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苏·奈保尔（1932-2018）
2001年，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印度裔英籍作家维·苏·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首都西班牙港燃起了庆祝焰火。对于这一偏僻的加勒比海岛国来说，奈保尔无疑是他们的英雄。奈保尔的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度过的。1950年，十八岁的奈保尔从西班牙港中学毕业，获得政府一笔丰厚的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文学，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事实上，奈保尔很早就显示出在文学创作上的特殊才华，创作伊始便得到了广泛认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在英语文坛已颇有影响。1994年，美国塔尔萨大学先人一步地“抢购”了奈保尔的书信、手稿等，并把它们与乔伊斯的手稿一起存放。
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作家库切说，奈保尔的小说具有“隐晦的自传性特色”。这一点，在奈保尔早期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那是奈保尔用回忆写成的书，也是留给他曾经的祖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份真实记录。在这本书里，他以第一人称回忆的口吻，将米格尔街上的芸芸众生呈现在全世界读者面前：流浪汉，木匠，马车夫，醉汉，教员，理发师，清洁工，放荡女人，可怜的母亲，手头拮据的时髦青年，等等。细看下来，他们都是现代文明中的失败者或边缘人，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无论如何努力奋斗、挣扎，都是徒劳的，都无法改变其边缘群体的位置。《米格尔街》的文字里，有无奈，有辛酸，有调侃，有嘲讽。它最大的价值是，通过米格尔街上的人物，让我们重新审视自身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在小说《职业选择》中，米格尔街上的孩子们的梦想，是当上驾驶蓝色清运垃圾卡车的司机，因为“那些开车的简直可以算作是贵族，他们只在清晨干点活，白天什么事也没有。尽管如此，他们还动不动就罢工”。主人公伊莱亚斯是特立独行的人，他的理想与众不同，且十分“高大上”：他想离开米格尔街，出去做一名医生。然而他没办法去上更好的学校，尽管他很努力，成绩却一塌糊涂，只能降低目标，从做一名医生到做一名卫生检疫员。但这也难以实现，最后只得去当“驾驶蓝色清运垃圾卡车的司机”。奈保尔借伊莱亚斯之口说：“（特立尼达）竟成了这种鬼地方，你想剪掉自己的脚指甲也得去行贿才成。”作为弱势边缘群体中的一员，伊莱亚斯虽然有上进心，却无法在阶层越来越趋于固化的现实社会中翻身，只得任凭命运摆布，变得和米格尔街上的人一样平庸。
奈保尔在小说《母性的本能》开篇说的那几句话，令我至今无法忘怀——
我猜劳拉保持了一项世界纪录。
劳拉有八个孩子。
这倒没什么好奇怪的。
八个孩子有七个父亲。
这才要命！
正是劳拉给我上的第一堂生物课。
在小说里，劳拉无法独力抚养孩子，只得靠朋友接济，和几个丈夫偶尔给她的为数不多的钱勉强生活。她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们，但生活让她经常对这些孩子喊叫、谩骂。这就是米格尔街边缘人生活的日常。当得知自己的女儿与他人私通并要生下孩子时，她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哭声：“完全不同于一般人的哭泣，她好像是在把从出世以来聚攒下来的哭泣全部释放出来似的，好像是在把她一直用笑声掩盖起来的哭泣全部倾泻出来。”
奈保尔笔下的米格尔街，无论男女，他们的生活都是卑微乃至绝望的，带有普遍的悲剧性。他们对生活与现实充满怨言，虽有过挣扎，却是徒劳的，一成不变的生活依旧每天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他们终究什么都改变不了。但奈保尔显然不想就此打住，他想让读者了解的是，尽管生活如此晦暗无望，但每个人都仍然兴高采烈地活着，并总能通过微不足道的小事找寻到美好，哪怕这美好稍纵即逝、不值一提。
关注边缘人，奈保尔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与很多作家不同的是，奈保尔的叙述并不沉重。他选择了用一种轻松调侃的语调来叙述故事，这令我们在辛酸的同时又常会露出笑容，因为我们对他笔下的人物并不陌生。米格尔街上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边缘人，甚至他们还会觉得米格尔街就是世界的中心，哪怕这个中心各方面都并非令人愉快。
（《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3期。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