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康熙帝對漢族士人的籠絡政策

淺析康熙帝對漢族士人的籠絡政策

摘 要：“康雍乾盛世”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治世。清聖祖康熙帝在“滿漢一體”的口号下，成功的對漢族士人所施行的籠絡政策，是這一盛世形成的一個重要前提。在諸措施中，“博學鴻儒”特科的舉行、尊孔與祭明孝陵、尊崇理學與重用漢人理學“名臣”、優待士子與緻仕漢官等，構成了籠絡政策的主要内容。

清定鼎之初，經曆明末數十年的戰亂，經濟凋敝，瘡痍滿目。随後，由于滿洲貴族自身錯誤的民族高壓政策，南明殘餘勢力的反抗，以及農民起義軍餘部的對抗，又釀成長達四十年的戰亂，國計民生遭受極大破壞。清軍南下，曾“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并推行剃發易服令，遭到江南人民的強烈反抗。後雖鎮壓下去，但江南遺民士人的反清情緒和“華夷之辨”思想以及所謂的“異端”邪說确是一股不小的暗流，明亡之思促使士人對社會變動進行了深刻的思考。這是思想史上一個“天崩地解”的震蕩時期，也是一個沖突極為突出的時代。順治帝的繼承者康熙帝從鞏固統治出發，積極向漢人推行了一系列籠絡措施，并取得了顯著成效。

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由于受階級鬥争理論的影響，多側重于批判，如着重談論“拉攏”“鎮壓”“蒙騙”“麻痹”等。“文革”結束後，特别是1978年以後，經過思想解放的潮流沖擊，對該問題的研究才比較客觀起來。

1980年以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華的《康熙對漢族士大夫的政策》（《社會科學輯刊》1980.3），該文主體分籠絡和鎮壓兩個部分，籠絡方面對擴大科舉制、尊崇程朱理學、宣揚“滿漢一體”等有較多的論述，但側重于批判。商鴻逵的《論清代的尊孔和崇奉喇嘛教》（《社會科學輯刊》1982.5），對清代尊孔的意義、效果、影響等闡述的比較全面。著名史學家陳祖武先生在《中國史研究》（1991.3）上有一篇文章《論清初文化政策》，主要論述了康熙帝時的文化政策，對理學涉及的比較多，其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即尊崇理學完成了“對社會凝聚力的選擇”。南開大學何孝榮教授的《論康熙提倡程、朱理學》（《史學集刊》1996）一文，對康熙帝提倡程朱理學做了較多的論述，另外還分析了康熙帝的理學思想。趙秉忠的《康熙帝與儒家學說》（《遼甯師大學報》1999.5）主要論述了康熙帝尊孔崇儒的政策。孟昭信教授的《康熙評傳》，對康熙帝優待士子與緻仕漢官這一點論述較多。何平立的《巡狩與封禅：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迹》一書，對康熙帝六次南巡有較多的闡述。這些研究成果，總的來說，對籠絡方面的論述不是很全面，較早的不是很客觀。有鑒于此，文章力圖在借鑒前輩觀點的基礎上，對該問題盡可能的加以全面論述。

順治朝，清廷傾全力完成武力統一事業，尚無暇顧及文教方面。但順治帝還是做了一些事情，如全面恢複前明的科舉制，尊孔等，并宣揚“滿漢一體”論，稱“方今天下一家，滿漢官員皆朕赤子” 【1】。但這些措施還遠不足以籠絡廣大的漢人，尤其是漢族上層士大夫。

到康熙朝，随着武力統一事業的完成，重視文教以及籠絡漢人就真正成為清廷必須解決的一件大事。興文教其實與籠絡漢人是聯系在一起的，因為要行科舉選拔官吏，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當然是首先要面對的。盡管這是滿人建立的政權，但它也得因俗而治，否則無法坐穩江山。對這一點，清統治者有着清醒的認識。是以，康熙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

一、科舉特科的舉行與捐納制度的實施

科舉制度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最主要的選官制度，是整個文官制度的基石。早在順治二年（1645），在各直隸省即舉行鄉試。順治三年（1646），又開始舉行會試，繼承了前明的科舉制。但是，由于此時的政權并不穩固，知識分子中普遍存在着反清情緒等，是以，科舉的效果并不理想。

