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一生，金斯伯格将職業生涯的重要工作形容為幼稚園教師。通過一個接一個的案子，她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重複地去讓最高法院的男性大法官和法庭外的人們，睜開眼睛，穿過蒙昧，去看見和共情女性作為二等公民的生存處境。
文｜安小慶
實習生｜安彧
編輯｜金湯
魯斯·巴德·金斯伯格女士身高不足153厘米，體重剛過45公斤。在合照中，她總是最瘦小的那位。在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席上，她是唯一一位坐着時，頭挨不到真皮座椅頂部的大法官。
在美國最高法院的長期觀察者和記錄者傑弗裡·圖賓眼中，金斯伯格的驚人本領在于把自己湮沒于人群中。她矮小纖弱……看起來更像一隻小鳥。
一年冬天，紐約暴風雪。最高法院派吉普車去接九位大法官上班。清晨，街道被厚厚的積雪覆寫，司機不得不高舉着這位手戴白色蕾絲手套的纖弱大法官，将她小心翼翼地放進車内。
在公共場合，未開口前的金斯伯格總是視線低垂，臉上帶着謙恭甚至羞怯的笑容。然而，這位身形纖弱、聲量細小的女性，卻将畢生投入和參與到這個世界上最漫長和最艱難的革命之中：
她見證、支援了美國現代曆史上鬥争最激烈、也不受重視的一場革命——婦女解放運動，并幫助它實作了憲法化。（《紐約時報》訃聞語）
金斯伯格是美國最高法院有史以來的第二位女性大法官。她不僅打破了沒有人會記得第二名是誰的魔咒，還極為罕見地在人生的第九個十年，成為年輕一代的文化偶像、超級英雄和Super Diva。每個人都想和我這個老太婆合影。在暮年，她徹底改寫公衆對老年女性的刻闆印象。
作為美國現代婦女權利運動的先鋒倡導者，集學者、教師、律師、法官于一身的金斯伯格，極大改變了美國女性的生存狀況。現任大法官埃琳娜•卡根曾在幾年前評價金斯伯格，是她，讓美國的法律公平地對待女性，她對此的功勞，大過任何其他人。
金斯伯格的一生，曆經二戰、大蕭條、十四位美國總統，罹患四次癌症、一次心髒手術、斷過三根肋骨。她的晚年正是美國最高法院的天平不斷向右傾墜的時代，她用低沉、微弱的聲線持續發出刺耳的異議和甯靜的咆哮。
這種強烈的對比和響亮的反對聲，和金斯伯格此前戰士般的先鋒生涯一樣，彰顯着異議和行動的力量，也成為日益分裂、下沉、動蕩的世界裡一個令人倍感安慰和鼓舞的聲音——一座盡管年邁卻始終明亮的燈塔。
也正是以，三周前，這座燈塔的熄滅，令全世界震動。因胰腺癌引發的并發症，9月19日，金斯伯格在位于華盛頓的家中離世。享年87歲。
宿敵特朗普在當晚一次競選會結束後，從現場記者口中得知金斯伯格去世的消息。他怔了一下，感慨道：
不管你同不同意，她都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她度過了了不起的一生……
兩天後釋出的白宮聲明裡寫道：RBG（Ruth Bader Ginsburg的簡寫）以其聰慧的頭腦和在最高法院強有力的反對意見而聞名……她是一名鬥士。
希拉裡感喟，金斯伯格大法官為包括我在内的許多女性鋪平了道路，再也不會有像她一樣的人了。
奧巴馬在悼文裡也将RBG稱為性别平等的戰士：她幫助我們認識到，基于性别的偏見，不僅傷害女性，對所有人都有影響。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說，她是美國的英雄，是法律界的巨人。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認為，她改變了美國曆史的程序。比爾·蓋茨将她視作一位開拓者，美國因為她的服務而變得更好。
和RBG一樣成為美國文化符号的麥當娜，在悼文中寫道，這個無畏的女人為所有女性和這個國家所做的，比大多數人所知道的還要多。她永遠不可能被取代。
《先上訃告 後上天堂》作者、曾為許多知名人物撰寫過訃聞的美國作家瑪裡琳·約翰遜曾說，訃聞的意義和它的美存在于它做出的壯舉——它告訴我們：又走了一個，唯一的一個，像這樣的人隻有一個，這是一條延續至今的DNA長鍊的終點。當一個與衆不同的人離開時，我們要以最快的速度知道自己的損失。
當地時間2020年9月19日，美國華盛頓特區，大批美國群眾舉行集會，悼念大法官金斯伯格。
1933年出生的RBG
站在生命這條DNA長鍊的終點，去回望金斯伯格不可取代的一生，那并不是一個典型的英雄之旅或者迪斯尼公主覺醒後做自己的故事。這個故事沒有觸底反彈的戲劇化，沒有線性上升的激昂調子，有的是生活和曆史文化帶來的複調叙事、迂回試探和綿長努力。
如果說《1982年出生的金智英》講述了一個最普通和最平均的東亞女性，在生命中所遭遇的各種自然如空氣的歧視。那麼1933年出生的RBG的一生，也可視作一個普通的美國女性，在過去一個世紀所艱難走過的生命道路。
1933年，金斯伯格出生在紐約布魯克林一個猶太皮貨商的家庭。在她出生前的一年，美國女性阿梅莉亞·埃爾哈特完成了一件令世人驚詫的壯舉。
這位英勇的冒險家，在1932年單人駕駛飛機飛越了大西洋，成為不着陸跨洋飛行的第二人，向世界诠釋了婦女的新形象。在此之前，埃爾哈特曾因形象良好，成為1928年首次跨洋飛行中唯一的也是第一位女乘客。
第一位女乘客的稱号讓她十分尴尬。她覺得自己就像是飛機上的一袋洋芋。為了證明婦女不是擺設，婦女也能駕駛飛機跨越重洋，埃爾哈特用三年時間學習駕駛，終于在四年後證明了自己和性别。
金斯伯格就誕生在這樣一個巨變開始時的時刻。
實體尺度的重洋易于跨越。而漫長的曆史積澱和堅固的性别沉疴所形成的觀念溝壑，卻比海洋更深邃和堅廣。1933年出生的RBG的一生，要面對和要跨越的便是這樣的重洋。
在大蕭條時代的美國，父母對兒女的職業期待普遍是，兒子成為醫生或者律師，女兒嫁給醫生或者律師。金斯伯格的父母也不例外。
隻是這個家庭沒有兒子，也始終生活在疾病的陰影下。金斯伯格兩歲時，姐姐因腦膜炎去世。她成了家裡唯一的女兒。她14歲時，母親查出宮頸癌。金斯伯格總在病房裡完成家庭作業。
母親喜歡帶她去圖書館。她最愛的故事是《神探南希》。因為南希敢于冒險，明白自己想要什麼。
這是那時的金斯伯格做不到的。有一次，她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小旅館前看到一塊牌子。牌子上寫着，狗和猶太人不許入内。少數派的生存經驗，從那時開始影響她對世界的認識。
