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震林東路抗戰紀實

人民網-中國共産黨新聞網

謹以此文紀念譚震林1940年奉命赴蘇南東路發展新“江抗”，開辟“沙家浜”抗日根據地80周年。

一、奉命赴東路，走一路抓一路學習

1940年的春天姗姗來遲，嚴冬緊接春寒。灰暗的濃雲密布大江南北上空，沉甸甸地壓在廣大抗日軍民的心頭。

這時候，譚震林任新四軍三支隊副司令員(政委)，指揮部隊取得了五次繁昌保衛戰的重大勝利。

鑒于當時江南的戰局，南方局與新四軍軍部正式決定，調譚震林“加強東路工作”，并于3月23日将此決定電告中共江蘇省委：“現為加強東路工作，已調譚震林同志去負責組織軍政會，以統一黨軍指揮，不日出發。”譚震林回憶說，他當天就安排好即将臨産的妻子葛慧敏，在軍部項英那裡接受訓示，吃過晚飯，就整裝從泾縣雲嶺出發了。

行程艱辛又頗具傳奇色彩。譚震林化名“林俊”。途中建立了臨時黨支部，譚震林自任黨小組長，并在出發前召開黨小組會。會上作為紀律規定：路上不論出現什麼情況，哪怕發生萬一，也不能講出譚震林的真實姓名。随行的有廖海濤、俞炳輝、白書章，也都用了化名。他們打扮成國民黨三戰區軍人，身持事先精心制作的寫有“到冷欣那個地方去檢查工作”的“介紹信”(通行證)。林俊的身份是“上校銜”的“三戰區參謀主任”，随行的廖海濤化名“廖濤”，是“秘書”；俞炳輝化名“張德标”，是“侍從副官”，俨然“國軍”要員，從南陵過青弋江，蕪湖經宣(城)、郎(溪)、廣(德)，穿越敵、僞、頑封鎖線，從郎溪到達新四軍城樓橋兵站(第六兵站)，前往水西村新四軍江南指揮部。他走一路，抓一路學習。重點是結合東路的形勢和任務，學習毛澤東《抗日遊擊戰争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重要著作，以及黨中央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系列重要訓示。每到一地投宿，他都不顧勞累，組織大家聯系實際，邊學邊進行讨論。擔任途中臨時支部書記的白書章回顧說：“一路上每晚出題目學習讨論，從皖南到茅山，走了十八天，學習了十六次。每次大家都敞開發言，他都作總結發言，對我們教育很大，感到責任重大。”

陳毅時任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指揮，熱情地接待并召開幹部會歡迎譚震林等一行到來。正在江南指揮部巡視工作的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作了形勢報告，鼓舞大家前往蘇南東路打開局面。在水西村稍事盤桓，調整了随往東路的人員，便來到丹(陽)、句(容)、溧(陽)三縣交界的戰略要點延陵附近一個叫莊湖的村子。這是個四面環水、蘆葦叢生的偏僻之處。譚震林風塵仆仆、談笑風生地向隐蔽在這裡開會的丹南中心縣委的同志宣講黨中央的訓示精神。他高度贊揚陳毅、粟裕率部挺進蘇南，及時地揮師北上，發展蘇北，是完全正确的；他此番奉命赴東路則是要去加強東路抗戰的上司。