康熙時期，康熙帝欲籠絡明遺民，培養更多的順臣，以擴大和鞏固政權的統治基礎，這樣，擴大科舉制就成為勢在必然的一個選擇，而舉行科舉特科，就成為當時的一個主要舉措。這其中，最值得的一提的就是“博學鴻儒”科的舉行。“博學鴻儒”科，是康熙帝總結以前的科舉制度，新創設的特别科目。唐玄宗開元十九年（731）始設博學鴻詞科，以在進士及第者中選拔淵博能文之士，要求極高，考取更難，因其特别難考，是以沒有得到普及推廣。康熙帝特設此科，欲借其名以加強此科地位，但做法比較靈活，先由現任官吏推薦，後經象征性的考試錄取。康熙十七年（1678），正式開“博學鴻儒”科，诏:“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以備顧問。朕萬機餘暇，思得博通之士，用資典學。其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士，勿論已仕未仕，中外臣工各舉所知，朕将親試焉” 【2】，後各省地方共舉薦190餘人。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初一，親試143人于體仁閣，題目有二：《璿玑玉衡賦》、《省耕詩五言排律二十韻》，最後取中一、二等共五十名，俱從優授以侍讀、侍講、編修、檢讨等翰林院官職。其中江蘇23人，浙江13人，直隸5人，安徽3人，江西2人，陝西、河南、山東、湖北各1人【3】。僅江浙即達36人，占錄取總數的72%，由此可見康熙帝籠絡江南士人之心之迫切。體仁閣考試其實隻不過是徒具形式，閱卷時多方遷就，寬大無邊。如嚴繩孫隻作了一首詩，彭孫遹故意把詩寫的言詞不通，潘耒、李耒泰、施潤章等的的詩不合韻律，卻都被錄取。由此可見，考試是假，籠絡人心是真。在這些人之中，不少人原來存有嚴重的反清情緒，但一旦他們被清統治者給予高官厚祿，享受到各式各樣的特權，便動搖、放棄了反清立場。

另外，“博學鴻儒”科正是在平吳三桂的戰争已取得決定性勝利之際舉行的，是以也是讨吳的一個政治舉措，籠絡人心，使吳藩更陷入絕地。

康熙年間的特科，除“博學鴻儒”科之外，還有“萬壽恩科”。即每逢皇帝萬壽節，于科舉正科之外，設此恩科，不過該科不是很主要，僅實行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六旬萬壽），然而對籠絡漢族士人而言，不能說是無裨益的。

康熙帝要擴大統治基礎，除置特科外，另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實施捐納制度。康熙十三年（1674）以後，康熙帝以鎮壓“三藩叛亂”兵饷不敷為借口，頒布了捐納制度。吸收落第的漢族士大夫，上自知府、知州、知縣，下至監生、生員，有錢就可以捐納。當時最受漢族士大夫歡迎的是知縣，在三年之内，全國共捐知縣五百餘人,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最重要的是，為漢族地主階級進入官場開了友善之門，統治基礎得以迅速擴大。對康熙帝來說，确實收到了“一箭雙雕”之功效。

康熙帝不但在通過科舉考試和捐納制度來選拔、培植漢族年輕的知識分子方面收效很大，而且在設定“博學鴻儒”科、拉攏具有反清思想的明末遺老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績。

二、 優禮孔氏與祭明陵

清入關之始，即非常重視孔子。順治元年（1644）十月，順治帝由盛京（沈陽）遷都北京，重新舉行即位大典，意在宣布他已是整個中國的皇帝。以孔子六十五代孫孔胤植襲封衍聖公，恢複孔子“至聖先師”名号，并修飾京師文廟。

康熙帝即位後，經過二十多年的勵精圖治，三藩平定，台灣統一，盛世局面初步出現。但人心依然“思明”，特别是江南人士，普遍對清政權有隔膜。于是，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四十六年(1707)先後六次“南巡”，除主要視察河務外，另外兩項重要的政治任務就是：到曲阜祭孔子廟和到南京祭明孝陵，以籠絡江南人心。

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第一次南巡回銮途經曲阜，即親祭孔廟，行三跪九叩大禮，“詣孔林墓前酹酒，書‘萬世師表’額，留曲柄黃蓋。賜衍聖公孔毓埏以次日講諸經各一。免曲阜明年租賦” 【4】，如此做法，使孔氏感恩戴德。康熙帝還下令将這次親到孔子家鄉祭奠的情況編成《幸魯盛典》一書，這是清代尊孔崇儒的第一部專書。此後，康熙帝還多次派皇子代他緻祭，終康熙一朝，對孔氏聖眷不殆。其子孫皆效法遵行，把尊孔推向了頂峰。雍正帝追封孔子先世五代王爵，乾隆帝将孔廟正殿——大成殿改鋪黃色琉璃瓦，竟使與帝王同尊！清統治者對孔氏的待遇不可謂不高，不可謂不厚。