1950年，就在金斯伯格高中畢業典禮前一天，母親西莉亞病逝。年僅47歲。在母親的葬禮上，金斯伯格第一次透徹地感受到，女性作為二等公民是怎樣的體驗。
悲傷的女人們擠在金斯伯格家中，但葬禮儀式卻因為男人數量不夠而遲遲不能開始。原來猶太律法在計算法定人數時，女人是不算數的。作為直系親屬的金斯伯格也不算數。
在這樣的環境中，金斯伯格一直記得母親希望她獲得的品質，一是成為淑女，二是保持獨立。早逝的母親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給女兒力量。
年輕時的金斯伯格
在去世前，她為女兒存下八千美金，供她上大學。金斯伯格以優異成績獲得了獎學金，但母親所做的一切，讓她覺得自己和男孩一樣被珍視。
1950年秋天，金斯伯格進入康奈爾大學。這是當時唯一招收少量女生的兩所大學之一。她回憶，那時，女生普遍比男生聰明，但她們都不願意顯露這一點。
在大學裡，金斯伯格與後來的丈夫馬丁相愛。1954年，兩人在大學畢業後結婚。婚後，她跟随馬丁被派往美軍位于俄克拉荷馬州的營地駐紮兩年。
金斯伯格參加了當地政府公務員考試。按照層級規定，她屬于第五等，但當她無意中告訴社保局，已懷孕三個月時，對方将她降到了最低的二等文員層級。她不能參加公務員教育訓練，并需在生産前辭職。
這是離開大學後，金斯伯格在職場第一次感受到整個社會對女性結構性的歧視和阻礙。
那時，适逢波伏娃的《第二性》在美國出版。這本被譽為女性主義聖經的著作，振聾發聩地揭示出女性不是生而為女人，而是後天形成的……正是整個文明體系創造出了這一介于男人與太監之間的中介生物，她被叫做女性。
若幹年後，律師金斯伯格在辯護狀裡多次引用《第二性》的句子。但在當時，她沉默而溫馴。同樣是在1950年代，後來因出版《女性的奧秘》而被譽為引發美國第二波婦女解放運動的貝蒂·弗裡丹，也和金斯伯格一樣，因懷孕失去了記者工作。後來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法官的桑德拉·戴·奧康納，也正是在1952年，因性别為女，沒有一家律師事務所願意錄用她。
歧視像火山灰一樣，平均落在每個女性身上。
1956年，金斯伯格決定再考一次法學院，她考入了哈佛。在那一屆超過500人的學生裡，她是僅有的9名女生之一。教師中沒有女性。
成為僅有的9名女學生之一是怎樣的體驗？金斯伯格曾在紀錄片中回憶，你時常會覺得自己在班級中十分顯眼，當你在課堂上被點名時，你就會擔心，如果自己表現不佳，你丢的不僅是自己的臉，也很丢全體女性的臉，你也時常會因為四周向你投射來的目光而感到渾身不自在。
對當時那些把持高等學府大門的人來說，錄取女生，于女性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恩惠和施舍，于男性和他們代表的曆史和傳統來說，則是一種犧牲和讓渡。
金斯伯格一直記得那種無處不在的以保護和優惠為名的歧視。哈佛法學院一位教員曾說，我們希望錄取一些不同尋常的人。比如，你會拉低音提琴，是個加分項。你是個女人，那也是個加分項。
在大學裡，她和其他女生就像動物園裡的珍稀動物。有些教授還會特意挑幾天作為女生日，那幾天隻點女生來回答一些難題。
入學第一年，哈佛法學院院長埃爾溫·格裡斯沃德邀請九位女生晚餐。他問了那個著名的問題：如何合理地解釋你們占據了一個本應屬于男性的法學院席位？
輪到金斯伯格時，她緊張地把煙灰缸弄到了地上。我想更了解我丈夫做的事，這樣我才能更好地了解他，做一個體諒他的好妻子。她回答。
她保持了一貫的馴服。但成績出色的她，成功當上《哈佛法律評論》的編輯。這是對她學術能力的最大認可。在一張編輯部的老照片裡，她和另一位女生被遙遙分隔開，像兩顆短了一大截的釘子一樣，釘在人群的兩端，旁邊環立高大的白人男生。
哈佛執行嚴格的性别區分制度。全校隻有一間女廁所，它位于一座教學樓的地下室。令人倍感恥辱的是，女生不允許進入圖書館閱覽室。
法學院舉行期末考試的教學樓，沒有女廁所。一年級考試前，一位懷孕的女同學告訴班裡的男生，不管他們同不同意，她都要在考試期間使用男廁所。這或許是最早的占領男廁所行動。
但這樣的反抗并不多。1958年，丈夫馬丁在紐約律所找到了稅法律師的優渥工作。為了家庭，金斯伯格轉學去了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
這裡的氛圍與哈佛并無不同。一位女生在回答問題時說，我覺得——，教授立馬打斷她，戈伯小姐，女人才感覺，男人都思考。
這些不公的陰雲，一一投射在金斯伯格的内心。沒人知道，它們是否會醞釀出一場風暴。
1959年，金斯伯格以全屆并列第一的成績從哥大法學院畢業。全紐約沒有一間律師事務所願意給這個出色的女生一個機會。
招聘啟事都寫着隻招男性。她意識到，自己身上有三個标簽是律所在内的主流社會所不歡迎的：女性；母親；猶太人。
在這之前的一年，金斯伯格曾在一地區法院實習。一位法官在同車時說，這位年輕女士，我并不看好你。我就像空氣一樣，幾十年後她回憶車内場景。
哥大畢業那年，金斯伯格26歲。她在社群、家庭、教育、就業、懷孕這些人生的闆塊裡，因為性别，無處不遇到阻礙。
最終，是哥大一位憲法學教授用異常強硬的态度，才給最優秀的學生找到了一個工作。教授向一位法官保證，如果金斯伯格不能勝任，就給他再找一個男生。但他也威脅對方，如果不給金斯伯格一個機會，那麼将永遠不再為他推薦法官助理。
三年法官助理生涯後，金斯伯格在1963年應聘進入紐澤西的羅格斯大學法學院任教。學院拒絕給她支付與其他男教授相同的薪水。
除她外，學校還有另一位女性教授。當地一家報紙以此為由采訪了她們。文章一開頭便描述她們身材苗條、很有魅力。
那段時間，小兒子詹姆士的老師經常打電話給她，抱怨詹姆士在國小裡又惹了麻煩。一天，詹姆士偷偷跑進一台無人看管的電梯。學校又一次把電話打給了母親金斯伯格。
金斯伯格發怒了，這個孩子有兩位家長，她嚴肅地建議老師務必平均地給她和孩子的父親電話，不要總是打給母親。從那以後，她很少接到電話。但老師們也并沒有打給馬丁，因為在他們看來，馬丁更忙碌也更有名望。
在羅格斯學院任教期間，金斯伯格開始為美國民權同盟紐澤西分部擔任志願律師。1964年，《民權法案》的通過從法律層面終止了種族隔離和歧視。在時代氛圍的感召下，大量女性寫來信件，分享自己的痛苦和困惑。
金斯伯格負責閱讀所有來信。
一封信中說，公司不允許女員工将家人添加到健康保險上，因為公司預設隻有已婚男性才有受撫養人；一封信中說，普林斯頓大學的工程師夏令營，不允許女生參加；一封信中說，郵局不允許女職員佩戴男性郵差的帽子，而男郵帽可以遮擋陽光……