這時，随同譚震林東進的團營幹部，還有張開荊、劉飛(劉松青，一名劉青)、戴克林、吳世孟，也都取了化名，脫去軍衣，改成中式長褲、外罩長衫的商人打扮。譚震林則是雪白衫衣，毛料西褲，哔叽長衫，還加了頂氈呢禮帽(俗稱“銅盆帽”)，并借用延陵鎮一家綢布店老闆“李明”的名字打了“良民證”，完全是一副“大老闆”氣派，帶領大家由水路到常州中轉。為了確定安全，譚震林等一行7人到常州後分住可靠的交通點及“關系戶”家裡。譚震林即以“大客商”身份，住進萃昌豆行，并出了高價，打通關系，從日軍機關填發通行證的人手裡辦理了“豆行老闆”的“通行證”。“譚老闆”之名就是自此開始的。他們乘火車到了蘇州，在阊門外靠碼頭的東來旅館過宿。翌日，坐船在常熟南門外的董浜靠岸，暫入地下黨員陳關林、陳二妹夫婦開辦的“涵芳閣茶館”歇腳。1982年5月，譚震林重訪常熟，還記憶猶新地說：“1940年我來東路，一來就到董浜陳關林茶館店，這位關林嫂，就是當年茶館店的老闆娘，曾經接待過我們。”她是平劇《沙家浜》“阿慶嫂”的原型之一。

二、我們要說：“江抗”“民抗”是共産黨上司的!

時值江南暮春。蒼茫的暮色中，依稀可見四周田野裡點綴着金黃的油菜花。譚震林入鄉問俗，關切這兒的一莊一戶，熱愛這兒的一草一木。他深知此次來東路，肩負着黨的重托，曆史的重任。從戰略全局來說，如同江渭清概括，“蘇南抗日根據地，西起甯(南京)蕪(蕪湖)，東至淞滬，北瀕長江，南抵天目山麓，包括蘇南全部，浙江杭州以北和皖南東部一角。幅員廣闊，人口稠密。僅蘇南25個縣市，面積達2.49多萬平方公裡，人口約2000萬。”這是整個抗日戰争時期新四軍在華中開辟的八個戰略區之一，也是中國共産黨上司抗日軍民建立的全國19個解放區之一。而地處長江三角洲，位于京(南京)滬(上海)鐵路東段的東路地區，西有日本侵華派遣軍司令部及汪僞政府所在地的南京，東接早已淪陷于敵手的上海，中為汪僞的江蘇省政府所在地蘇州，戰略地位尤為重要。

黨中央非常關心東路地區的抗日鬥争。1939年5月，陳毅命葉飛率新四軍六團東進，與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授予番号的梅光迪、何克希組建并指揮的“江南抗日義勇軍”會師(簡稱“江抗”)。短短數月内，“江抗”部隊穿越京滬線，經無錫，抵常熟，攻打浒墅關，激戰青浦，奔襲虹橋機場。按照譚震林當時的描述，“已使沉默的上海近郊，變成了烽火連天的戰場”。敵僞震驚，匪頑膽顫。東路人民額手稱慶，迎接解民于倒懸的“王者之師”“仁義之師”，大大提高了新四軍在江南的聲威。但是，為着華中抗戰的全局，葉飛不得不于當年9月奉命率“江抗”主力，西撤揚中，與管文蔚會合，整訓部隊，開赴蘇北抗日戰場。這就使東路地區形成了“真空”。曾經燃起抗日烈火的陽澄湖基地，僅有夏光、劉飛、黃烽等少數“江抗”上司骨幹，因病治療，未随西撤。就像《你是遊擊兵團》的著名歌曲所唱：“陽澄湖畔，虞山之麓，三十九年的嚴冬，三十六個傷病員，高舉共産黨的旗幟，在暗影籠罩着的魚米之鄉，為人民流着血啊流着汗!辛苦地耕耘着被野狗蹂躏的田園。……”

當譚震林一身“大老闆”裝束來到“江抗”東唐市辦事處時，受到了何克希、吳仲超、夏光、楊浩廬、張英、王承業、李模組化、任天石等部隊和地方黨的負責人迎接。譚震林與大家會面後，就在部隊護送下，連夜乘船，擦過白茆塘敵人的據點，悄悄地進入了徐市附近的新“江抗”“民抗”活動的中心地帶的農村。他在常熟“民抗”司令部所在的一個農家的“天井”裡，向大家詳細詢問“江抗”西撤以來的軍情、政情、民情，聽取蘇常太地區敵我鬥争情況的彙報，尖銳地指出：隻有在黨的堅強上司下，堅決發動群衆，擴大武裝，建立根據地，才能有力地打擊敵人，肅清反動勢力。他激昂地揮起拳頭，大聲疾呼：“我們要說‘江抗’‘民抗’是共産黨上司的!我們要把共産黨的名字公開出去……”

