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對蘇轼的印象大多停留在他绮麗優美的詩詞上，您可知道詩詞創作僅是他才華的冰山一角，最早讓他一鳴驚人的是策論文章，并且憑着這些文章，他獲得了“百年第一”的殊榮！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一、蘇轼文章讓“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的歐陽修都自愧不如</h1>
嘉佑元年，20歲的蘇轼進京趕考，在省試中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成功引起了主考官歐陽修的注意，這裡面還有一段有趣的傳說故事。
話說蘇轼在“策”試中寫了一篇文章《刑賞忠厚之至論》，内容大緻是勸君王“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文辭樸實卻道義明晰、邏輯井然、一語中的，讓閱卷考官梅聖俞十分欣喜，認為他有“孟轲之風”。同時，梅聖俞對文章中的一個“典故”——“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将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的出處不甚明了，再三思忖後将這篇文章遞送給主考官歐陽修定奪。
歐陽修看了這篇文章也十分喜歡，雖然對“堯與臯陶”的典故也不知其出處，還是覺得應該給這篇文章第一名。但當時的考卷會把考生的名字“糊”起來，考官閱卷時并不知道這篇文章的作者是誰。歐陽修主觀地認為，這麼好的文章必定是他自己的學生曾鞏所作。為了避嫌，歐陽修決定判這篇文章第二名。
這個故事本來是以訛傳訛，不過經過近千年的民間演繹，倒被大多數的群眾所熟知。其真實情況，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我前面的文章了解一下。
後來，蘇轼中了進士，來歐陽修這裡拜謝老師，歐陽修終于忍不住問他關于“堯與臯陶”典故的出處，蘇轼支支吾吾，因為這根本就是他杜撰的，沒有出處。歐陽修再三追問，蘇轼隻好說：“想當然耳！”
歐陽修本就是個文章革新派，他不僅沒有責怪蘇轼杜撰典故，反而對他這種不拘泥古典，活學活用的态度表示贊賞，并感歎道：“讀轼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
歐陽修被稱為“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連他都盛贊蘇轼文章，可見其含金量之高！正是歐陽修的這一番誇贊，加上他後來的大力推薦，蘇轼文章在京師一鳴驚人，成為當時學者争相拜讀、仿效的典範。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0">二、“地獄”級别的制科考試，蘇轼憑借策論文章奪“百年第一”</h1>
對于宋朝的學子來說，一年一度的科舉考試不過是進入仕途的敲門磚，他們真正要争奪的應該是皇上特批舉辦的“制科考試”。
科舉考試有特定的考試時間、形式和内容，但制科考試卻很靈活，由皇帝下诏臨時組織，考試科目也非常有指向性，根據當時的需要而針對特殊人才進行選拔。
蘇轼參加的這次制科考試不僅考核規格高，考試範圍廣，程式更為複雜。
首先，考生要獲得德高望重的老師推薦才有資格參加考試。蘇轼獲得了歐陽修的推薦，蘇轍獲得了楊畋的舉薦。但好巧不巧，蘇轍在朝廷計劃開考的時間前生病了，根本沒辦法參加考試。宰相韓琦了解到這個情況，立刻向宋仁宗申請延遲考試。韓琦認為，蘇轼和蘇轍是這次考試奪魁的熱門人選，如果他們中一人不能參加考試，都将是國家的損失。于是，宋仁宗特批将考試期限延後，等蘇轍痊愈了再開考。可見蘇家人在當時多受朝廷重視，也可見當時宋仁宗求才若渴的心情。
其次，制科考試初選的通過标準十分高。參試者要先向掌管制科考試的内、外兩個考評機構送出自己平時所作的策25篇、論25篇，共50篇文章，隻有策和論的品質均屬優秀的人才能進入到下一個考試環節。莫說這優中選優的初賽機制已經非常殘酷，還要有如此數量的優秀文章才能獲得參賽權，這就對考生平時的政治敏銳度和精品文章的呈現度要求極高。
再次，考生要經曆最為艱巨的秘閣六論考核。在這個環節，每個考生必須在一天一夜時間内完成6篇策論，每篇不能少于3000字。同時，考試範圍涉及九經、十七史、七書等等共四十餘本書目，包含名家經典思想、财經、政治、軍事等等方面的内容。考生所作文章中還必須要根據題目的内容引用出相關典籍的上下文，這不僅要求考生平時要博覽群書，還要有超強的記憶力，在深入了解經典思想的同時還要有自己精到的見解、觀點，才有可能完成這套艱巨的考題。
最後，通過上面嚴苛的篩選，隻有在秘閣六論考核中被評為“四等上”及以上的考生才有機會參加由皇帝親自考評的“禦試”。
這一系列“地獄般”的苛刻考試，蘇轼竟然獲得考官的一緻好評“文義粲然”，蘇轍也獲得了很好的成績，宋仁宗也大為驚喜，興高采烈地對皇後說：“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
蘇轼在這場制科考試中獲得第三等，由于第一等、第二等是虛設品級，第三等就已經是第一名了，自北宋建國近一百年來，隻有一個名叫“吳育”的人獲得過“第三等次等”的成績，也就是說，在制科考試成績這一塊，蘇轼是名副其實的“百年第一”。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1">三、蘇轼策論文章中的政治思想</h1>
蘇轼在宋仁宗開辦的這次制科考試中創作了不少優秀的策論文章，那些臨場發揮的應試文章雖然文采斐然，但畢竟是在條條框框下寫出來的，并不能代表蘇轼完整的政治主張。真正能系統反映蘇轼政治思想的，應該是他在考試期間向宋仁宗遞交的25篇策論文章《進策論》。
這25篇文章分為政策、策别、策斷三個部分。其中《政策》5篇，《策别》17篇，《策斷》3篇。
而世人對蘇轼的《策别》尤為關注，認為是他政治思想的系統展現。17篇《策别》文章又可以分為四個方面：課百官、安萬民、厚貨财、訓兵旅。
總的說來，蘇轼的政治觀點主要是：“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他在文章中打了個比方：宋王朝就如同一個郁郁寡歡的病人，但又不知道自己哪裡有問題，普通醫生覺得他很正常，隻有如扁鵲、倉公這樣的名醫才能發現他的病症。
《進策論》中蘇轼對政治上的主張是辯證的，一方面他反對當時政治環境下的“因循苟且”，但也反對為了快速改變現狀而采用“悍藥毒石”的做法。蘇轼不反對“法治”，但更推崇“吏治”，認為法律是為人服務的，應該靈活應用。這一觀點恰好與以強硬手段推行變法的王安石相反，觀點上的不同引發了他們後來一系列的沖突，這裡暫且不表。
蘇轼這一套策論不僅字字珠玑、文采斐然，引起了不少人的稱贊。但也有不少人不以為然，宰相韓琦就覺得他的政治觀點“不善”，王安石更加是抱反對态度。
不管蘇轼的政見是否受到世人的認可，但由此可知，真正使蘇轼成名的不是他浪漫隽秀的詩詞，而是他關于國家治理和建設的策論文章。這是不是改變了蘇轼在您心中的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