還有很多來信讓金斯伯格回憶起自己的過去。女教師們說，一旦顯露出懷孕，就會被強制離職；一位女兵在懷孕之後，被退役。
金斯伯格認真讀完了所有來信。這已經是20世紀60年代初。她的學生們開始走上街頭為自己争取權利。金斯伯格被她們感召着，她由衷地欽佩她們。
歧視沒有停止，但她不再忍耐和沉默。
1970年，金斯伯格開設了美國高校第一門關于女性的法律課程。這是金斯伯格式的戰鬥的開始。她反擊的第一個對象是學校在薪水上給她的女士專屬折扣。她和其他女性教授一起提起了集體訴訟。她們赢了。
1972年，金斯伯格成為哥倫比亞大學首位擁有終生教職的女性教授。剛入職，她聽說女性員工沒有孕期保險，并且養老金和工資都低于男性同僚。她再次幫助所有女性教員和從業人員提起集體訴訟。
1980年，是金斯伯格從學者、律師轉向法官生涯的開始。她被卡特總統提名為聯邦上訴法院的法官，但這個新頭銜依舊令她面對歧視。
當她和丈夫馬丁一起參加社交活動時，每當主人介紹金斯伯格法官時，對方總是會向馬丁伸出手去。哈佛法學院畢業20周年同學會上，有人提議這一屆全體同學偕妻子一起拍張大合照。金斯伯格質問，你說『偕妻子』是什麼意思？
金斯伯格還曾給紐約律師協會寫信：鑒于越來越多的女性參與到律師職業中，不應該繼續使用弟兄們這個稱呼。
1993年，克林頓總統提名金斯伯格成為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即使已經站上律政領域的權力巅峰，但作為女性的金斯伯格依然面對空氣般存在的歧視。
最高法院的法官衣帽間裡沒有女廁所。在法庭上，盡管她和首位女性大法官奧康納，不論身高、長相、發色、聲音都完全不同，但許多男性，都弄混過她們的名字。其中包括一位法學院教授和一位聯邦副檢察長。
哪怕是到了21世紀，最高法院職場中的性别歧視也并未絕迹。幾年前，當《異議時刻》這本傳記的作者之一依琳·卡蒙問她，現在是否還會經曆性别歧視時，金斯伯格很快回答：是的。
我都不記得參加過多少次這樣的會議，當我說了某個觀點，我認為自己說得很清楚，但大家毫無反應。但當一個男人說了和我一樣的觀點，大家就會說，『好主意』。
回到1993年，提名大法官的那個下午，克林頓這樣評價金斯伯格：
她親身經曆的歧視，使得她在個人職業生涯的二十年間，不間斷地對抗歧視，努力讓美國成為一個對我們的妻子、姐妹、女兒更友好的國度。
也是1993年，金斯伯格被提名擔任大法官後，有人給她發來一份傳真。傳真上面提到，她的一位老同學在一個慈善組織的會議上說，當年哈佛法學院班裡的男生給金斯伯格取了一個外号——Bitch。
這個外号，無論指向金斯伯格被歧視包圍的一生，還是意在标榜其生命中展現出的超常智勇和強悍——從被漠視、嘲弄、區隔、拒絕，到一路戰鬥成為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說，被人叫bitch，總要好過叫膽小鬼。
這是個相當了不起的工作
1973年1月一個下午，金斯伯格非常緊張。擔心因緊張而當衆嘔吐，她特意沒吃午飯。
當天下午，她将以辯護律師的身份，第一次參加在最高法院舉行的辯論。她的當事人是一位空軍女兵。她發現男性同僚隻要已婚就能獲得住房保障津貼，而她因為性别的原因無法讓家人獲得這項福利。當她為自己争取權利時，财務部門告訴她，你能獲得參軍的機會已是三生有幸。
金斯伯格太熟悉這樣的故事了，她讀過大量類似的信件。但那天，她不再是故事的旁觀者和大學講台上的分析者。她戴上母親留給她的胸針和耳環，來到這個國家的最高法院。她試圖用一種新的方式去和歧視、不公戰鬥。
九位坐成一排的男性大法官，讓她有點害怕。她開口時顫抖的聲線，被記錄在當時的法庭錄音中。但在辯論開始大約兩分鐘後，恐懼感消失了。她意識到有一批等待她去俘虜的聽衆。他們是這個國家最有權力的人群之一。一股力量引着她走了上去。
金斯伯格有備而來。在辯護狀中，她梳理了美國自建國以來，女性的生存史和被對待的方式，向法官們精準闡釋了女性作為二等公民的生存體驗。
命運是神奇的編劇。那天，金斯伯格的對手是聯邦政府。而負責為聯邦政府辯護的律師是歐文·格裡斯沃爾德——當年，正是這位哈佛法學院院長，在聚會上質問九位女生憑何能夠占據本屬于男生的法學院學位。
從溫馴地回答 來法學院是為了了解律師丈夫的工作，到站到最高法院為軍中女性群體的權利戰鬥，金斯伯格用了16年時間。這顯然不是一個突然覺醒和絕地反擊的故事。在漫長的歲月裡，一個戰士經曆了反複的思慮、磋磨和選擇。
在辯護詞中，金斯伯格試圖讓大法官們睜開眼睛去看到，基于性别的歧視是廣泛存在的。辯論最後，她以著名的廢奴主義者、女性參政論者薩拉•格莉姆克在1837年發表的言論結束陳述：我不以性别為由要求額外的優待，我所求的僅是讓男人把他們的臭腳從我們的脖子上挪開。
最終，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的首秀，以七位大法官投票推翻政府政策而勝利。
從1971年到1980年，作為民權聯盟女權項目的首席律師，金斯伯格一共在最高法院提起了6次訴訟，她赢得了其中的5場勝利。通過那些裡程碑式的案件，她用法律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改變了美國女性的憲法地位。
而金斯伯格自己的改變，又是從何時開始的？
她多次提起1962年夏天的瑞典經驗。為了完成一個法律比較項目，她在瑞典度過了一段時間。那時，女權主義思潮在北歐蓬勃發展。政府開始為男性設立育嬰假。在一本雜志上，記者代表衆多瑞典女性發問：
為什麼女性要兼顧家庭和職場兩份工作，而男人卻隻需做好職場中那一份？……男人和女人都隻有一個主要的職責，那就是做一個人。
瑞典走在世界前列，金斯伯格恰巧在那裡見證了浪潮。幾乎是同一時期，貝蒂•弗裡丹的《女性的奧秘》在1963年出版。這本女權主義的經典著作刺破了美國主流社會所鼓吹的郊區美好家庭幻象，展現了在妻職、母職壓抑之下的絕望主婦們的呼号和不甘。從此，人們再也不能對婦女們除了丈夫、孩子和家庭，我還想要别的的呼聲不聞不問。
變革的風吹起。此時的金斯伯格和走上街頭的學生，以及貝蒂•弗裡丹為代表的理論家和運動家們一起，從不同的位置出發，加入同一場漫長的革命中。
但要尋找最初的那粒種子，或許還得回到金斯伯格上大學的時候。那是1950年，她成為康奈爾大學政治學教授羅伯特·庫什曼的研究助理。那時，庫什曼教授正積極參與到反麥卡錫主義的活動中。金斯伯格看到，在關鍵時刻，總有勇敢的律師站出來保護人民。
