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天，各種“大瓜”刷爆媒體，“代孕”一詞更是被頻頻提及。
一邊是“小仙女”人設的女明星在錄音中說，“我們孩子還可以再要，我們一些受精卵還沒用完，還儲存了這些東西”。
另一邊是幾年前，“資深才女”在某訪談節目上輕描淡寫地說：“我是可能要準備代孕的，這很正常”，還提及身邊很多人這麼做，“找一肚子”生雙胞胎、三胞胎的都有。
與此同時，一則“湖北代孕村”的新聞報道也吸引了很多人的關注。一位受訪者說，村裡有年近五旬的婦女去做代孕，還有的母親、女兒、兒媳都加入其中，俨然形成了一個小型産業，看得人觸目驚心。
在我國目前的法律環境下，代孕是被明令禁止的行為，它意味着将女性的子宮當作“商品”，是對女性的物化，更是對生命本身的漠視。
一個活生生的人，被當作“行走的子宮”，變成了所謂的“肚子”，令人不寒而栗。
01
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小說《使女的故事》中，描述了這樣的場景：有生育能力的年輕女性（即“使女”們），被“配置設定”到沒有後代的指揮官家庭，她們的行動自由、财産權利等被完全剝奪，飲食起居受到嚴格的監視，唯一的職責就是要生下子嗣。
使女們的悲慘遭遇，發生在作者虛構的荒誕世界裡，然而，正如許多評論家所指出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筆下的故事雖然充滿離奇色彩，但在現實生活中并非無迹可尋，她不過是把社會中真切存在的問題，做了極端化處理。
飽受争議的BBC紀錄片《代孕者》，就展示了印度的一家“代孕工廠”。數百名窮苦印度婦女擠在“代孕屋”裡，向那些由于種種原因不能生育的夫婦，“出租”自己的子宮，以換取約8000美元的勞務報酬，用于改善貧困的家庭狀況。
從表面上看，經濟拮據的代理孕母們辛苦十月懷胎，拿到了不菲的金錢（大約相當于普通體力勞動者數年的收入），另一頭的夫婦們迎來了渴盼已久的新生命，似乎是相當合理、公平的交易。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考慮到代理孕母們的生存困境、她們走上這條道路的真實原因，以及不同社會階層、财富狀況人群間的權利分化的現實等因素，我們不難發現，當女性淪為“生育機器”時，不僅是個體命運的悲劇，更折射出社會與人性的幽暗一面。
02
“代孕”絕非新生事物，它曾以不同的形态和面目，出現在各個曆史時期和不同國家。
在古代中國，受到“三綱五常”“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等封建思想的荼毒，為了延續香火、傳宗接代，一度出現過“典妻”等陋習，也就是說，把妻子像商品一樣“典質”出去，給有錢人家做幾年的臨時妾室（通常要附加生育條款），其後再遣返夫家。
根據史料記載，“質賣妻兒”的行為在戰亂頻仍的南北朝時期就已出現，宋、元、明、清幾代也相當普遍，即使到了民國時期，“典妻”現象依然十分活躍，形成了對底層貧困女性的極大剝削。
20世紀30年代的青年作家柔石，在他的代表作《成為奴隸的母親》中，就以“典妻”春寶媽媽為主角，向讀者生動地展示出一位舊時代“代理孕母”的悲慘遭遇。
春寶媽媽年輕時嫁給一位皮販為妻，起初丈夫工作還算勤勉，無奈境況不佳，又沾染上了酗酒、抽煙、賭博等惡習，脾氣變得愈發暴躁，家境也一天天地壞下去了。
丈夫對内無力負擔妻兒的生活，外邊又被天天催債，家中一片愁雲慘霧。這時，村裡的沈媒婆指點他：“妻雖是結發的，窮了，也沒有法，還養在家裡做什麼呢？”
她順勢又介紹了一樁“好生意”：鄰村50歲的老秀才無所出，娘子又不讓他娶妾室，最近才答應“典當”一個女人，要又能做事，又能生養，而他的妻子、還在哺乳期的春寶媽媽就很符合條件。兩人一拍即合，沒跟妻子打聲招呼，就以100元的價錢訂立了契約。
