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康熙帝对汉族士人的笼络政策

浅析康熙帝对汉族士人的笼络政策

摘 要：“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治世。清圣祖康熙帝在“满汉一体”的口号下，成功的对汉族士人所施行的笼络政策，是这一盛世形成的一个重要前提。在诸措施中，“博学鸿儒”特科的举行、尊孔与祭明孝陵、尊崇理学与重用汉人理学“名臣”、优待士子与致仕汉官等，构成了笼络政策的主要内容。

清定鼎之初，经历明末数十年的战乱，经济凋敝，疮痍满目。随后，由于满洲贵族自身错误的民族高压政策，南明残余势力的反抗，以及农民起义军余部的对抗，又酿成长达四十年的战乱，国计民生遭受极大破坏。清军南下，曾“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并推行剃发易服令，遭到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后虽镇压下去，但江南遗民士人的反清情绪和“华夷之辨”思想以及所谓的“异端”邪说确是一股不小的暗流，明亡之思促使士人对社会变动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是思想史上一个“天崩地解”的震荡时期，也是一个矛盾极为突出的时代。顺治帝的继承者康熙帝从巩固统治出发，积极向汉人推行了一系列笼络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由于受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多侧重于批判，如着重谈论“拉拢”“镇压”“蒙骗”“麻痹”等。“文革”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经过思想解放的潮流冲击，对该问题的研究才比较客观起来。

1980年以后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华的《康熙对汉族士大夫的政策》（《社会科学辑刊》1980.3），该文主体分笼络和镇压两个部分，笼络方面对扩大科举制、尊崇程朱理学、宣扬“满汉一体”等有较多的论述，但侧重于批判。商鸿逵的《论清代的尊孔和崇奉喇嘛教》（《社会科学辑刊》1982.5），对清代尊孔的意义、效果、影响等阐述的比较全面。著名史学家陈祖武先生在《中国史研究》（1991.3）上有一篇文章《论清初文化政策》，主要论述了康熙帝时的文化政策，对理学涉及的比较多，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尊崇理学完成了“对社会凝聚力的选择”。南开大学何孝荣教授的《论康熙提倡程、朱理学》（《史学集刊》1996）一文，对康熙帝提倡程朱理学做了较多的论述，另外还分析了康熙帝的理学思想。赵秉忠的《康熙帝与儒家学说》（《辽宁师大学报》1999.5）主要论述了康熙帝尊孔崇儒的政策。孟昭信教授的《康熙评传》，对康熙帝优待士子与致仕汉官这一点论述较多。何平立的《巡狩与封禅：封建政治的文化轨迹》一书，对康熙帝六次南巡有较多的阐述。这些研究成果，总的来说，对笼络方面的论述不是很全面，较早的不是很客观。有鉴于此，文章力图在借鉴前辈观点的基础上，对该问题尽可能的加以全面论述。

顺治朝，清廷倾全力完成武力统一事业，尚无暇顾及文教方面。但顺治帝还是做了一些事情，如全面恢复前明的科举制，尊孔等，并宣扬“满汉一体”论，称“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员皆朕赤子” 【1】。但这些措施还远不足以笼络广大的汉人，尤其是汉族上层士大夫。

到康熙朝，随着武力统一事业的完成，重视文教以及笼络汉人就真正成为清廷必须解决的一件大事。兴文教其实与笼络汉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要行科举选拔官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当然是首先要面对的。尽管这是满人建立的政权，但它也得因俗而治，否则无法坐稳江山。对这一点，清统治者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康熙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一、科举特科的举行与捐纳制度的实施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主要的选官制度，是整个文官制度的基石。早在顺治二年（1645），在各直隶省即举行乡试。顺治三年（1646），又开始举行会试，继承了前明的科举制。但是，由于此时的政权并不稳固，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反清情绪等，所以，科举的效果并不理想。

