉等。第二部分由三位傳教士在中國的旅行劄記組成。

在門多薩的筆下，中國是個地域遼闊的文明古國，中國人自稱“大明人”，全國被劃分為15個省（兩京和十三承宣布政使司），每個省都面積廣大。中國境内有完好的道路網，使城鎮相連。“官道”路面平整、寬闊，可容15人騎馬并行。路旁商店林立、綠樹成蔭，如同羅馬時代的大道一樣。有些城市内部有水道相連。中國人富有建築才能。建築用材舉世無雙，一種用“白土”做成的方塊（即磚）堅硬無比，不用鋤頭很難将其砸碎。在北京，一座座宅邸有如莊園。中國有雄偉的長城，是非常重要的軍事防禦工程。

門多薩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富饒而物價又十分低廉的國家。中國物産豐富，蔬菜種類遠較西班牙為多，僅橘子就有三個品種，即甜的、酸的和甜酸适度的。中國的糖質地很好，非常潔白，價格也低廉。蠶絲色澤豔亮，品質超過西班牙城市格拉納達的産品。中國的天鵝絨、絲綢和布匹價格如此之低，會使那些熟知西班牙和意大利紡織品價格的人大吃一驚。中國的農田管理得很好，在鄉間，一塊塊耕田錯落有緻，猶如花園。中國出産的手工藝品極為精緻。瓷器物美價廉，最精緻的瓷器是貢品，薄如玻璃。中國商業發達，買賣興盛。屬于同一行業的商家往往會在同一條街道上開設店鋪，人們看到第一家商店就可以知道這條街是賣什麼商品的。中國的貨币種類繁多，金、銀憑重量使用。中國匠人的手藝主要在家族内部傳承。

門多薩介紹說，中國軍隊有步兵，也有騎兵。中國不僅有戰艦，而且可以較為快速地征集部署到位。中國的士兵在數量上多于歐洲，在器械上處于均勢地位。在中國，皇帝掌握着統治國家的大權。各級行政官吏是通過科舉産生的，也可以行使自己的權力。中國有獨具特色的法律體系。

在門多薩看來，中國曆史悠久，有獨特的教育體系，各類圖書十分豐富。中國人是文明和有教養的，他們在科學技術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中國的造船、造紙以及其他工藝都有優于歐洲同類技術的地方。許多中國人還具有一定的藝術修養，中國有自己獨特的樂器。

綜上所述，該書介紹了16世紀中國的自然環境、曆史文化、風俗禮儀、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情況，分析了中華文明的特點。是以，其面世後轟動一時，很快被譯成多國文字廣泛傳播，在歐洲掀起了一股“中國熱”。

産生廣泛影響

歐洲很多有識之士閱讀該書之後，癡迷于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例如，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受該書的影響，認為中國對擷取白銀比擷取黃金更感興趣，中國的金價與意大利的金價一樣，是經常浮動的，但中國的銀價一般比較穩定。此外，培根還曾在其作品中提到中國對火炮的使用以及外國人未經允許不得随意入境的法律規定。法國思想家、作家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其《随筆集》第三卷中說：“我們驚呼為奇迹的火炮和印刷術，世界另一端的中國早在一千年前就使用了。”“在社會治理和工藝發展方面，我們擁有某些優于他人之處。中國對此并不了解，更不曾與我們進行交流，但在這些方面卻超過了我們。中國的曆史使我懂得，世界遠比我們所知的更大、更豐富多彩。”上述内容都可在《中華大帝國史》中找到來源。此外，荷蘭商人、航海家揚·哈伊根·範·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也是該書的擁趸，其在《東印度之行》（德文版1596年、英文版1598年）一書中所寫的關于中國的論述也是以《中華大帝國史》為基礎的。《歐洲與中國》一書的作者、英國學者傑弗裡·弗朗西斯·赫德遜（Geoffrey Francis Hudson）認為《中華大帝國史》的發表“可以看作是一個分界線，從此為歐洲知識界提供了有關中國及其制度的豐富知識”。法國漢學家裴化行（Henri Bernard-Maitre）則表示，“甚至《利瑪窦中國劄記》……都不能和它争勝”。

那麼，這部書為何能造成如此廣泛的影響呢？歸根結底，是因為它回答了當時歐洲迫切想要了解的問題，即中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為歐洲國家制定對華政策提供了依據。簡而言之，此書迎合了時代的需要。

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伴随地理大發現而發生的商業巨變為歐洲工農業生産帶來了機遇。但16世紀中葉以後，從美洲掠奪的貴金屬大量流入歐洲，造成銀價下跌和物價上漲，歐洲出現經濟衰退。西方學者将這一時期的社會經濟震蕩稱為“價格革命”（又稱“物價革命”）。在“價格革命”高峰期，歐洲經濟陷入嚴重蕭條，物價飛漲，各類商品都很匮乏。而同一時期，中國正處于明朝統治之下，經濟正在蓬勃發展，甚至可以為國際市場提供物美價廉的商品。中國精美的絲綢、瓷器以及各類工藝品不斷湧入歐洲。通過商品貿易，中國的文化甚至影響了歐洲人的生活習俗和時尚。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華大帝國史》應運而生，恰逢其時地為歐洲國家打開了一扇了解中國的視窗。也正是通過這部書，當時的歐洲國家認識到他們隻能将中國當作貿易夥伴而非侵略對象，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國的企圖。

（作者機關：貴州财經大學文學院）

編輯：陳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