律師不僅可以謀生，還可以通過自身角色讓社會變得更好，17歲的金斯伯格覺得，這是個相當了不起的工作。
1971年到1980年的律師工作，成就了金斯伯格神話裡最堅固的底座部分。從第一個案件的選擇開始，她就用超越同侪和時代的大智慧，構築起自己的戰鬥風格。
在最高法院最資深的跑線記者圖賓看來，金斯伯格從不激進行事，她善用政策……她不是貝蒂·弗裡丹，她的強項不在于創造新的規則方法，在于對憲法原則熟爛于心。
女性也是人民的一部分。金斯伯格堅信這一點。她試圖将美國憲法所保護和承諾的平等，擴充到黑人以外的其他弱勢群體，讓最高法院像對待種族問題一樣嚴格地對待性别問題。
也正是以，金斯伯格常常被稱為女權運動的瑟古德·馬歇爾。馬歇爾是美國最高法院曆史上首位黑人大法官和民權運動上司者。他承接并勝訴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直接導緻美國廢除了種族隔離法。
他的行動路徑極大影響了金斯伯格。
1971年，金斯伯格在裡德訴裡德案中，第一次向最高法院送出了辯護狀，但并未作為律師出庭。案情很簡單也很古老。一位悲傷的母親，在兒子自殺後，被法律判決無權處理亡子的遺産。因為她是女性。女性天生數學不佳，不擅長處理此類事務。
金斯伯格和夥伴們赢得了訴訟，愛達荷州的法律被最高法院裁定違反平等保護條款。這是美國最高法院曆史上，第一次廢除基于性别對公民進行差別對待的法律。
在這起看似尋常的家務事裡，沒有出庭的金斯伯格調動自己多年的學養撰寫了辯護狀，她一針見血地指出：
男女的生理差異與處理遺産能力的高低毫無關聯……一個人不應因為生理特征而在法律中處于不利地位……那些阻止女性充分參與政治、商業和經濟領域的法律常常被描繪為『保護女性』或為女性着想。但是同樣的法律用來限定少數族裔，則會被認定是不公平和違法的。女性看似是被捧在高台上細心呵護，細看之下卻是被關在了僞裝成高台的牢籠之中。
她為該案送出的88頁案情摘要，成為美國法律史上最經典和引用次數最多的案情摘要之一。多年來，女性權益律師甚至最高法院的多位大法官都曾引用和作為判例。
從這起案件開始，看似保護實則為鍍金牢籠的比喻，常常出現在金斯伯格的筆下和演講中。她說，籠子保護性能再好，也終歸是個籠子。沒有一位女性因為過去的特别保護而在今天受益。
在成就金斯伯格的5/6勝利中，還有兩件十分典型的鍍金牢籠案——1975年的愛德華茲訴希利案和1979年的杜倫訴密蘇裡州案。
這兩起訴到最高法院的案件，都與一個古老的判決有關。1961年，最高法院判定美國男性公民必須履行陪審員義務，而女性則可以選擇是否履行，原因是女性依然是家庭生活的中心。
最高法院大法官布拉德利在當時的贊同意見書裡寫道，女性最重要的使命是做溫柔的妻子和無私的母親。這是造物主規定的法則。
1970年代中期，金斯伯格将槍的準心瞄準了這項法律。她對這類案件充滿熱情。這依舊是在用照顧的方式，試圖将女性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
金斯伯格的這兩次狙擊都獲得了成功。
在送出給最高法院的訴訟狀中，針對20年前布拉德利大法官所謂溫柔的妻子和無私的母親是造物主的規定，金斯伯格寫道：造物主與當時的布拉德利大法官是以何種方式溝通的，至今無人知曉。
1979年的杜倫訴密蘇裡州案，金斯伯格同樣獲得了勝利。但在該案的口頭辯論中，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在法庭上不無嘲笑地揶揄金斯伯格：就算蘇珊•安東尼(為争取女性投票權而奮鬥的美國女權主義者先驅)的頭像印在了1元紙币上，你也不會感到滿足對吧？
金斯伯格暫時保持了沉默。她想起母親對她的教導，憤怒無益于事件的解決。
随後，金斯伯格将準心從投票權移到了懷孕歧視。從1971年到1980年，金斯伯格和夥伴們一共将四起有關懷孕女性權益的案件訴到了最高法院。
這四起案件裡，最著名的是空軍護士斯科拉克訴國防部長案。女兵斯科拉克懷孕後，空軍部隊給了她兩種選擇：要麼堕胎，要麼辭職。在辯護狀中，金斯伯格寫道，在各種阻礙女性追求平等權利的障礙中，因為女性特有的生育能力而造成的差別對待，首當其沖。
生育在需要時，被視作女性的神聖任務；在不被需要時，被視作麻煩和懲罰。金斯伯格揭穿這種沖突和不公。她代理的這些案件直接推動了職場女性生育權的保障。1978年10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反懷孕歧視法案》。
在70年代辯護過的所有案件裡，金斯伯格本人最偏愛、也最能展現她作為女權律師智慧的，是那起著名的鳏夫權益案——1975年溫伯格訴維森菲爾德案。
1972年，維森菲爾德的妻子死于羊水栓塞導緻的難産。他成為一名全職照顧孩子的單身父親。當他去社保局想要申請一份單親家長的社會保障金時，卻被告知這份保障金叫做給母親的補償。
他給當地報社的編輯寫了一封信：你聽過許多婦女解放的故事，現在來聽聽我的吧。
一位同僚把這個故事告訴了金斯伯格。在一個合适的時刻，曆史給金斯伯格這位嗅覺極其敏銳的獵人，送來一位不可能更完美的代理人。
她超拔于時代和同侪的智慧在辯護狀中直接展露：現行法律反映了美國曆史長久以來存在的性别刻闆印象。它隻保護失去了父親的孩子，卻不保護失去了母親的孩子……
1975年1月20日，出庭日。金斯伯格特意讓維森菲爾德和她坐在一起。她想讓一張男性面孔出現在大法官們面前，讓他們看見，基于性别的歧視是如何傷害了每一個人。
鳏夫最終赢得了社會保障金。這起著名的訴訟，完美實作了金斯伯格對公衆乃至最高法院的啟蒙意圖。從那之後，社會保障機構不再以性别區分遺屬的權利。而諸如婦女天生屬于家庭母職是一種造物主規定這樣的陳舊觀念在那之後又進一步被松動。
金斯伯格是在上班路上的汽車廣播裡，知道自己赢得了訴訟。她控制住了激動的情緒，否則就要出車禍了。等走到法學院走廊，幫她訴訟的學生們緊緊抱住了她。
然而，選擇為男性代理人辯護，不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來的職業生涯中，都給金斯伯格帶來不小的批評和争議。一些女權主義同盟夥伴感到困惑甚至憤怒。但金斯伯格非常堅定。那一時期，她一共代理過三件有關鳏夫權益的案件，赢得了其中兩件。
直到很多年之後，人們才發現金斯伯格向坐着九位男性大法官的最高法院送出男性的案子，是一種多麼天才的做法。然而更加富有曆史意味的是，當年，面對維森菲爾德全職育兒的選擇，一些男性大法官感到不解甚至憤怒——他為什麼表現得像個女人？他為什麼像個家庭主婦？