康熙时期，康熙帝欲笼络明遗民，培养更多的顺臣，以扩大和巩固政权的统治基础，这样，扩大科举制就成为势在必然的一个选择，而举行科举特科，就成为当时的一个主要举措。这其中，最值得的一提的就是“博学鸿儒”科的举行。“博学鸿儒”科，是康熙帝总结以前的科举制度，新创设的特别科目。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始设博学鸿词科，以在进士及第者中选拔渊博能文之士，要求极高，考取更难，因其特别难考，所以没有得到普及推广。康熙帝特设此科，欲借其名以加强此科地位，但做法比较灵活，先由现任官吏推荐，后经象征性的考试录取。康熙十七年（1678），正式开“博学鸿儒”科，诏:“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以备顾问。朕万机余暇，思得博通之士，用资典学。其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勿论已仕未仕，中外臣工各举所知，朕将亲试焉” 【2】，后各省地方共举荐190余人。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初一，亲试143人于体仁阁，题目有二：《璿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最后取中一、二等共五十名，俱从优授以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翰林院官职。其中江苏23人，浙江13人，直隶5人，安徽3人，江西2人，陕西、河南、山东、湖北各1人【3】。仅江浙即达36人，占录取总数的72%，由此可见康熙帝笼络江南士人之心之迫切。体仁阁考试其实只不过是徒具形式，阅卷时多方迁就，宽大无边。如严绳孙只作了一首诗，彭孙遹故意把诗写的言词不通，潘耒、李耒泰、施润章等的的诗不合韵律，却都被录取。由此可见，考试是假，笼络人心是真。在这些人之中，不少人原来存有严重的反清情绪，但一旦他们被清统治者给予高官厚禄，享受到各式各样的特权，便动摇、放弃了反清立场。

另外，“博学鸿儒”科正是在平吴三桂的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举行的，所以也是讨吴的一个政治举措，笼络人心，使吴藩更陷入绝地。

康熙年间的特科，除“博学鸿儒”科之外，还有“万寿恩科”。即每逢皇帝万寿节，于科举正科之外，设此恩科，不过该科不是很主要，仅实行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六旬万寿），然而对笼络汉族士人而言，不能说是无裨益的。

康熙帝要扩大统治基础，除置特科外，另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实施捐纳制度。康熙十三年（1674）以后，康熙帝以镇压“三藩叛乱”兵饷不敷为借口，颁布了捐纳制度。吸收落第的汉族士大夫，上自知府、知州、知县，下至监生、生员，有钱就可以捐纳。当时最受汉族士大夫欢迎的是知县，在三年之内，全国共捐知县五百余人,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最重要的是，为汉族地主阶级进入官场开了方便之门，统治基础得以迅速扩大。对康熙帝来说，确实收到了“一箭双雕”之功效。

康熙帝不但在通过科举考试和捐纳制度来选拔、培植汉族年轻的知识分子方面收效很大，而且在设置“博学鸿儒”科、拉拢具有反清思想的明末遗老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二、 优礼孔氏与祭明陵

清入关之始，即非常重视孔子。顺治元年（1644）十月，顺治帝由盛京（沈阳）迁都北京，重新举行即位大典，意在宣布他已是整个中国的皇帝。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孔胤植袭封衍圣公，恢复孔子“至圣先师”名号，并修饰京师文庙。

康熙帝即位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励精图治，三藩平定，台湾统一，盛世局面初步出现。但人心依然“思明”，特别是江南人士，普遍对清政权有隔膜。于是，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四十六年(1707)先后六次“南巡”，除主要视察河务外，另外两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到曲阜祭孔子庙和到南京祭明孝陵，以笼络江南人心。

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第一次南巡回銮途经曲阜，即亲祭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诣孔林墓前酹酒，书‘万世师表’额，留曲柄黄盖。赐衍圣公孔毓埏以次日讲诸经各一。免曲阜明年租赋” 【4】，如此做法，使孔氏感恩戴德。康熙帝还下令将这次亲到孔子家乡祭奠的情况编成《幸鲁盛典》一书，这是清代尊孔崇儒的第一部专书。此后，康熙帝还多次派皇子代他致祭，终康熙一朝，对孔氏圣眷不殆。其子孙皆效法遵行，把尊孔推向了顶峰。雍正帝追封孔子先世五代王爵，乾隆帝将孔庙正殿——大成殿改铺黄色琉璃瓦，竟使与帝王同尊！清统治者对孔氏的待遇不可谓不高，不可谓不厚。