針對“江抗”西撤以後東路的鬥争形勢，譚震林遵照黨中央關于目前時局和任務的訓示精神，聯系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曆史經驗，深入淺出地闡明黨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諄諄告誡任天石等上司人：“鬥争要積極向外發展，孤守一地，終究會被消滅。”并且以自己在閩南打遊擊和皖南反“掃蕩”的鬥争體會，循循善誘地啟迪大家：“中途畏縮就是死路，堅決鬥争才能生存。”使同志們增強了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低潮中争取發展，困難中開拓局面的信心和力量。譚震林還深入部隊，了解新“江抗”“民抗”幹部、戰士的鬥争、生活、思想，提出了加強部隊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經過幾天緊張的調查研究，4月23日，譚震林在常熟徐市北港廟附近陳家角江家宅基，主持召開了蘇南東路抗日鬥争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徐市會議”。根據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新四軍軍部決定，宣布成立新四軍東路軍政委員會，譚震林任書記。同時建立“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指揮部”(對外仍簡稱新“江抗”)，譚震林以林俊的化名，任司令兼政治委員、政治部主任；何克希化名王耑，任副司令；吳仲超化名吳铿，任政治部副主任；張開荊任參謀長。會議确定了整編地方部隊，對原新“江抗”“民抗”所屬武裝，進行了初步組編。讨論并通過了動員東路軍民，放手發展抗日力量，建立東路抗日遊擊根據地的重要檔案《中共江蘇省京滬線東路特别委員會關于堅持東路抗戰十大工作綱領》。

三、巧施神妙戰術，開展水網遊擊戰

為了打開東路抗戰的新局面，譚震林考慮，首先必須取得軍事上壓倒敵人的氣概，狠狠打擊來犯之敵，擴大我黨我軍的影響。

這時，常熟守敵采取“分路配合遊巡示威，擾亂鄉村”的戰術，窺探我兵力部署。徐市會議第三天，即4月25日發生的“北港廟戰鬥”，就是譚震林來東路以後，直接與日軍交鋒的第一仗。當天上午九時許，我步哨發現北新閘據點之敵出動。敵分四路縱隊，約七八十人，日、僞軍各占一半，正沿支塘公路向我撲來。譚震林當機立斷，決定阻擊，并命戴克林組織駐守會場外的部隊，負責指揮戰鬥。夏光遞上了一架望遠鏡，何克希送上了一支快慢機，戴克林急步沖出會場，飛身爬上屋頂，監視敵人行動。眼見來犯的日、僞軍相距僅有200餘米，他即命部隊将一挺捷克式機槍架上屋頂，伺敵進入射程内，舉起快慢機一梭子彈打出，機槍跟着張開火口，向日、僞軍瞄準密集掃射。其他戰士的步槍也響了起來。敵人遭此突然阻擊，被打得暈頭轉向，頓即有四五個日軍被擊斃。其餘日、僞軍紛紛趴倒在地，邊打邊退，蹿入北港廟内，搶占該廟樓頭之有利地勢，架起幾挺機槍，封鎖開闊地帶，擲彈筒也如連珠般打來，戰鬥極為激烈。正相持之間，我增援部隊趕到，同志們飛身發起進攻，前後夾擊，敵陣開始動搖。

戰鬥持續到傍晚。由于我尚缺乏進行殲滅戰的條件，譚震林及時下達了主動撤出戰鬥的指令。日、僞軍被打懵了頭，過了好一陣，才拖着二三十名死傷士兵，倉皇逃回據點。在撤離戰鬥後，幹部、戰士想不通，認為敵人已成甕中之鼈，為什麼不再打下去？譚震林在總結戰鬥時，對大家說：“打遊擊，不能像賭徒一樣，賭紅了眼，不顧一切地賭下去，拼消耗；我們本錢小，不能蠻幹!”他的這些話很通俗，卻把遊擊戰不拼消耗、速戰速決的基本戰術原則揭示出來了，使大家深受教育。