祭孔廟，優禮孔氏，以示對漢文化的尊重，旨在争取漢族群眾特别是上層知識分子的擁戴。這一舉動，使許多還處于觀望狀态的知識分子開始放松警惕，走向康熙的朝廷，而對一些堅決不入仕的遺老而言，至少也稍稍緩解了他們的敵對情緒。這種狀況，到康熙帝祭明孝陵時更為顯著。

首次南巡過江甯，康熙帝即遣官緻祭于明孝陵，随後又親率扈從大臣敬谒，行三跪九叩大禮。親制《過金陵論》，稱“夫明太祖以布衣起淮泗之間，經營大業，應天順人，奄有區夏” 【5】，對明太祖朱元璋極為崇敬，感動了江南士人，“父老從觀者數萬人皆感泣”，被譽為“古今未有之盛舉” 【6】。以後曆次南巡，仍一再親祭明孝陵。康熙三十八年（1699），第三次南巡時，特于明孝陵書“治隆唐宋”四字，并立碑，以表明太祖之偉功。并令地方官對明孝陵加以保護，四時祭祀不斷，可以說對明太祖是尊禮有加。

除祭明孝陵外，康熙帝對位于北方的昌平天壽山十三陵也嚴令加以保護。康熙十四年（1675）九月，康熙帝去湯泉，經昌平，見諸陵殿宇雖存，戶牖損壞，附近樹木亦被摧殘殆盡，深為憫恻，遂傳谕戶部“嚴加申饬守陵人戶，令其小心防護。仍責令該地方官不時稽察，勿至仍前怠玩，以副朕優禮前代之意” 【7】。

祭明陵，以示崇重前朝，旨在消除明遺民的敵對情緒。與前述祭孔廟一般，祭明孝陵也取得了很大功效，從前邊的 “父老從觀者數萬人皆感泣”一句便可以看出。清初的許多反清起事多以“複明”相号召，康熙帝親祭明孝陵，且對明太祖推崇備至，表明清繼明而興，是明之後的又一正統王朝。

三、 尊崇理學與重用漢人理學“名臣”

康熙帝尊孔、崇儒。而儒學在宋代以後發展為兩支：一支是由北宋張載和程頤、程颢開創、南宋朱熹集大成的理學，另一支是由南宋陸九淵開創、明王守仁發展的心學。二者之中，總的來說，是理學占主要地位。作為維系知識分子的紐帶，作為科舉制的依傍，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清建立後，忙于統一戰争，籠統的“崇儒重道”，對群眾思想控制不夠。因而當時思想界承明末之勢，異常活躍。士人多“泛濫于百家”，“沉淪于二氏” 【8】，而程朱理學卻日漸衰頹，難有市場，極不利于清朝的統治。康熙帝認識到，必須重新确立程朱理學的官方哲學地位，以加強思想控制。為此，采取了以下幾個措施：

首先，把程朱理學定為儒學“正傳”和官方哲學，排斥陸王心學。康熙帝稱“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辨析心性之理而羽翼《六經》、發揮聖道者，莫祥于有宋諸儒” 【9】，這裡的“有宋諸儒”指的是程朱派學者，而非陸九淵等人。為了論證程朱理學的“正傳”地位，康熙帝不厭其煩的論述所謂“儒學源流”，指出董仲舒、韓愈等人皆闡發了儒學，“得天人之理”，然均“未及孔孟之淵源” 【10】，宋代程朱等人“探索微言，紹明墜緒，性理之道始昭然大著于天下”，因而推崇程朱理學“可以上承孔子之傳” 【11】。他認為，程朱理學是儒學“正傳”，亦為治國學術，即官方哲學。康熙帝對程朱可謂重視之極，不過日常很少直接批評陸王等人，史籍也難見其載。事實上，康熙帝在提倡程朱的同時，也就宣告了陸王等人不能與程朱相比，是一種無言的排斥，這是顯而易見的。

其次，科舉考試以程朱理學為主。科舉制度自創立以來，一直是統治者所推行的官方哲學和加強思想控制的工具。康熙帝深谙此道，在位期間，使科舉考試從内容到形式都更深的打上了程朱理學的烙印。明代論題一般泛取于《四書》、《五經》，清初為了強調孝道，規定論題皆從《孝經》中選取。這時，為了在考試中進一步顯示其尊奉程朱政策，康熙帝于二十九年(1690)下令論題除出《孝經》外，“兼用”《性理大全》、《太極圖說》、《通書》、《西銘》和《正蒙》等理學著作。五十七年（1718），甚至斷然廢除選題《孝經》之例，下令“專用”《性理大全》，對理學之推崇可見一斑。