祭孔庙，优礼孔氏，以示对汉文化的尊重，旨在争取汉族民众特别是上层知识分子的拥戴。这一举动，使许多还处于观望状态的知识分子开始放松警惕，走向康熙的朝廷，而对一些坚决不入仕的遗老而言，至少也稍稍缓解了他们的敌对情绪。这种状况，到康熙帝祭明孝陵时更为显著。

首次南巡过江宁，康熙帝即遣官致祭于明孝陵，随后又亲率扈从大臣敬谒，行三跪九叩大礼。亲制《过金陵论》，称“夫明太祖以布衣起淮泗之间，经营大业，应天顺人，奄有区夏” 【5】，对明太祖朱元璋极为崇敬，感动了江南士人，“父老从观者数万人皆感泣”，被誉为“古今未有之盛举” 【6】。以后历次南巡，仍一再亲祭明孝陵。康熙三十八年（1699），第三次南巡时，特于明孝陵书“治隆唐宋”四字，并立碑，以表明太祖之伟功。并令地方官对明孝陵加以保护，四时祭祀不断，可以说对明太祖是尊礼有加。

除祭明孝陵外，康熙帝对位于北方的昌平天寿山十三陵也严令加以保护。康熙十四年（1675）九月，康熙帝去汤泉，经昌平，见诸陵殿宇虽存，户牖损坏，附近树木亦被摧残殆尽，深为悯恻，遂传谕户部“严加申饬守陵人户，令其小心防护。仍责令该地方官不时稽察，勿至仍前怠玩，以副朕优礼前代之意” 【7】。

祭明陵，以示崇重前朝，旨在消除明遗民的敌对情绪。与前述祭孔庙一般，祭明孝陵也取得了很大功效，从前边的 “父老从观者数万人皆感泣”一句便可以看出。清初的许多反清起事多以“复明”相号召，康熙帝亲祭明孝陵，且对明太祖推崇备至，表明清继明而兴，是明之后的又一正统王朝。

三、 尊崇理学与重用汉人理学“名臣”

康熙帝尊孔、崇儒。而儒学在宋代以后发展为两支：一支是由北宋张载和程颐、程颢开创、南宋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另一支是由南宋陆九渊开创、明王守仁发展的心学。二者之中，总的来说，是理学占主要地位。作为维系知识分子的纽带，作为科举制的依傍，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清建立后，忙于统一战争，笼统的“崇儒重道”，对民众思想控制不够。因而当时思想界承明末之势，异常活跃。士人多“泛滥于百家”，“沉沦于二氏” 【8】，而程朱理学却日渐衰颓，难有市场，极不利于清朝的统治。康熙帝认识到，必须重新确立程朱理学的官方哲学地位，以加强思想控制。为此，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

首先，把程朱理学定为儒学“正传”和官方哲学，排斥陆王心学。康熙帝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辨析心性之理而羽翼《六经》、发挥圣道者，莫祥于有宋诸儒” 【9】，这里的“有宋诸儒”指的是程朱派学者，而非陆九渊等人。为了论证程朱理学的“正传”地位，康熙帝不厌其烦的论述所谓“儒学源流”，指出董仲舒、韩愈等人皆阐发了儒学，“得天人之理”，然均“未及孔孟之渊源” 【10】，宋代程朱等人“探索微言，绍明坠绪，性理之道始昭然大著于天下”，因而推崇程朱理学“可以上承孔子之传” 【11】。他认为，程朱理学是儒学“正传”，亦为治国学术，即官方哲学。康熙帝对程朱可谓重视之极，不过日常很少直接批评陆王等人，史籍也难见其载。事实上，康熙帝在提倡程朱的同时，也就宣告了陆王等人不能与程朱相比，是一种无言的排斥，这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为主。科举制度自创立以来，一直是统治者所推行的官方哲学和加强思想控制的工具。康熙帝深谙此道，在位期间，使科举考试从内容到形式都更深的打上了程朱理学的烙印。明代论题一般泛取于《四书》、《五经》，清初为了强调孝道，规定论题皆从《孝经》中选取。这时，为了在考试中进一步显示其尊奉程朱政策，康熙帝于二十九年(1690)下令论题除出《孝经》外，“兼用”《性理大全》、《太极图说》、《通书》、《西铭》和《正蒙》等理学著作。五十七年（1718），甚至断然废除选题《孝经》之例，下令“专用”《性理大全》，对理学之推崇可见一斑。

