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清代近300年，福州僅出了兩位狀元，前一個是林鴻年，後一個是王仁堪，而梁啟超是維新變法運動中的著名宣傳家。那麼，王仁堪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和梁啟超之間有過怎樣的交集呢？兩家後代之間有何交情呢？
王仁堪資料圖檔
耿直賢良的狀元
王仁堪（1849～1893）字可莊，福建閩縣（今福州市）人，故居在東街孝義巷。祖父王慶雲，進士出身，官至四川總督，工部尚書。父王傳燦随侍衙署當少爺，養尊處優，學業上沒多大成就，隻中個秀才。王仁堪卻勤奮好學， 1870年，22歲時中了舉人。1877年丁醜科殿試狀元。據說這時其父狂喜地誇耀說，“父尚書，子狀元，我滿足了！”
王仁堪雖然官不過知府，壽不滿五十，但他的品德、政聲、文章、書法都名重一時。從曆史上看，一般認為封建時代的狀元，多數是少有建樹的平庸之輩，真才不多，人品未必好。但是王仁堪這個狀元确是品學俱優，名副其實，他立朝直谏敢言，出任地方官後，也能為人民做好事，是值得稱道的。
1879年，即王仁堪大魁天下的第三年，中俄交換條約，出使大臣崇厚屈服于沙俄的壓力，居然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新科狀元王仁堪便與前科狀元曹鴻勳等聯名上疏，“請斬崇厚以謝國人”，理直氣壯，直聲震動朝野。這可說是初露鋒芒，已觸權貴所忌。1888年，慈禧太後為了籌備慶祝自己明年的壽辰大典，挪用建海軍的巨款，拟建頤和園大工程。這時，各省發生大水災，京城地震，百姓處于饑寒交迫之中。到了十二月，北京太和門又發生火災。王仁堪便借此機會，上書切谏，請不要修建這樣豪華的大花園，盡管其措詞非常委婉，但專橫已慣的慈禧太後最不喜歡被人頂撞。
加上當時在朝的清流黨内部又互相傾軋，王仁堪便于1890年12月被外放了，出任江蘇鎮江府知府。
所謂清流黨，是晚清朝臣内部出現的政治派别，以敢于批評時政得失，标榜廉潔清高而得名。其主要成員有陳寶琛、張佩綸、文廷式等。陳寶琛的妻子王眉壽，即王仁堪的姐姐。由于上層官僚中的這些關系，王仁堪也成了清流黨之一員。當1884年中法馬江海戰失敗時，閩籍京官潘炳年上奏折，請嚴懲失職的船政大臣張佩綸，張被拿問革職。據郭則沄的《知寒軒談荟》記載，這封奏章，便是王仁堪代筆的，而張的背景卻是他的嶽父李鴻章。這樣一來，王仁堪又得罪了權臣李鴻章，同時也與姐夫陳寶琛産生沖突。于是王仁堪官運蹇阻，終于不可避免了。知情的同人們都為之不平，而王仁堪卻不以為意，坦然地到江蘇上任去了。
據黃念慈《王仁堪傳》記載，1891年4月，王仁堪在鎮江上任不幾天，便發生了丹陽教案。起因是當地人發現在洋人的天主教堂内有死嬰70多具。動起公憤，焚毀了教堂。洋人借口提出種種無理要挾，王仁堪對此逐一嚴予駁斥。最後決定，由地方當局賠償教堂的損失，不追究焚毀的責任。這一處理，達到了和平解決外事糾紛，保全了國體，保護了人民。上司和人民都對他贊頌。
同時，他還在丹陽、丹徒兩縣，振興農田水利，開塘2300多個，建溝、渠、閘、壩等100多個。1892年遇到大旱災，又奏請截留漕米5萬斛，救濟了20餘萬饑民，并募款20多萬以辦理各種救災的善後，如捕蝗、牛赈、浚河、種樹、積谷等，又将所收的捐款的收支數目，全部公布于衆。另一方面命所屬各縣設立義塾，以普及民間教育。再創立保甲制度，加強地方治安管理。這一切利民的和取信于民的措施，得到府屬人民的普遍擁護。
當三年任滿考績時，江蘇省定王仁堪的政績為全省第一。1893年，他奉調任蘇州知府，蘇州人民聞訊無不高興。王仁堪素有疝氣疾，在艱巨棘手的鎮江任上，就已經積勞病重，來蘇州才3個月，接管新任，事更繁劇，疝氣大作。十月十八日，赴宴回衙署後，腹大痛，醫誤以為寒疾，藥用麝香又過多，服後，汗下如雨，至二十日殁，年僅45歲。人民聞訃，群集衙署緻哀。清廷下诏褒揚，事迹付國史館立傳
梁啟超資料圖檔
梁啟超的“紅娘”
因為王仁堪文章、書法和品貌都十分端正秀潤，初期深得慈禧和光緒的愛重。1887年奉旨在上書房行走，每參加宮廷宴禮和節慶大典，得到的賞賜都格外豐厚優渥。其間多次外放學政， 1880年冬，任山西學政時，整饬學風，嚴禁學官、生員吸鴉片。1885年任貴州鄉試副考官，取才甚嚴。據王孝绮的《王蘇州年譜》記載， 1886年秋，他充教習庶吉士，徐世昌（後來民國初任大總統）就是他這時的學生；1889年，他任廣東鄉試副主考，收梁啟超為門生。