再次，編輯刊刻程朱之書。康熙帝運用國家的力量，不僅刊刻已經成書的理學著作，而且令儒臣搜集資料，重新編輯了不少程朱之書，刊行全國。較大而且重要者，有以下幾部：《性理大全》，70卷，修于明永樂年間，是收錄程朱等人的理學著作及有關性理語錄的一部專書，是明代科舉考試的規範讀本，然到清初，已“版籍殘缺”，康熙帝令禮臣重加補訂，并親為作序，刊行全國。《朱子全書》，66卷，成書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是專門收錄朱熹論理學的一部官書。該書編纂時，從“發凡起例”到“提要刊繁”等，康熙帝均親自參與，投入巨大的熱情和精力。《周易折中》，22卷，成書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是一部搜羅程朱派學者解說《易經》的官書。書成後，康熙帝親自作序，頒行全國。《性理精義》，12卷，成書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是《性理大全》的節本。康熙帝認為《性理大全》過于浩繁，故下令節編。

除這三個主要措施外，康熙帝還進一步崇禮表彰程朱等人。如擡升朱熹在儒學傳人中的地位，下令将朱熹從孔廟“先賢”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列，這就使朱熹成為孔子儒學傳人中“四配十哲”之後的第十五位重要人物。對二程，早在康熙九年（1670），就下令由其嫡裔程宗昌、程延祀恢複蔭襲明末中斷的五經博士職，也是崇禮之至。

除以上在思想教育文化領域尊崇程朱理學外，康熙時還大量任用漢人理學“名臣”熊賜履、李光地、湯斌、張伯行等人。

熊賜履（1635—1709），是較早受重用的理學名臣。自康熙十年（1671）至十四年（1675）一直充日講起居注官，較早的向康熙帝灌輸了程朱理學思想。康熙帝由崇儒重道轉變為提倡程朱，他起了重要作用，是以頗受重用。康熙十四年（1675），遷内閣學士，尋授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後改東閣大學士，并兼刑部尚書，康熙帝令他“預修《聖訓》、《實錄》、《方略》、《明史》等書，并充總裁官” 【12】，五次主持會試。

李光地（1642—1718），是最得重用的理學名臣。康熙九年（1670）進士，以精通理學受重用。曆官翰林院掌院學士、日講起居注官、兵部侍郎、直隸巡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等職。編輯《朱子全書》《周易折中》《性理精義》，康熙帝皆命其“校理”【13】。

湯斌（1621—1687），順治九年（1652）進士，任官不久即告歸，從容城孫奇峰講學。康熙十七年（1678）诏舉博學鴻儒，湯斌被薦，試一等，授翰林院侍講，曆官内閣學士、江甯巡撫等，至工部尚書。

張伯行（1651—1725），康熙二十四年（1685）進士，不任官而回鄉研究程朱理學。十年後赴官，先後任山東濟甯道、江蘇按察使、福建巡撫、江蘇巡撫、戶部侍郎、禮部尚書等職。

除以上幾人外，還有魏象樞、魏裔介、陸隴其、張英、徐乾學、高士奇等，也為理學名臣，而被康熙帝倚為重臣。三藩亂後，漢人武将反清遭失敗，漢人文臣卻在此時進入了統治集團核心。

清世以“名臣”從祀孔廟者，湯斌、陸隴其、張伯行三人而已，盡出康熙朝。

康熙帝提倡程朱理學，産生了很好的效果。最大的效果就是争取到廣大漢族士大夫的支援，完成了對社會凝聚力的選擇，為清初統一局面的形成和清朝統治的鞏固産生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清入關初，廣大百姓和漢族士大夫基本上都站在清政府的對立面，康熙帝認識到形勢的嚴重。特别是“三藩之亂”爆發後，天下群起響應，極大的震動了康熙帝，因而大力提倡程朱理學，很大程度上縮小了滿漢民族之間的文化隔閡，順應了廣大漢族士人的信仰心理，對緩和他們的對立和反抗情緒有很大作用。同時，也使統治基礎迅速擴大和鞏固，廣大漢族士大夫或通過科舉，或通過其他途徑迅速聚攏到朝廷。康熙帝通過程朱理學團結了廣大漢族社會成員，為封建國家經濟、文化等的恢複和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有力的促進了康熙盛世的到來。