得知消息後，妻子除了哀歎“倒黴”和“苦命”之外别無他法，到了約定的日子，不得不灑淚告别幼子春寶，坐着轎子來到了秀才家。
秀才在物質上對她還算不錯，但秀才娘子經常明裡暗裡地譏諷、打壓她，嘲笑她就像是“街頭的母狗”，指使她做繁重的家事。生下兒子秋寶以後，“母親”的稱呼自然要歸秀才娘子，她的名頭隻能是“嬸嬸”。
秋寶的周歲宴上，丈夫竟出現了，名義上是來給孩子慶賀，其實是要找妻子借錢，妻子悄悄把秀才送的一枚青玉戒指給了他。秀才知道後勃然大怒：這個戒指以後是要給我兒子秋寶的，你有什麼資格拿去送人？
不久，妻子就被趕回原先的家中，就在此前幾天，秀才還找沈媒婆打聽，要花幾十元“續典”幾年，或者幹脆“買”下來做妾。
與丈夫、兒子春寶一家團聚的日子又是怎樣呢？丈夫懶散地歪在炕上，粗聲粗氣地喊她去燒飯，還不忘語帶挖苦地說：“你真是大戶人家生活過了！”春寶也被呵斥“找你的娘去睡”。
03
受盡屈辱的三年典妻生活，一度暫時纾解了小家庭的窘境，但丈夫對妻子的付出不僅視而不見，反而對她的态度更加鄙夷。
我們不禁會想：如果此後又遇到難題，妻子會不會再一次被推入火坑，成為大戶人家的生育機器？之前被丈夫親手溺死的女嬰，如果僥幸存活下來，等到成年時，是否也會面臨與母親相似的命運？
紀錄片《代孕者》中，一位代理孕母說：“我這一生不想讓我的女兒做代孕了。”但是，如果不解決“典妻”“代孕”背後深層次的社會與法律問題，這樣一個樸素的願望能否真正實作，都要打一個大大的問号。
在衆多關于代孕問題的分析中，有幾個詞語被多次提及：貧困、階級、法律、倫理、女性、工具化。
無論是在90年前柔石筆下的春寶媽媽，還是蝸居在“代孕屋”裡的底層女性，她們無一例外都在貧窮的泥潭中掙紮，有時還要面對遊手好閑、甚至家庭暴力的丈夫，社會氛圍對女性的态度也并不友好。
是以，當有人“出價”租借她們的子宮時，迫于生計壓力，她們鮮有拒絕的權力和空間，隻能硬着頭皮在這條暗黑的道路上走下去。從這一點來說，那些看似公平的代孕契約，本質上就是利用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構成了剝削和壓迫他人的事實。
紀錄片的印度女醫生、代孕組織負責人說：“非常特殊的女人才能成為代孕者。”她認為，這些女性的選擇大大改善了家庭生活的狀況，是值得鼓勵和贊揚的。
實際上，代理孕母能夠拿到的8000美元（如果遇到流産等情況，到手的可能僅有幾百美元），隻是機構所收取費用的不到三分之一，表面上是“雙赢”，背後都是“生意”。
刑法學教授羅翔說：
“如果重要的個人利益可以放棄的話，那自由一定會導緻強者對弱者的剝削。……如果你可以處分你的身體，你最終是沒有自由的。因為一定會導緻強者對弱者的剝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倫理道德認為，一個人是不能處分自己最重要的利益，因為自由不能以放棄自由為代價。”
從法律層面來說，器官捐獻是被允許的，器官買賣卻是絕對禁止的。子宮作為身體器官也是同樣道理，“代孕”行為會導緻同一個孩子出現三位、四位父母的情況，本身就與社會倫理存在一定沖突。對于女性來說，這種所謂的“租借”行為也構成了對她們自由權利的侵犯。
那些遊走在灰色地帶的“代孕産業”，在為少數人提供便利、成為攫取财富工具的同時，對更多的人、對社會風氣造成的負面影響是更為深遠的。特别是随之而來的嬰兒被棄養、因非法取卵造成無法逆轉的身體傷害等情形，構成了對生命健康權的漠視。
更恐怖的是，當它成為一門堂而皇之的“生意”，人就會變成“工具”，最終可能走向的結局，很可能就是上演真實版的“使女的故事”：人失去了姓名，沒有了個性，更遑論尊嚴與權利，剩下的隻是無差别的生育符号。
到那時，人與機器、與奴隸又有何分别？
注：本文配圖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