北港廟戰鬥是“江抗”西撤以後在我中心地區打的第一仗。就其性質來說，是遭遇戰，但我不是被動應戰，而是主動阻擊。雖然初試鋒芒，卻打出了軍威，對久盼主力回來的東路軍民鼓舞很大。為着主動地避開敵人的報複性“掃蕩”，同時也為了給西進做準備，徐市會議之後，譚震林決定親率第一支隊，挺進錫東地區。5月25日，部隊移駐于無錫安鎮南七八裡的新塘西村。是日午後，50餘日軍分别從安鎮、梅村兩據點出動，進行武裝偵察，與我遭遇，發生激戰。支隊長戴克林一邊組織部隊，沉着迎擊敵人，一邊迅速掩護譚震林和指揮部其他上司人轉移，在錫東地區繞了一圈，傳回常熟。“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戰後，譚震林親自幫助指戰員總結戰鬥，分析和研究敵我雙方的優點、弱點，包括“西進缺點”，以戰鬥執行個體，向廣大指戰員進行遊擊戰争的戰術教育。

為着在江南水網地區開展廣泛的抗日遊擊戰争，譚震林在整訓新“江抗”部隊的同時，于5月份抽調地方打遊擊的骨幹和上海來的青年勞工、學生，以皖南軍部帶來的教導隊學員為基礎，組成了100多人的教導隊，跟随司令部行動。

教導隊開學的當天，譚震林身穿整潔合體的灰布軍裝，腰間皮帶上配着左輪手槍，英姿煥發地向全體教職學員作形勢報告。然後，他言傳身帶，部署群組織教導隊進行遊擊戰争的實戰。6月3日拂曉，教導隊在支塘據點附近的站董(棧浜)宿營，司令部則駐于靠教導隊後面的一個村子裡。梅李、支塘、白茆、常熟之敵，分五路、約500餘人出動“掃蕩”。周圍徐市、沈家市等重鎮均被敵占領；支塘之敵向我教導隊營地前進，我處于敵四面包抄之中，戰鬥一觸即發，情況異常嚴重。譚震林鎮定地叮囑大家“要發揮遊擊戰争的特點，機動靈活地打擊敵人，迅速選擇敵人的弱點，組織突圍”。最後，他帶領護衛他的兩班老戰士登上從白茆塘搖來的一隻農船，勝利突圍，安全抵達預定的何家市附近村莊。當晚，為了迷惑敵人，充分施展遊擊戰的神妙戰術，譚震林親率司令部直屬隊和教導隊轉移，開始由東向西，往無錫梅村方向前進；然後再向後轉，走了一個晚上，6月4日拂曉，又回到了離前天戰鬥過的地方僅三裡左右的一個村子裡宿營。這時，接到偵察員報告：原先從梅李、支塘、白茆、常熟等據點裡出動的日、僞軍，還在分路向我宿營地周圍村子搜尋前進，尋找我軍目标哩!譚震林不由哈哈大笑，脫口作了首打油詩：

聽說你來報，敵人又來到；

你們準備好，把它消滅掉!

譚震林此次親率直屬隊和教導隊進行“站董戰鬥”，開了東路水網地區打遊擊的先聲。随後，譚震林仍由白茆塘搖來的農船接至安全地帶。在地方黨和群衆的掩護下，他帶着警衛班與電台，把指揮部設在農船上，穿插于梅花樁般林立着敵人據點的水網之間，指揮戰鬥。回顧在水網地區打遊擊的戰鬥，譚震林深情地說：“東路群衆确實好，想了許多辦法來保護我們，在水網地區内河裡，築了許多暗壩。我們乘坐的農船吃水淺，暢行無阻；敵人的汽艇遇上暗壩就擱淺，無法開進來。我在船上流動，感到很安全。我一直想念着那位給我搖船的農民同志!”他還說，後來新四軍六師十八旅在蘇北江(都)高(郵)寶(應)水網地區用築暗壩來對付日軍的汽艇，就是由此得到啟發的。江渭清講到在譚震林上司下進行抗日遊擊戰争的那個年代，更是感奮不已，稱贊“‘譚老闆’将井岡山鬥争的成功經驗，運用得爐火純青，且時有發展”。