這些讓金斯伯格更加堅信，如果女性想要獲得平等，男性必須也要被從刻闆的性别期待和塑造中解放出來。
異于傳統家庭生活的開拓者
鳏夫維森菲爾德，是金斯伯格最喜歡的客戶，沒有之一。
這位當年還十分稀少的全職父親，和未來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保持了一生的信件往來。當維森菲爾德的兒子傑森長大，金斯伯格幫助他進入法學院學習，還在1998年飛往佛羅裡達主持他的婚禮。
而在金斯伯格職業生涯最重要的節點——1993年，提名大法官後的參議院聽證會上，維森菲爾德也作為前客戶和摯友，出席作證。在證言中，維森菲爾德說：
我和我的夫人，就像金斯伯格夫婦一樣，是異于傳統家庭生活方式的開拓者。
金斯伯格和馬丁的婚姻生活即使放到今天，也不屬于一種多數派的實踐。在婚姻裡，金斯伯格說，自己不會受到二等公民的待遇，也從未是以失去獨立和個性。
他們相識于上世紀50年代初。馬丁是那一代人中十分少見的一類男性。
18歲相遇之時，他便堅信一個女人，不論是家庭主婦還是職業女性，她的工作都和男人們同樣重要。 當然，還有她在之後的歲月裡常常提到的那句評價：他是當時唯一一個關心我有腦子的男孩。
那時的女生常将自己的聰慧隐藏起來，但和馬丁的相處讓她十分自在。他從未輕視她，也從不将優秀的她視作一種威脅。
在二十歲出頭的年紀，兩人早早開始了異性戀婚姻家庭的生活。第一個孩子出生後，馬丁開始分擔家務和育兒工作。在女兒簡還是嬰兒時，他還全權負責過淩晨兩點起來給簡喂奶。
在他罹患睾丸癌後的那兩年，輪到金斯伯格同時擔負起兩人的學業進度和照顧孩子的工作。馬丁病愈後，在紐約找到稅法律師的工作。金斯伯格跟随他，轉學到了紐約。
但當1980年，金斯伯格被卡特總統任命為巡回上訴法院法官時，馬丁也像此前妻子做的那樣，放棄在紐約的工作，和她一起搬到了華盛頓。
那時的同僚和朋友們很難想象，有丈夫會抛下稅法律師這種收入豐沛的工作，跟妻子搬到華盛頓。
這對馬丁來說不是難以啟齒的事。他經常開玩笑，說自己搬去華盛頓，是因為老婆找了一份好工作。他還常常戲谑地把自己描述為搭上了人生順風車的幸運男子。
他說，這不是犧牲，這是家庭的意義。而在金斯伯格看來，這是一種中性的家庭模式。在這種中性政策下，夫妻雙方可以自主創造出新的家庭傳統，進而發揮自己作為人的最大潛能，同時又能消除對男性或女性無意義的限制。
成長于中性家庭中的女兒簡，曾經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興高采烈地說，在家務分工均衡的家裡，父親負責做菜，母親則負責思考吃什麼。
馬丁生性幽默、松弛、頑皮。在他面前，金斯伯格能夠展露全面的自己。一位法官助理曾在辦公室看到，金斯伯格拿着剪刀繞着辦公桌和馬丁嬉鬧追逐。
在擔任巡回法院法官的13年後，正是因為馬丁在幕後的大力遊說，金斯伯格被任命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否則以金斯伯格低調的個性，她不可能實作自己的夢想。
事實上，當時已經60歲出頭的她并不在克林頓考慮名單的前列。馬丁發動上百位朋友向國會或者白宮的人遊說。他要確定讓克林頓知道，在華盛頓特區就有一位傑出的前女權律師可以擔任大法官。
在他眼中，妻子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法律界巨人。如果她沒有被認真考慮成為人選的話，他會覺得這是一種侮辱。
圖賓曾在描寫最高法院的書中，用脆弱這個詞形容金斯伯格。有一次，馬丁當面诘問他：你能做多少個俯卧撐？當圖賓還在思考時，馬丁反擊道：我太太能做25個，而你居然用脆弱來形容她。
金斯伯格是幸運的。在那個時代，她和馬丁共同探索和拓寬了異性戀婚姻生活的多元腳本。她也把馬丁的欣賞，推及到所有試圖反抗傳統性别角色期待的人們身上。在法官生涯裡，金斯伯格最喜愛的一位書記官叫大衛·波斯特。
波斯特在應聘時，就引起了她的注意。他的履歷裡，有一欄帶着星号。那是 80年代他在家做全職父親的兩年。那時，他的妻子在世界銀行工作，經常需要出差。波斯特白天在家帶娃，晚上去法學院讀夜校。
這段打星号的經曆，讓金斯伯格注意到了他。
1986年春天，波斯特成為金斯伯格的法官助理。那時，他的女兒四歲，兒子剛剛出生。金斯伯格允許他偶爾提早下班去事先串通的人所接孩子。她非常樂于看到這種狀況。育兒并不會減損男性氣概或影響事業。
1993年，在最高法院就職後，她又邀請波斯特擔任法官助理。在最高法院的内部刊物上，金斯伯格如此解釋自己的歡欣：這就是我認為這個世界應該有的樣子。隻有父親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承擔平等的責任，女性才有可能真正被解放。
而對自己的人生伴侶馬丁，金斯伯格這樣評價：馬丁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這或許是對伴侶最高的褒揚。
2010年6月，馬丁癌細胞轉移。在最後一次住院前，他在黃色信箋上給金斯伯格寫下一封信：我最親愛的魯斯，你是我這一生中唯一愛過的人……見證你一步步走到了法律世界的頂峰，我真的開心極了……
金斯伯格和馬丁
Sisters in law
1993年10月的第一個星期一，金斯伯格來到法律世界的頂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這是她27年大法官生涯的開始。她所坐的位置和視線，都和律師時不同了。
廢奴主義兼女權主義者莎拉·格裡姆凱曾在1853年參觀時，被邀坐到大法官座位上，格裡姆凱發出感慨：誰知道呢，或許有一天會有女性坐在這個位置上。所有人都笑起來。
直到1981年，格裡姆凱的狂想才變成現實。時年51歲的桑德拉·戴·奧康納被任命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法官。12年後，她在最高法院張開雙臂，歡迎第二位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加入。
她們實在不同。一位是共和黨人，一位是民主黨人。奧康納是廣袤西部的女兒。她會更換汽車輪胎，自稱女牛仔。金斯伯格出門必帶蕾絲手套，包裡裝着一本《美國憲法》。