梁啟超，字卓如，号任公。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廣東新會縣熊子鄉茶坑村。祖父梁維清，是位老秀才，為人正直、儉樸，鄉人多有贊詞。父親梁蓮澗雖在科舉考場上幾進幾出，卻連秀才也沒有考上。祖父與父親靠當私塾先生維持生活，家境貧寒。
祖父是梁啟超的啟蒙老師，8個孫子中，他最喜歡小梁啟超。幼時，梁啟超晚上總是睡在祖父的床上，聽祖父講曆史故事、說詩解詞。4歲時，他在母親趙氏的教導下學認字，随後随祖父閱讀《四書》等儒家經典。6歲，他在父親的私塾中讀書，在父親的嚴格教育下，梁啟超已能用所學的經典作對子。從7歲起，梁啟超學習寫文章，進步很快。8歲，己能寫出洋洋千言、文理通順的文章來。至9歲，更是詩才靈活。這一年他前往廣州應試，一舉高中秀才。考完後，主考大員、廣東學政葉大焯，逐個接見新錄取的弟子，以資獎谕。被接見者進去之後很快就退出，唯獨梁啟超長跪于地請求說：“家有祖父，今年已高齡七十，生辰為農曆十一月二十一日，弟子希望能得到先生所寫的壽言，使祖父能延年益壽，以告慰叔父和父親孝順之心，并在宗族交往中感到更加光彩。”葉大焯面對這個稚氣未脫的孩子，為他孝心所感動，欣然命筆，為梁老先生寫了壽言。可見梁啟超雖是少年，但思想言行卻是早慧早熟。
考上秀才之後，梁啟超進入更緊張的學習之中，他10歲閱讀《輶軒語》、《書目答問》，11歲進一步閱讀《史記》、《漢書》等。據後來梁啟超自己說，《史記》一書，他能背誦十之八九，幾乎過目不忘。學業上的突飛猛進，使新會城教他的老師周惺吾發出了“吾不能教之矣”的感歎。于是，梁啟超離家到廣州呂拔湖、佛山陳梅坪門下求學。14歲以後，他進入廣州當時的最高學府、五大書院之一的“學海堂”就學，并成為高材生。同時又在石星巢處受業，還作為菊坡精舍、粵秀書院、粵華書院的院外生，對知識他廣博吸收，如饑似渴。
光緒十五年（1889）五月，王仁堪出任廣東鄉試副考官。年僅17歲的梁啟超參加了這科廣東鄉試，己醜科鄉試共錄取了100名舉人，他不僅順利地考中了舉人，而且榜列第八名，是新會籍考生中的成績最優秀者，也是全省考生中年紀最小的。
梁啟超的試卷文章，寫得洋洋灑灑，氣勢磅礴，思路靈活，富有才情。進而引起了副主考官王仁堪的特别關注。王仁堪多年擔任鄉試的主考官，從沒有遇到過像梁啟超這樣才學超群的學子。他認為梁啟超是個奇才，送卷給正考官李端棻看，李也十分贊賞。李端棻感到應該與他見一面，同時又想到自己還有一個年輕的堂妹李蕙仙，正待字閨中，不如乘此機會，撮合這門婚事，并打定主意請副主考官王仁堪從中做媒。
正當李端棻如此考慮的時候，副主考官王仁堪也因為很欣賞梁啟超的才智，想把自己尚未出閣的女兒許配給梁啟超，卻被李端棻搶先開口了。是以，當李端棻提出請他做媒人的時候，他半晌說不出話來。李端棻猜出他的心思，兩人相視而笑。
而梁啟超對如此難攀的高親，當然是驚喜交集滿口答應。于是由王仁堪做媒，李端棻的堂妹李惠仙與梁啟超訂了婚。李惠仙是順天府尹（相當于北京市長）李朝儀的女兒。李朝儀是1845年進士，曆官37年，勤政愛民，始終一緻，有古循吏風，于1881年病逝于任上。李蕙仙出生在北京南邊的固安縣，她幼承庭訓家學，熟讀古詩，善于吟詩作文，且擅長琴棋書畫，有才女美譽。她慧眼識英才，不愛金錢愛文章，非梁不嫁。
1890年，梁啟超京師會試落第，随康有為在萬木草堂學習。但李惠仙甘願下嫁窮書生，在北京完婚，幾個月後便随梁啟超同到了梁的故鄉一廣東新會熊子鄉，結婚的新房還是從同族人臨時借的，但這位出身高貴的新夫人毫無怨言，操持家務，敬養老人，與梁啟超相敬如賓。李蕙仙同梁啟超共育有3個孩子，後來都成為傑出的人才：長女梁思順是詩詞研究專家；次子梁思成是著名的建築學家；次女梁思莊是著名的圖書館學家。
王仁堪殿試考卷（狀元策）
晚輩之間的交往
王仁堪是著名文物專家王世襄（1914―2009）的伯祖父，其祖父王慶林是王仁堪的親弟弟，其父王繼曾小時候曾得到王仁堪的很多照顧。因為王仁堪是梁啟超的老師和媒人，兩家成為世交，王繼曾和梁思成之間的交情也很深，梁思成在王世襄最困難的時候，給予了很大的幫助。