四、東出昆嘉太，西入澄錫虞

6月初，譚震林部署何克希、夏光、陳挺率二支隊，由常熟開進太倉。在地方黨與群衆的協同配合下，破壞敵人通訊設施，摧毀僞組織。幾天之内，太倉所有電線、電杆、電話，盡被拆毀。日軍驚慌不已，匪僞惶惶不可終日。群衆歡呼：“‘江抗’又打回來了!”6月5日，茜經、浮橋、太倉、沙溪之敵，分數路向二支隊進攻。二支隊指戰員在何克希、夏光、陳挺的指揮下，英勇地分頭擊敵，以神速的遊擊戰術，進行了東路著名的太倉“一日三戰”，然後安全班師，傳回常熟。這次行動，不僅進一步擴大了新“江抗”東路的戰鬥影響，實際上也是新組編的“江抗”部隊經過整訓以後，對東出蘇常太所作的一次軍事偵察。

6月中旬，譚震林分工何克希率二支隊正式向西挺進，武裝開辟澄錫虞。當時，早已接受國民黨頑固派委任的“江蘇省保安三縱隊”頭目馬樂鳴、趙北，拼湊有三個支隊、一個特務大隊，号稱千餘人槍，是東路地區勢力最大的反共頑固派。譚震林分析了敵情，順應着民心，對于此次西進的軍事行動，巧妙地采取了“利用沖突，各個擊破”的鬥争政策，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我軍優勢，首先殲擊其中最反動、民憤最大之一部，即趙北三支隊。行軍中放出空氣：“我們這次軍事行動，隻打三支隊，不打一、二支隊!”對于戰地抓到的俘虜，首先盤問：“你是哪個支隊的？”如果對方回答是一、二支隊，立即放掉。這就起了麻痹馬樂鳴、孤立趙北的作用。

根據譚震林的部署，當天淩晨一時，我軍越過大義橋，行至東羅壩附近之東莊(亦稱須東莊)。拂曉前，我偵察報告，趙北所部三支隊駐于這一地帶。于是，何克希迅速投入戰鬥，首先打趙北的三支隊，既瓦解了敵人，又擊中了要害，為全殲趙、馬二部頑軍，打開了缺口。特别應當指出，譚震林此時決定由何克希率二支隊西入澄錫虞，這是與遠在水西村江南指揮部的陳毅東西配合，全面打開蘇南抗戰局面的一個重要戰略步驟。同時，他部署張開荊率一支隊與無錫“獨立支隊”會合，進行了東路抗戰史上著名的“港下戰鬥”，打死打傷頑軍200餘人，俘數十人，繳獲重機槍1挺，步槍數十支。港下戰鬥之後，我一、二支隊會合兵力，采取“敲糖戰術”，在七八天内，對趙北殘部又進行了幾次殲擊。最後，終于徹底肅清了這股頑敵，掃除了西入澄錫虞的巨大障礙。

五、壯大新“江抗”，成為“東路抗戰的燈塔”

譚震林作為“統一黨軍上司”的蘇南東路地區上司者、武裝鬥争軍事指揮者之外，提挈全局的頭等大事是教育全黨同志，加強黨上司下的抗日政權建設。繼頒行東路抗戰《十大綱領》之後，他根據中共中央《“五四”訓示》中強調應在一切敵人占領區域，包括西起南京，東至海邊的蘇南地區，“建立共産黨上司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的精神，指出：抓好東路地區的政權建設，不僅可以進一步推動擴軍，求得部隊“人、槍、款之解決”，而且在政治、軍事、經濟上均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是提高黨的威信，擴大軍隊的影響，增強黨與軍隊在群衆中的凝聚力，堅持蘇南敵後抗戰的關鍵。