一次，奧康納參加西部考察。一行人連人帶車被深溝阻擋幾小時。她想上廁所，自己爬出了車廂。多年後，一位從業人員說，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一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蹲在一個灌木叢後小解。
金斯伯格的到來，加速了最高法院女廁所的建設。那之前的12年，奧康納要是想上廁所，隻能飛快跑回自己的辦公室。因為法官更衣室裡隻有男廁所。
1993年，在她們的共同努力下，更衣室邊加建了女廁所。在金斯伯格看來，這個改變是女性大法官将在最高法院裡一直存在的标志。
1996年，金斯伯格來到最高法院的第三年，她遇到以大法官身份審理的第一起女性權利案件——著名的弗吉利亞軍事學院案。這座曆史悠久的軍事院校被訴其全男性的招生政策違法了法律的平等保護。
當時的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指派奧康納來撰寫法庭意見。但奧康納拒絕了。她知道，最有資格撰寫這份多數意見書的大法官是金斯伯格。
整個70年代，正是身為律師的金斯伯格，用一個接一個的案件推動主要由老年白人男性組成的最高法院，開始融動性别歧視的堅冰。現在，弗吉利亞軍事學院這樁具有曆史意義的法庭意見撰寫，當然也非金斯伯格莫屬。
就像山谷裡不絕的回聲一般，金斯伯格在其中引用了奧康納大法官1982年審理密西西比州立護理學校案時撰寫的意見。
那是奧康納剛就職幾周之後就遇到的性别歧視案。密西西比州州立護理學校作為美國最古老的女性學校，被訴拒絕招收男生。最高法院的新人奧康納，投出了關鍵的第五票。學校敗訴。
在多數意見書中，奧康納提請學校不要再繼續陳腐的職業區隔。她還特意援引了美國護師協會的資料。資料表明，将男性排除在護理職業之外，造成的嚴重後果之一是多年來所有護士的待遇被壓低。
尤為富有況味的是，奧康納還在意見書中引用了金斯伯格做律師時，在最高法院辯護的第一個案子——裡德訴裡德案。奧康納想提醒所有人，類似全女性學院這類保護性政策，隻是在繼續加重護士=女性的刻闆印象，也将真正有志于護理職業的男性阻擋在理想之外。
在全女性護理學校的判決過去15年後，全男性軍事院校這樣一個幾乎稱得上是對稱性的案件，又來到這兩位大法官面前。
判決日那天，平日含蓄内斂的金斯伯格，在讀到意見書裡提及奧康納判例的部分時，特意稍作停頓——她從意見書上挪開視線，與奧康納大法官進行了對視。
隔着15年的時空，這兩位後來被稱為Sisters in law的大法官，在緻敬彼此曾經和正在為平權事業做出的努力。
這對最高法院的律政姐妹，年齡相差三歲。她們是進入法律界高層的第一代美國女性。和金斯伯格一樣，奧康納的職業生涯同樣開始得艱難。共同的經曆給了她們一條堅固的紐帶。這種聯結超越黨派和政治光譜。金斯伯格還曾将奧康納稱為任何人都想擁有的理想的能夠提供幫助的姐姐。
在最高法院，她們各司其職。奧康納是那個負責防守的角色，她不會允許最高法院在性别平權的路上明顯開倒車。腼腆溫和的金斯伯格，承擔的卻是進攻者的角色。
當那個時期的最高法院被明顯分出4位保守派法官和4位自由派法官的陣營時，奧康納成為每一方都試圖拉攏的關鍵第5票。作為最重要的搖擺法官，相對于其他領域，在涉及女性權利的案件中，奧康納總是更傾向投出自由派的一票。
在弗吉利亞軍事學院案之後，她們一起聽審了近20例涉及女性權利的案件。這些案件大多數獲得6票或者更多票數。平穩的資料和結果來之不易。它表明，經過金斯伯格和奧康納的努力，那個時期的最高法院正在持續地自上而下改變和保障着美國女性的命運。
在并肩戰鬥中，奧康納和金斯伯格結下超越黨派的姐妹情誼。她們共享女性的生命經驗，還有着某些男同僚沒有的感性和共情。她們都沒有上司過街頭的社會運動。她們當然并不完美，但她們毫無疑問是女權運動的英雄。傳記《溫柔的正義》這樣評價她們。
2005年，奧康納大法官宣布退休。她要照顧罹患阿茲海默症的丈夫。對金斯伯格來說，那是痛苦的歲月。最高法院又隻剩一位女性。
直到她離開，我才意識到自己是多麼想念她。金斯伯格說。
第一排右數第二位是奧康納
憤怒的猶太祖母
奧康納大法官的離開，被視作美國最高法院的轉折點。
在接受《紐約客》的采訪時，金斯伯格告訴圖賓，擔任大法官後，最大的變化就是奧康納的離去，假如你看看她離開後我們的投票情況，你會發現，所有5比4的情況下，當我是那1/4時，我都本應是1/5——假如她沒有離開。
在《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雲》裡，圖賓也描繪了最高法院在2005年前後的變化。在關鍵的第5票奧康納離開後，最高法院如何逐漸右移并逐漸面臨全面淪陷的危險。
多年來，金斯伯格牢記母親告訴她的，憤怒無益于事情解決。結婚那天，婆婆送給她一副耳塞——幸福婚姻的秘訣在于偶爾裝聾作啞。但2006年後，她開始厭倦這種克制。她奮鬥多年的事業，因為最高法院的右轉，受到嚴重的威脅。
在大多數案件審理中，持異議的法官通常寫下異見，交給法院存檔。而當大法官希望人們注意其觀點時，可當庭庭宣讀出來。2007年，在關于婦女和勞工權利的案件中，金斯伯格兩次表達了異見。
其中一件是和堕胎有關。金斯伯格始終堅持女性才是自己人生的決策者。當政府控制着她對堕胎的決定權時，她就沒有被當作是一位有能力為人生選擇并責任的成年人來對待。
另一件是著名的莉莉·萊德貝特案。
原告萊德貝特女士出庭時，頭發已經花白。在她為公司工作二十餘年後，臨近退休，她才發現自己的工資一直低于同等職位的男性。但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在内的5位保守派大法官，以她未能在6個月法定期限内提出訴訟為由駁回請求。
同僚們已無藥可救，金斯伯格說。她對這位姐妹的遭遇感同身受。這是那一代每一個職業女性都會遇到的事，我也遇到過。
金斯伯格不僅當庭宣讀這份有關就業性别歧視的異議意見書，還用更通俗日常的語言組織了文章。即便最高法院已經宣布萊德貝特敗訴，她還是想要讓自己的聲音，被法庭之外更多的人聽到。
這是這位74歲的戰士在職業生涯裡，又一次鄭重和智慧地選擇戰鬥政策。
金斯伯格成功了。2009年，總統奧巴馬上任後，簽署通過的第一個法案就是《莉莉·萊德貝特公平薪酬法案》。
金斯伯格的辦公室裡挂着一幅法案複制品。這是一份來自奧巴馬的禮物。上面寫着：感謝您為創造一個更平等、更公平的社會而做的工作。
最高法院一向是新聞報道的富礦。每當這位身形瘦小的大法官在審判日打開檔案夾時，所有記者都興奮地坐起身來。
