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震林認為陳毅在革命生涯中對中國共産黨做出過三次極為重大的貢獻。
第一次是1927年10月南昌起義部隊兵敗三河壩之後，他積極配合朱德，穩定了軍心，儲存了革命的火種；
第二次是在1929年8月冒着生命的危險前往上海，協助中央解決了紅四軍的問題；
第三次是1940年10月指揮新四軍取得黃橋戰役的勝利。
老覃之前寫過《曾任蔣介石侍從官的國軍中将，為陳毅之兄，一心為國，活101歲》一文，文中詳細提到了陳毅到上海向中央彙報紅四軍情況的過程。當時，陳毅的哥哥陳孟熙為四川軍閥劉存厚的少将，擔任了駐上海的代表，陳毅就在哥哥的掩護下勝利地完成了任務。
今天，老覃在這裡着重說說陳毅為何要親自去上海彙報工作的緣由。
要知道，陳毅時為紅四軍的前委書記，責任重大，而紅四軍正處于敵人氣勢洶洶的“三省會剿”的局勢之下，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
他之是以這麼做，是“朱毛”出現了分歧、黨内出現了争論。
這“朱毛”之間的分歧有多大呢？
1929年6月22日，陳毅在主持紅四軍 “七大”的會議上，曾苦口婆心地對“朱毛”二人說：“你們就像戰國時期的兩個大國晉國和楚國在争吵，我呢，就像鄭國，夾在中間，不知道如何是好。你們要團結起來才好呀。”
這件事的嚴肅性可見一斑。
“朱毛”之間的争端，得從1928年4月說起。
彼時，按照中共中央的訓示，紅四軍成立了軍委。
而到了1928年10月，紅四軍軍委又按照中共中央在1928年6月4日作出的訓示，改組了軍委，同時成立了前委。
這軍委書記和前委書記都是中央指定的，軍委隸屬于前委，軍委委員的名單由前委決定。
到了1929年1月14日，為了打破敵人對井岡山的“會剿”，毛主席決定調虎離山，向贛南、閩西進軍，實施圍魏救趙之計，緩解井岡山的壓力，從外圍消滅敵人。
不難想象，朱毛紅軍主力在外作戰，形勢緊急，戰機稍縱即逝，一切行動均由以毛主席為書記的前委決定，即以朱德為書記的軍委就停止了運作。
到了5月，随着贛南、閩西根據地的開辟和黨務、政務、軍務、群衆工作的展開，工作千頭萬緒，前委難以兼顧，軍委的工作開始恢複。
但軍委書記一職不再是朱德擔任，而是由新到紅四軍的劉安恭擔任了。
這劉安恭是四川省永川縣人，喝過洋墨水，18歲時曾到德國留學，後來在比利時加入共産國際，成為共産黨員。1926年，他和朱德一起在四川軍閥楊森部從事秘密工作，後來一起參加了南昌起義。但在起義失敗後，他被派往蘇聯學習軍事。這個時候，他是以中央特派員的名義到紅四軍工作的。
他擔任了紅四軍軍委書記後，生搬硬套蘇聯紅軍的一些做法，推行首長負責制，認為前委代替包辦了軍委的工作，實行的是“家長制”、“一言堂”。
是以，他主持軍委作出決定：前委隻讨論紅四軍的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的其他事情。
顯然，他這麼做，是限制了前委的上司權，也即是限制了黨對紅軍的上司。
這是毛主席不能容忍的。
毛主席認為，黨指揮槍，那是毫無商量餘地的。
但朱德卻表示出了贊同。
朱德認為，軍委與前委各司其職，沒什麼不好。
毛主席和朱德是紅四軍的兩大領袖，他們對問題的看法不同，就不可避免地引發了紅四軍高層上司間的争論。
早在1928年10月，共産國際書記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發表演講時，就有過“不要建設根據地、而應把中國紅軍化整為零，分散到地方去”的論調。
中共中央是以在1929年2月7日緻信朱毛及湘贛邊特委，要求紅四軍化整為零，分散潛入到湘、贛邊境各鄉村中去，并要求“朱、毛兩同志離開部隊”。
這封信，史稱“二月來信”。
對于這封信，朱德的意見是按中央的指令去做。
毛主席則堅持開辟根據地的政策，回信規勸中央收回成命。
這個時候，因為前委與軍委的關系問題，中央要求“朱、毛兩同志離開部隊”舊話又被重提提起。
盡管臨時軍委在讨論會議上被取消了，但軍隊裡的議論并未消除，而是越來越來激烈，涉及面越來越廣，涉及到了紅四軍成立以來的軍事行動，紅四軍的各種制度，紅四軍的各種政策等等。
當然，争論最大的還是“黨應不應管理一切”這個話題。
朱德認為：“黨管理一切為最高原則，共産主義中實在找不出來”，是以，他不同意“黨管一切”的說法。
他還提出，黨員在黨内要嚴格執行紀律，隻有執行鐵的紀律才能使黨員對黨有所依歸。前委毛書記在這一點上做得不夠好，沒有認真執行中央和省委的訓示。
毛主席認為之是以會有這樣的争論，是在組織上的指導原則根本發生了問題，工作沒法開展，他要求辭職。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七大”在福建龍岩召開，主持人陳毅對毛主席、朱德采取“各打五十大闆”的辦法進行了批評，目的是消除朱、毛之間的“嫌隙”，增強紅四軍的團結。
但是，他這麼做，造成了一個很不好的後果。
要知道，他和毛主席、朱德原本是紅四軍的“三巨頭”，這個時候毛、朱兩人處于争論不休的狀态，并且都受了處分。那麼，在選舉新的前委書記時，一些與會代表就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把票投給了他。
結果，對毛主席的贊成票和反對票正好相等。
在這樣的關鍵時刻，陳毅投了自己一票，他就當選為了新的前委書記。
這就是人們所說的“陳毅投了毛澤東的反對票”的來由。
“七大”會議結束，毛主席病倒了，到蛟洋養病去了。
陳毅直呼自己不适合擔任前委書記，他在7月9日以前委書記的名義給中央寫了《關于閩西情況及前委工作計劃的報告》，希望中央另派人來擔此重任。
7月29日，敵人的“三省會剿”來勢兇猛，聲稱要在一個禮拜内拔掉我閩西根據地。
形勢緊急，陳毅、朱德連夜趕到蛟洋找毛主席召開前委會議讨論對策。
陳毅懇請毛主席回紅四軍主持前委工作。
毛主席斷然拒絕說：“我不同意七大的做法，我不能就這樣回去。”
但對于敵人的“會剿”，他還是精心制訂出了應對之策——采用牛篦政策，與敵人打遊擊。
前委會議結束後，陳毅為了請毛主席重回前委主持工作，取道漳州，前往廈門，繞道轉赴上海，向黨中央政治局彙報了紅四軍的現狀和朱毛争論。
周恩來同意陳毅的說法——“毛澤東是最好的紅軍上司人的人選”，他在9月28日，代表中共中央發出給紅四軍前委的訓示信，要求毛主席就任前委書記。此即史稱的“九月來信”。
“九月來信”由陳毅帶回閩西革命根據地。
最終，毛主席回到了長汀，見到了朱德、陳毅，三雙大手又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之後，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他們始終團結如一，再也沒有分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