1941年，王世襄畢業于燕京大學研究院，獲文學碩士學位。從此，他一心撲在《中國畫論研究》的編撰上。初稿完成一擡頭，卻發現頭頂上飄揚着刺眼的太陽旗，華北之大，竟不能安放一張書桌。王世襄想繼續完善自己的書稿，但北平卻已經成為淪陷區，他可以查閱資料的故宮博物院，為避戰禍早已南遷。偌大個北平城，霎時籠罩在亡國滅種的陰影下。
王世襄在父親的支援下，決定南下重慶。西南地區，屬于抗戰後方，北平淪陷之前，故宮内的文物都已經南遷至重慶。他的心裡依然惦念着親眼看看那些畫作，以完善自己的書稿。
1943年11月，時年29歲的王世襄從北平出發，這還是他第一次離家。穿過皖北界首的日軍封鎖線，繞道河南、陝西，花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輾轉到達了四川重慶。在稍事休息之際，王世襄拜訪了好幾個熟人，想入南遷的故宮博物院工作，但都未果。徘徊在冬日重慶的街頭，王世襄忽然感覺到南方的冬天是如此凄冷。他問自己，難道曆盡千難萬險來到重慶，就是這樣失敗了嗎?不!他一定要找到和文物研究相關的工作。
故宮博物院的這條路算是中斷了，王世襄決定再想他法。于是他去拜見了時任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傅斯年先生，希望能有機會進入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
當時的曆史語言研究所辦公地在長江上遊離宜賓不遠的李莊，許多學術機構如中央博物院、同濟大學、營造學社、社會科學研究所等都在那裡，很多著名學者都集中在這川南小鎮，王世襄覺得到那裡可以有更多請教學習的機會。
王世襄在這之前并沒有跟傅斯年先生打過交道，這讓他很苦惱。就在他發愁拜見無門時，他意外地遇到了梁思成，在偏遠的重慶相遇，有一種他鄉遇故知之感。說起來，梁思成和王世襄可以算得上是忘年交，年長王世襄十幾歲的梁思成，既是王世襄的益友，更是他的良師。王世襄向梁思成講述了自己謀職重慶的目的以及在故宮博物院遇到的阻礙。梁思成知道了王世襄的想法後，便很快安排王世襄去與傅斯年見面。有了梁思成的親自引薦，王世襄再一次鼓起了生活的希望，他想這次總應該能夠謀到個職位，卻沒想到迎接他的依然是一盆冷水。
“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燕京大學國文系大學及研究院。”“燕京大學畢業的不配到史語所來。”費盡周折得到的會面機會，就在三句話間結束了。傅斯年隻開口說了兩句話，而王世襄也隻來得及回答傅斯年的第一句提問，他想在史語所工作的願望就這樣宣告結束了。燕京大學沒有請到王國維、陳寅恪那樣的國學大師，在傅先生的眼裡，這樣的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是沒有資格來做國學研究的。對于傅斯年冷漠的态度，多年來王世襄一直耿耿于懷，他把這段蔑視的經曆化作了前進的動力，激勵自己在學術上不斷前進。
幾度碰壁，王世襄當初的雄心壯志備受打擊，他開始懷疑自己來重慶也許是個錯誤的選擇，回北平的念頭開始不絕如縷，但又不甘心兩手空空回到北平，再說這也深負父親的厚望。“你要不要考慮來我們營造學社?”正在王世襄無所适從之際，梁思成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你的志願是搞美術史，如對古建築有興趣，可以到中國營造學社邊學習邊工作，職位是助理研究員。”
中國營造學社成立于1930年，創辦人是北洋政府時期的交通系大員、前國務院代總理朱啟钤先生，旨在研究建築文獻和中國傳統建築式樣。
1944年1月，王世襄随梁思成先生同乘江輪從重慶到李莊，開始了其在營造學社的工作。由于找到了自己喜愛的工作，王世襄心情也變得愉悅起來，心中充滿了探尋新世界的好奇感。是啊!這是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他已暗下決心要将自己所學的全部奉獻給這個飽經磨難的祖國。事實證明，也就是在中國營造學社的這段學習經曆，奠定了他一生學術研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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