但大多數時候她在孤軍奮戰。2009年，一位13歲女孩因被舉報非法持有布洛芬，被校方指令脫衣搜查。
在這起案件的公開辯論環節，幾位男性大法官并不了解脫衣搜查有何不妥。當大法官布雷耶惡趣味地回憶童年時在更衣室光着身體的快樂時光，男人們爆發出一陣大笑。金斯伯格憤怒了。
那個女孩的年齡和金斯伯格的孫女克拉拉差不多大。記者們注意到，作為唯一的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的發問明顯充滿了憤怒：
已經不是僅僅被要求脫掉内衣！她們還被要求提起脫下來的内衣抖來抖去！
媒體将她稱為審判席上憤怒的猶太祖母。在後來接受《今日美國》的采訪時，金斯伯格說，最高法院的男性們完全不了解法庭外女性的現實生活。他們從來都沒有做過十三歲的小女孩。對女孩子來說，這是一段非常敏感的時期……
2009年對金斯伯格來說是勝利的一年。她為13歲女孩赢得了尊嚴和訴訟，也通過《莉莉·萊德貝特公平薪酬法案》保護了更多勞動婦女的權益。同時，最高法院迎來又一位女性大法官，索妮娅·索托馬耶爾大法官。
就任時，索妮娅曾因談論性别和種族話題時的态度被攻擊。金斯伯格毫不猶豫地站出來為這位姐妹争辯：說索妮娅是咄咄逼人的提問者——這有什麼新鮮的？！你們難道沒有看過斯卡利亞和布雷耶大法官提問時有多咄咄逼人嗎？
2009年又是艱難的一年。她第三次查出癌症。次年6月，剛過完結婚56周年的紀念日，丈夫馬丁去世。24小時後，金斯伯格又回到了審判席上。
每個人都想和我這個老太婆合影
從2013年下半年起，金斯伯格的形象開始出現在最高法院外越來越多的東西上。網際網路熱搜，華盛頓街頭的貼紙，說唱歌手的歌詞，手臂的紋身，女士的指甲，嬰兒的萬聖節裝扮，《周六夜現場》的模仿，《傲骨賢妻》的緻敬……
80歲的金斯伯格女士，一夜之間成為所有美國年輕人的偶像——可能是走紅時年齡最大的網紅。
金斯伯格大法官的走紅，始于2013年6月25日她發表的異議。
那天清晨，她帶着她著名的異議領出席謝爾比縣訴霍爾德案的審判。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宣布終止《選舉權法》。首席大法官羅伯茨說，既然50年前那種嚴重的種族歧視在美國已不複存在，那麼保護弱勢種族選舉權的條款也無繼續存在的意義。
宣讀結束後，羅伯茨平靜地說，金斯伯格大法官提出異議。
在發言中，金斯伯格指出，壓迫現在不易察覺，就是因為法律在發揮着作用，但如果是以廢除它，就如同因為沒有淋濕，而在暴風雨中扔掉雨傘一樣荒唐可笑。
在這之前，一起關于反同性婚姻的案件庭審中，金斯伯格同樣做出譬喻。她說，國會對異性和同性婚姻的差別對待，就像在說脫脂牛奶不是牛奶一樣可笑。
次年，在最高法院支援雇主以宗教信仰為由拒絕為女性節育提供醫療保險後，金斯伯格又在采訪中犀利回應，大多數男性至今無法了解避孕對女性生活的重要性，她希望他們，可以在妻子和女兒的影響下，『進化』出這一能力。
金斯伯格的雨傘牛奶比喻和對男性繼續進化的期待，引發廣泛共鳴。憤怒和不可置信的情緒，以這位瘦小的老太太為圓心，在網絡上迅速蔓延開來。
華盛頓的社交網絡策劃師弗蘭克希和他的朋友阿米娜托索烏，被憤怒點燃了。他們打開Photoshop，把金斯伯格的肖像放進紅色背景裡，頭頂加上一隻小皇冠，旁邊寫上一句話：沒有Ruth，你拼不出Truth。海報很快在網絡上傳播開來。
在紐約，24歲的法學院學生莎娜·卡茲尼克同樣憤怒不已。她的一位同學在網上開玩笑地将金斯伯格稱為聲名狼藉的RBG。這是對已故著名說唱歌手聲名狼藉的BIG的戲仿。
莎娜·卡茲尼克還建了一個同名輕部落格來向金斯伯格緻敬。通過年輕人對這位性别平權鬥士輝煌但低調的過去的挖掘和傳播，金斯伯格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偶像。
人們将最高法院嬌小年邁的猶太祖母與已故的體重300磅的說唱歌手并列。這不僅僅因為他們都來自布魯克林，更多指向他們的桀骜、冒犯和惹是生非。
這種崇拜在特朗普當選總統後加速了。一生克制、讷言的金斯伯格甚至在一次采訪中，不客氣地稱之為僞君子。
2019年，《大西洋》雜志試圖為這一現象尋找解釋。文化研究學者達利亞·利希維克認為，今天，女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渴望榜樣，真正發出具有影響力、真實性、尊嚴的聲音的榜樣，她們舉起一個正義的八旬老人，将她視作未來的希望。
然而，魯斯·巴德·金斯伯格或許曾經是最不可能成為偶像的那種人。
學生曾在教學評估中這樣描述教師金斯伯格：古闆嚴肅，非常智慧，同時與學生保持距離，且個性相當保守。在律師生涯裡，她也一直被評論不夠激進和街頭。在擔任法官的三十多年，大多數時間她溫和克制。
她和馬丁住在紐約最昂貴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她癡迷古典戲劇，佩戴黑框眼鏡，服飾鞋履精緻，婚姻美滿，兒孫成群。總之，一切看上去傳統、老派而精英。
直到她開口提出反對，她的憤怒被新媒體捕捉并傳播。之前所有強烈的反差，又奇妙地讓她擁有了獨一無二的卡裡斯瑪偶像魅力。
在緻敬她的說唱裡，金斯伯格成為這個國家的良心、英雄和不可打倒的神：這個國家已經瘋了，你知道，隻剩這個女人還在支撐着一切。你以為斷了幾根肋骨就能打倒她？做夢！
然而，也正是這樣的表達，透露出人們對未來的深切不安，以及一位年邁的女性被衆人賦予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聰明的金斯伯格明白并接受這一切。在人生的暮年，她又一次智慧和勇敢地走上戰場。她順勢而為，走到聚光燈下，去做她所認為正确的事。做正确的事，正是她辦公室懸挂的箴言之一。
在《紐約客》為金斯伯格撰寫的訃聞中，作者認為，從曆史上看，法院是要與公衆輿論絕緣的，這也要求大法官們基本上過着低調的私人生活。金斯伯格絕不是第一個藐視這一慣例的人，但她卻大大地藐視了這一慣例。
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年，她出現在所有傳播媒介中，向數以萬計的人群發表演講。她對美國社會包括最高法院本身的變化感到遺憾。在2018年一場聽證會後，她說，我希望我能揮動魔棒，讓它回到原來的樣子。
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金斯伯格依舊保持一個戰士的持續輸出——用一己之力打破社會對老年女性的刻闆印象。