四、其他一些措施

除以上主要幾種籠絡措施外，康熙帝還采取了一些其他手段，以達到治漢的成功，如題字、題額、題聯等。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次南巡至會稽，親祭大禹陵，行三跪九叩大禮，制頌刊石，書“地平天成” 【14】四大字。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次南巡，于先賢子路祠書“聖門之哲” 【15】額。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次南巡至蘇州，書“至德無名”額懸吳太伯祠，并“書季劄、董仲舒、焦先、宗澤、周敦頤、範仲淹、歐陽修、胡安國、米芾、陸秀夫等匾額懸其祠”【16】。從貢生孫銳所請，書“聖迹遺徽” 【17】額于松江孔氏，因松江孔氏為曲阜孔氏一支裔，系漢時逃難于此。

對緻仕漢官，也是極盡籠絡之能事。蘇州人汪琬，博學鴻儒試列第一等，授翰林院編修，纂《明史》。因修史時與别人意見不一，僅在館60餘日即告歸。時間雖短，康熙帝并未忘記。首次南巡駐無錫，特賜禦書手卷一軸，并表彰說：“吳中缙紳汪琬，原系翰林，為人厚重，學問優通。且居鄉安靜，不預外事” 【18】。對緻仕返鄉的朱彜尊、邵遠平等，也都賜禦書額幅。康熙帝第五、六次南巡時，緻仕大學士張英（雍正重臣張廷玉父），從安徽桐城親赴淮安、清河等地迎駕，然後随駕至江甯。康熙帝賜禦書“謙益堂”“世恩堂”【19】額及聯，并賞賜許多其他物品，相待極為親密。

對一些因科舉遭貶的士子，也都給予适當關懷。如常熟孫承恩（順治十五年狀元）的弟子孫旸，因順治十四年（1657）的順天科場案被谪戍遼東，後雖放還，已被革除士子功名。康熙帝三次南巡時到蘇州，詢問其情況。孫旸感激涕零，赴康熙帝行在，拜谒獻詩。蘇州人吳廷幀經鄉試中舉，然而“以冒籍革”。得知孫旸受寵消息，趁康熙帝從杭州回程經蘇州時，也試着向皇帝獻詩，康熙帝大悅，後又一再召見，命複還舉人【20】。後又參加會試，中進士，入翰林院供職。

類似的舉措還有很多，康熙帝通過多種方式有效的籠絡了漢族士人，對江南漢人的文化心理有重要影響，輔助性的達到了他的目的。此外，康熙時，針對以前滿官與漢官品級不一的情況，加以整頓，大學士、尚書、侍郎等官品級劃一。此後，滿官與漢官之間，就職權來說，雖仍以滿人為主，但至少在表面上而言平等了，這對滿漢之間的“和諧”不無裨益。

衆所周知，《明史》的纂修，曆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但主體工程卻完成于康熙朝，而最終成書于乾隆朝。康熙帝任用顧炎武的外甥、江蘇昆山徐乾學為總裁官，以黃宗羲的學生萬斯同撰稿，後又用王鴻緒為總裁官。修《明史》，以示崇重前朝，并表示繼承之意，同時，任用徐、萬、王等人及前述的“博學鴻儒”科所取諸人共修明史，也是一種有效的籠絡手段，又是一個“一箭雙雕”！

總之，在宣揚“滿漢一體”的口号下，康熙帝千方百計的籠絡漢族士人，直接、間接、或者部分的達到了他的目的。

注釋：

【1】《東華錄》卷6，93頁，順治五年九月

【2】《清史稿》卷6《聖祖本紀一》，196頁

【3】《清史稿》卷484《彭孫遹傳》，13338—13339頁

【4】《清史稿》卷7《聖祖本紀二》，216頁

【5】《康熙起居注》1247頁

【6】《熙朝新語》卷8

【7】《清聖祖實錄》卷111

【8】《清聖祖實錄》卷22

【9】《清聖祖禦制文第一集》卷19《性理大全序》，

轉引自 何孝榮：《論康熙提倡程、朱理學》（《史學集刊》1996）88頁

【10】《清聖祖禦制文第四集》卷21《朱子全書序》，

【11】《清聖祖禦制文第一集》卷28《讀性理大全》，

【12】《清史稿》卷262 《熊賜履傳》，9894頁

【13】《清史稿》卷262 《李光地傳》，9898頁

【14】《清史稿》卷7《聖祖本紀二》，227頁

【15】《清史稿》卷7《聖祖本紀二》，252頁

【16】《清史稿》卷8《聖祖本紀三》，267頁

【17】《東華錄》卷20 ，321頁，康熙四十四年三月

【18】《清聖祖實錄》卷117

【19】《東華錄》卷20 ，331頁，康熙四十六年三月

【20】 ［清］王應奎：《柳南随筆》卷4，中華書局1983年版73頁，

轉引自 《康熙評傳》1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