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女主角叫金智英，是一個在南韓被普遍使用的女性名字。金智英的父親是公務員，母親是家庭主婦，家中還有一個姐姐、弟弟以及年邁的奶奶，如此稀松平常。在真實生活裡，金智英平凡無奇、随處可見，似乎你的鄰居、親友，下樓買菜遇到的阿姨，或者說你自己，就是那個“金智英”。戲劇的是，在書中一開頭，金智英便精神失常了，她把自己臆想成了别人——金智英的母親。金智英病了，據醫生分析是典型的産後抑郁延伸到育兒抑郁所緻。實際上，金智英的“病”自小便埋下了幼根，一點點滋生、侵蝕着，她隻是選擇在了這樣一個時間，生下孩子剛滿一周年的節點爆發。
所有的爆發都不是毫無道理，原因更不是切近淺薄的，它往往蓄謀已久，埋伏已深。
金智英的母親半生坎坷。
她常常告訴金智英自己以前的理想是當一名老師，隻是家中的學習機會都留給了男孩，十五歲便辍學工作，給哥哥弟弟掙學費。與金智英的父親結婚後，連生兩胎女兒，迫于壓力打掉了同是女兒的第三胎，又才生了老幺弟弟，為了照顧三個孩子和婆婆，找了數份兼職工作，卻遭到丈夫的抱怨。
金智英曾好奇過，為什麼自己的母親從來沒喊過一聲累呢？
實際上，這樣的故事也在以往的中國社會中真實上演着。
男性天生便擁有接受教育的權利，打拼事業，追求理想，成為家中脊梁；女性天然就應該生兒育女，承擔家務，妥協夢想，無力而又無奈。
書中的金智英懷孕期間，害怕生産，害怕失去，她的丈夫問她在害怕什麼，金智英這樣回答：“我現在很可能會因為生了孩子而失去青春、健康、工作，以及同僚、朋友等社會人脈，還有我的人生規劃、未來夢想等種種，是以才會一直隻看見自己失去的東西，但是你呢？你會失去什麼？”
丈夫面對這樣的嚴肅的拷問顯得有些弱勢，因為确實沒有影響過大的東西，他生活的一切都在正常運轉着，隻是多了一個孩子，這更讓金智英感到難過了。
金智英從小便身處在一個重男輕女的環境當中，奶奶曾因為她偷吃弟弟的奶粉，一巴掌打到她噴出來，弟弟所享受的一切都是“特權”般的存在。
所有醒目的、隐晦的東西都在提醒着金智英女性天然劣于男性的價值觀念——女孩子凡是要小心，穿着要保守，行為要檢點，危險的時間、危險的人要自己懂得避開，否則問題就出在不懂得避開的人身上。
這是多麼可悲的想法，正如作者所說，如今，我們這個社會看似改變了很多，可是仔細窺探内部細則和約定俗成，便會發現其實還是固守着舊習。
2017年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馮鋼及諸多大學教授發表過對女性的公開歧視言論，認為女性學術能力差、綜合能力低，馮鋼甚至認為女性不必讀研究所學生，因為她們終歸要嫁人，生兒育女。
此外，女性在就業、升職、薪酬問題上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更是普遍，所有根深蒂固的觀念體系都還赤裸裸地暴露在空氣當中。
是以，如書中所言，就結果而論，應該說這個社會根本沒有改變。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每一位普通女性其實都是金智英，這現實得讓人害怕，令人窒息的，是她偏偏是女性群體的典型縮影。
金智英曾就家務問題與丈夫鬧不愉快，仔細想想，人們現今都喜歡說“幫忙做家務”，“幫忙”二字确實捆綁了太多天職包袱，它讓女性活生生架上操持家務的擔子，這樣習以為常的話語體系，究其是由家中曆來掌權的男性代表發出，一代一代，周而複始，循規蹈矩，女性由此安分守己，難以得到反抗的機會。
艾瑪·沃森特在聯合國發表過著名的性别歧視演講，她也是“HeforShe”（他為她）運動的代表人。
艾瑪闡述了性别平等對男性同樣重要的意義，如今有多少男性迫于社會壓力自殺，他們擔負着過重的期望和嚴苛的标準，自然法則從來沒有要求男性争強好鬥，女性逆來順受，一切都是社會的約定俗成。
如果男性不再被迫掌控一切，女性也不會再被迫受掌控。
書的末尾是诙諧諷刺的，金智英的精神主治醫生擁有着同樣的歧視女性通病，而她的病究竟好沒好，我們不得而知。
對于社會而言，更重要的是，82年生的金智英，在2022年還會繼續出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