根據譚震林訓示和東路軍政會決定，經過一系列籌備工作，8月4日，宣告以任天石為主席的蘇南東路第一個縣級抗日民主政權“常熟縣人民抗日自衛會”正式成立。為了保證安全，成立會随船移動。譚震林參加會議，并作《目前國際政治形勢和自衛會的意義與任務》的重要報告。譚震林是土地革命戰争時期第一個縣級工農兵政府主席和參與建立井岡山根據地的蘇區上司人之一，有着豐富的建政經驗和長期的上司實踐。他不僅在理論上對抗日民主政權以及黨、政權與群衆的關系，做了深刻的論述，而且從發展抗日遊擊戰争，開辟抗日遊擊根據地的新形勢與新任務出發，結合東路地區的特點，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蘇區紅色政權的建政經驗，具體幫助、深入指導地方黨和部隊的上司同志，“如何建立遊擊根據地和建立自己的政權”。

由于蘇州是日、僞在其統治腹地推行“東亞共榮”“王道樂土”的“實驗區”，從城市到農村集鎮，“匪盜多、妓女多、吸毒多、賭攤多、提鳥籠的白相人多”，匪霸猖獗，關卡林立，社會污濁，民不聊生。譚震林明确提出，我們的抗日民主政權，要為人民着想，上司他們打擊反動勢力，切實地為他們謀福利。蘇州縣人民抗日自衛會成立以後，首先公布了《保障人民暫行簡約》，針對日、僞策動“武裝強迫收租”，“拿中國的人力、物力、财力打我們中國，達到‘以華制華’”的陰謀，釋出了《為收租事告全體群眾書》；加強民運工作，深入新開辟地區發展黨的組織，建立鄉人民抗日自衛會，開展抵制敵僞強迫交租納稅的“秋收鬥争”，實行合理負擔、“二五”減租。整個蘇(州)常(熟)太(倉)及無錫、江陰、沙洲等縣的廣大農村和集鎮，成為抗日遊擊區，呈現出人民歡欣鼓舞，熱烈擁護共産黨和抗日政權，熱愛自己子弟兵，踴躍參軍支前，繳納規定賦稅的興旺景象，帶來了蘇南東路抗日鬥争史上所說的“鼎盛黃金時期”。據統計，“江抗”部隊發展壯大至3000餘人。1940年11月初，新“江抗”在江陰華市一個中學的操場上，召開軍人大會，譚震林稱之為“江抗”具有曆史意義的大會合。他主持大會，振臂高呼：“到太湖去!到澱山湖去!到浙東去!”大會宣布新“江抗”成立三個縱隊。以一、五支隊為一縱隊，司令夏光、政委劉飛(青)，活動于蘇常太地區；二、六支隊為二縱隊，司令陳挺、政治處主任張鏖，随指揮部活動于江陰、無錫一帶；三、四支隊為三縱隊，司令朱長清、政委溫玉成，活動于錫北京滬沿線。從此，東路鬥争進入了“第二階段”，用譚震林當時回答《大衆報》記者的話來講，就是要“向東、向南、向着大上海——我們鬥争的目标，向着太湖、澱山湖前進!”接着，在常熟東唐市舉行“慶祝‘江抗’東路司令部成立一周年大會”。譚震林發表了題為《東路一年》的講話，熱情贊揚葉飛率部挺進東路的戰鬥曆程，高度評價東路軍民在黨的上司下，堅持鬥争，重建新“江抗”的奮鬥精神，指出：經過一年的艱苦奮鬥、流血犧牲，戰勝困難，克服危機，共産黨上司下發展壯大的新“江抗”，已經成為“東路抗戰的燈塔”，燃起了由“三十六個傷病員”點亮的廣為傳頌的“沙家浜”抗日烈火。

原載：《世紀風采》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