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蘇·奈保爾（1932-2018）
2001年，出生于千裡達托貝哥的印度裔英籍作家維·蘇·奈保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晚，千裡達托貝哥的首都西班牙港燃起了慶祝焰火。對于這一偏僻的加勒比海島國來說，奈保爾無疑是他們的英雄。奈保爾的青少年時期主要是在千裡達托貝哥度過的。1950年，十八歲的奈保爾從西班牙港中學畢業，獲得政府一筆豐厚的獎學金，進入牛津大學學習文學，從此走上了文學創作之路。
事實上，奈保爾很早就顯示出在文學創作上的特殊才華，創作伊始便得到了廣泛認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在英國文壇已頗有影響。1994年，美國塔爾薩大學先人一步地“搶購”了奈保爾的書信、手稿等，并把它們與喬伊斯的手稿一起存放。
200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南非作家庫切說，奈保爾的小說具有“隐晦的自傳性特色”。這一點，在奈保爾早期的短篇小說集《米格爾街》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那是奈保爾用回憶寫成的書，也是留給他曾經的祖國千裡達托貝哥的一份真實記錄。在這本書裡，他以第一人稱回憶的口吻，将米格爾街上的芸芸衆生呈現在全世界讀者面前：流浪漢，木匠，馬車夫，醉漢，教員，理發師，清潔工，放蕩女人，可憐的母親，手頭拮據的時髦青年，等等。細看下來，他們都是現代文明中的失敗者或邊緣人，他們的共同之處在于：無論如何努力奮鬥、掙紮，都是徒勞的，都無法改變其邊緣群體的位置。《米格爾街》的文字裡，有無奈，有辛酸，有調侃，有嘲諷。它最大的價值是，通過米格爾街上的人物，讓我們重新審視自身與這個世界的關系。
在小說《職業選擇》中，米格爾街上的孩子們的夢想，是當上駕駛藍色清運垃圾卡車的司機，因為“那些開車的簡直可以算作是貴族，他們隻在清晨幹點活，白天什麼事也沒有。盡管如此，他們還動不動就罷工”。主人公伊萊亞斯是特立獨行的人，他的理想與衆不同，且十分“高大上”：他想離開米格爾街，出去做一名醫生。然而他沒辦法去上更好的學校，盡管他很努力，成績卻一塌糊塗，隻能降低目标，從做一名醫生到做一名衛生檢疫員。但這也難以實作，最後隻得去當“駕駛藍色清運垃圾卡車的司機”。奈保爾借伊萊亞斯之口說：“（特立尼達）竟成了這種鬼地方，你想剪掉自己的腳指甲也得去行賄才成。”作為弱勢邊緣群體中的一員，伊萊亞斯雖然有上進心，卻無法在階層越來越趨于固化的現實社會中翻身，隻得任憑命運擺布，變得和米格爾街上的人一樣平庸。
奈保爾在小說《母性的本能》開篇說的那幾句話，令我至今無法忘懷——
我猜勞拉保持了一項世界紀錄。
勞拉有八個孩子。
這倒沒什麼好奇怪的。
八個孩子有七個父親。
這才要命！
正是勞拉給我上的第一堂生物課。
在小說裡，勞拉無法獨力撫養孩子，隻得靠朋友接濟，和幾個丈夫偶爾給她的為數不多的錢勉強生活。她非常愛自己的孩子們，但生活讓她經常對這些孩子喊叫、謾罵。這就是米格爾街邊緣人生活的日常。當得知自己的女兒與他人私通并要生下孩子時，她發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哭聲：“完全不同于一般人的哭泣，她好像是在把從出世以來聚攢下來的哭泣全部釋放出來似的，好像是在把她一直用笑聲掩蓋起來的哭泣全部傾瀉出來。”
奈保爾筆下的米格爾街，無論男女，他們的生活都是卑微乃至絕望的，帶有普遍的悲劇性。他們對生活與現實充滿怨言，雖有過掙紮，卻是徒勞的，一成不變的生活依舊每天按部就班地進行着，他們終究什麼都改變不了。但奈保爾顯然不想就此打住，他想讓讀者了解的是，盡管生活如此晦暗無望，但每個人都仍然興高采烈地活着，并總能通過微不足道的小事找尋到美好，哪怕這美好稍縱即逝、不值一提。
關注邊緣人，奈保爾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與很多作家不同的是，奈保爾的叙述并不沉重。他選擇了用一種輕松調侃的語調來叙述故事，這令我們在辛酸的同時又常會露出笑容，因為我們對他筆下的人物并不陌生。米格爾街上的人并不認為自己是邊緣人，甚至他們還會覺得米格爾街就是世界的中心，哪怕這個中心各方面都并非令人愉快。
（《文學自由談》2021年第3期。圖檔來自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