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认为陈毅在革命生涯中对中国共产党做出过三次极为重大的贡献。
第一次是1927年10月南昌起义部队兵败三河坝之后，他积极配合朱德，稳定了军心，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第二次是在1929年8月冒着生命的危险前往上海，协助中央解决了红四军的问题；
第三次是1940年10月指挥新四军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
老覃之前写过《曾任蒋介石侍从官的国军中将，为陈毅之兄，一心为国，活101岁》一文，文中详细提到了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的过程。当时，陈毅的哥哥陈孟熙为四川军阀刘存厚的少将，担任了驻上海的代表，陈毅就在哥哥的掩护下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今天，老覃在这里着重说说陈毅为何要亲自去上海汇报工作的缘由。
要知道，陈毅时为红四军的前委书记，责任重大，而红四军正处于敌人气势汹汹的“三省会剿”的局势之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他之所以这么做，是“朱毛”出现了分歧、党内出现了争论。
这“朱毛”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呢？
1929年6月22日，陈毅在主持红四军 “七大”的会议上，曾苦口婆心地对“朱毛”二人说：“你们就像战国时期的两个大国晋国和楚国在争吵，我呢，就像郑国，夹在中间，不知道如何是好。你们要团结起来才好呀。”
这件事的严肃性可见一斑。
“朱毛”之间的争端，得从1928年4月说起。
彼时，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红四军成立了军委。
而到了1928年10月，红四军军委又按照中共中央在1928年6月4日作出的指示，改组了军委，同时成立了前委。
这军委书记和前委书记都是中央指定的，军委隶属于前委，军委委员的名单由前委决定。
到了1929年1月14日，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毛主席决定调虎离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实施围魏救赵之计，缓解井冈山的压力，从外围消灭敌人。
不难想象，朱毛红军主力在外作战，形势紧急，战机稍纵即逝，一切行动均由以毛主席为书记的前委决定，即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就停止了运作。
到了5月，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和党务、政务、军务、群众工作的展开，工作千头万绪，前委难以兼顾，军委的工作开始恢复。
但军委书记一职不再是朱德担任，而是由新到红四军的刘安恭担任了。
这刘安恭是四川省永川县人，喝过洋墨水，18岁时曾到德国留学，后来在比利时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党员。1926年，他和朱德一起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从事秘密工作，后来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但在起义失败后，他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这个时候，他是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到红四军工作的。
他担任了红四军军委书记后，生搬硬套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推行首长负责制，认为前委代替包办了军委的工作，实行的是“家长制”、“一言堂”。
因此，他主持军委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
显然，他这么做，是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也即是限制了党对红军的领导。
这是毛主席不能容忍的。
毛主席认为，党指挥枪，那是毫无商量余地的。
但朱德却表示出了赞同。
朱德认为，军委与前委各司其职，没什么不好。
毛主席和朱德是红四军的两大领袖，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不同，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红四军高层领导间的争论。
早在1928年10月，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发表演讲时，就有过“不要建设根据地、而应把中国红军化整为零，分散到地方去”的论调。
中共中央因此在1929年2月7日致信朱毛及湘赣边特委，要求红四军化整为零，分散潜入到湘、赣边境各乡村中去，并要求“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
这封信，史称“二月来信”。
对于这封信，朱德的意见是按中央的命令去做。
毛主席则坚持开辟根据地的策略，回信规劝中央收回成命。
这个时候，因为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中央要求“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旧话又被重提提起。
尽管临时军委在讨论会议上被取消了，但军队里的议论并未消除，而是越来越来激烈，涉及面越来越广，涉及到了红四军成立以来的军事行动，红四军的各种制度，红四军的各种政策等等。
当然，争论最大的还是“党应不应管理一切”这个话题。
朱德认为：“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因此，他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
他还提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只有执行铁的纪律才能使党员对党有所依归。前委毛书记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够好，没有认真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
毛主席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争论，是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了问题，工作没法开展，他要求辞职。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在福建龙岩召开，主持人陈毅对毛主席、朱德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进行了批评，目的是消除朱、毛之间的“嫌隙”，增强红四军的团结。
但是，他这么做，造成了一个很不好的后果。
要知道，他和毛主席、朱德原本是红四军的“三巨头”，这个时候毛、朱两人处于争论不休的状态，并且都受了处分。那么，在选举新的前委书记时，一些与会代表就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把票投给了他。
结果，对毛主席的赞成票和反对票正好相等。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陈毅投了自己一票，他就当选为了新的前委书记。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陈毅投了毛泽东的反对票”的来由。
“七大”会议结束，毛主席病倒了，到蛟洋养病去了。
陈毅直呼自己不适合担任前委书记，他在7月9日以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工作计划的报告》，希望中央另派人来担此重任。
7月29日，敌人的“三省会剿”来势凶猛，声称要在一个礼拜内拔掉我闽西根据地。
形势紧急，陈毅、朱德连夜赶到蛟洋找毛主席召开前委会议讨论对策。
陈毅恳请毛主席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
毛主席断然拒绝说：“我不同意七大的做法，我不能就这样回去。”
但对于敌人的“会剿”，他还是精心制订出了应对之策——采用牛篦政策，与敌人打游击。
前委会议结束后，陈毅为了请毛主席重回前委主持工作，取道漳州，前往厦门，绕道转赴上海，向党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红四军的现状和朱毛争论。
周恩来同意陈毅的说法——“毛泽东是最好的红军领导人的人选”，他在9月28日，代表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要求毛主席就任前委书记。此即史称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闽西革命根据地。
最终，毛主席回到了长汀，见到了朱德、陈毅，三双大手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之后，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们始终团结如一，再也没有分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