傳記《異見時刻》的兩位作者寫道，還有什麼會比一個老女人更遭人嫌棄呢？但人們卻恨不得把這個老太婆所說的每個字都記在心上。
長久以來，在我們的文化中，年長的女性要麼是慈眉善目的老奶奶，要麼是惡毒的癟嘴老巫婆，女權主義作家瑞貝卡·特雷斯娜指出，金斯伯格犀利睿智的公共形象改變了『美國社會對掌握權力的年長女性的想象』。
金斯伯格著名的異議領
女兒和孫女生活的理想世界是怎樣的？
生命的最後幾年，金斯伯格也像曆史上所有掌握權力的女人那樣遭受攻擊和猜忌。自由派陣營的許多人希望她能主動讓位，讓卸任前的奧巴馬能夠提名一位更年輕的大法官。
金斯伯格表示反對。她不退休。她要不斷提醒其他大法官和公衆，美國憲法中人人平等的諾言還未實作。
這是金斯伯格畢生的啟蒙事業。每當在公開場合被嘲諷甚至奚落時，金斯伯格絕不生氣，她時刻認為這是一次教育的機會。
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就是金斯伯格生前試圖用幼稚園老師的方法去影響的同僚和朋友之一。
在長達30年裡，倫奎斯特大法官都對金斯伯格的性别平權觀點充滿懷疑。70年代末，正是他當庭揶揄她，女權運動先驅的頭像都印到紙币上了，你還不滿足。
直到2002年，改變才發生。最高法院審判了一件與維森菲爾德單親爸爸案極類似的案件。原告是一位需要休假照顧病妻的無薪男性。
這一次，倫奎斯特大法官沒有玩笑也沒有調侃。在他撰寫的判決中，他同時引用了金斯伯格做律師和做大法官時寫下的觀點。整篇判決書充滿了金斯伯格式的影響，以緻馬丁以為這是妻子為倫奎斯特代筆所作。
金斯伯格說，那确實是一段幼稚園教師的日子——因為法官們完全不認為性别歧視是實際存在的。我試着教導他們的其中一個觀點是——試想一下在你心目中你女兒和孫女所生活的理想世界是什麼樣的？
這種試想也确實起了作用。有一段時間，倫奎斯特大法官的女兒離婚了。他每天要提早下班去接孫女放學。在金斯伯格的努力和女兒的困境面前，這位父親和大法官終于進化了。
隻是，這一點微小的轉變，就用了漫長的23年。但也正是以，金斯伯格的一生，堅定、強韌和偉大。
2020年9月19日，不到153厘米的燈塔金斯伯格，熄滅了她的光。
地球上無數人為這位87歲女性的離去而悲恸。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跨度裡，她從個體生命經驗出發，投身到對包括性别歧視在内的所有不公的戰鬥中，用法律這個自己最擅長的武器，智慧地選擇戰術，将公正、平等的暖光惠及無數人。
金斯伯格的一生，是不一樣的戰士的一生。她最終覺醒和奮起在中年時期，卻将戰鬥進行到了生命最後一刻。
在一個不斷分裂和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的動蕩時代，她不僅激勵不同世代的女性和弱勢群體為自己的命運戰鬥，也激勵來自不同性别、不同意識形态光譜的人們求同存異，為一個更好的世界去努力。
金斯伯格曾說，這一生最讓她心滿意足的事情是，她參與了一場能讓生活變得更美好的運動，而這場運動的受益者不僅僅是女性……
2018年，紀錄片《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導演貝西·韋斯特和朱莉·科昂曾問她，當退出人們視線時，她希望如何被記住？
金斯伯格以她特有的謙遜回答：我希望人們記得這是一個發揮了有限潛能和盡全力做好本職工作的人。這個人曾發揮所能，努力治愈社會傷口，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一點。那個世界是我希望我的孩子和孫輩能夠生活其中的理想世界。
我們身處的現實與理想世界還有不小的距離。
今天，依舊有女性和其他弱勢群體在婚姻家庭、職場待遇、學校生活中遭遇非人的淩虐和戕害。
當進步和不公共存時，每一個人，不論性别和政治，都應該像金斯伯格那樣常常自問和發問：試想一下，在你心中，你的母親、女兒和孫女所生活的理想世界是什麼樣的？
婦女，最漫長的革命。屬于金斯伯格的艱難而漫長的戰役，她完成了。在她離世後的社交網絡上，無數人寫道：
It's your turn now. Get up and fight.
參考資料：
1、《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雲》，美傑弗裡·圖賓著，何帆譯，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2010年4月。
2、《誓言：白宮與最高法院》，美傑弗裡·圖賓著，于霄譯，譯林出版社，2019年8月。
3、《女人的一個世紀：從選舉權到避孕藥》，美德博拉·G費爾德著，姚燕謹、徐欣譯，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
4、《異見時刻：聲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大法官》，美依琳·卡蒙莎娜·卡尼茲尼克著，駱偉倩譯，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9月。
5、《溫柔的正義：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康納和金斯伯格如何改變世界》，美琳達·赫什曼著，郭爍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8年2月。
6、《魯斯·巴德·金斯伯格如何改變最高法院》，美傑弗裡·圖賓，《紐約客》，2013年3月，淡豹譯。
7、《 Ruth Bader Ginsburg, the Great Equalizer》，Jill Lepore，2020年9月，紐約客。
8、《 Ruth Bader Ginsburg, Supreme Court’s Feminist Icon, Is Dead at 87，How a scholar, advocate, and judge upended the entirety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2020年9月，紐約時報。
9、紀錄片《女大法官金斯伯格》，導演貝西·韋斯特和朱莉·科昂，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