再次，编辑刊刻程朱之书。康熙帝运用国家的力量，不仅刊刻已经成书的理学著作，而且令儒臣搜集资料，重新编辑了不少程朱之书，刊行全国。较大而且重要者，有以下几部：《性理大全》，70卷，修于明永乐年间，是收录程朱等人的理学著作及有关性理语录的一部专书，是明代科举考试的规范读本，然到清初，已“版籍残缺”，康熙帝令礼臣重加补订，并亲为作序，刊行全国。《朱子全书》，66卷，成书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是专门收录朱熹论理学的一部官书。该书编纂时，从“发凡起例”到“提要刊繁”等，康熙帝均亲自参与，投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周易折中》，22卷，成书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是一部搜罗程朱派学者解说《易经》的官书。书成后，康熙帝亲自作序，颁行全国。《性理精义》，12卷，成书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是《性理大全》的节本。康熙帝认为《性理大全》过于浩繁，故下令节编。

除这三个主要措施外，康熙帝还进一步崇礼表彰程朱等人。如抬升朱熹在儒学传人中的地位，下令将朱熹从孔庙“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列，这就使朱熹成为孔子儒学传人中“四配十哲”之后的第十五位重要人物。对二程，早在康熙九年（1670），就下令由其嫡裔程宗昌、程延祀恢复荫袭明末中断的五经博士职，也是崇礼之至。

除以上在思想教育文化领域尊崇程朱理学外，康熙时还大量任用汉人理学“名臣”熊赐履、李光地、汤斌、张伯行等人。

熊赐履（1635—1709），是较早受重用的理学名臣。自康熙十年（1671）至十四年（1675）一直充日讲起居注官，较早的向康熙帝灌输了程朱理学思想。康熙帝由崇儒重道转变为提倡程朱，他起了重要作用，因此颇受重用。康熙十四年（1675），迁内阁学士，寻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后改东阁大学士，并兼刑部尚书，康熙帝令他“预修《圣训》、《实录》、《方略》、《明史》等书，并充总裁官” 【12】，五次主持会试。

李光地（1642—1718），是最得重用的理学名臣。康熙九年（1670）进士，以精通理学受重用。历官翰林院掌院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兵部侍郎、直隶巡抚、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编辑《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康熙帝皆命其“校理”【13】。

汤斌（1621—1687），顺治九年（1652）进士，任官不久即告归，从容城孙奇峰讲学。康熙十七年（1678）诏举博学鸿儒，汤斌被荐，试一等，授翰林院侍讲，历官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等，至工部尚书。

张伯行（1651—1725），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不任官而回乡研究程朱理学。十年后赴官，先后任山东济宁道、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户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

除以上几人外，还有魏象枢、魏裔介、陆陇其、张英、徐乾学、高士奇等，也为理学名臣，而被康熙帝倚为重臣。三藩乱后，汉人武将反清遭失败，汉人文臣却在此时进入了统治集团核心。

清世以“名臣”从祀孔庙者，汤斌、陆陇其、张伯行三人而已，尽出康熙朝。

康熙帝提倡程朱理学，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最大的效果就是争取到广大汉族士大夫的支持，完成了对社会凝聚力的选择，为清初统一局面的形成和清朝统治的巩固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清入关初，广大百姓和汉族士大夫基本上都站在清政府的对立面，康熙帝认识到形势的严重。特别是“三藩之乱”爆发后，天下群起响应，极大的震动了康熙帝，因而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很大程度上缩小了满汉民族之间的文化隔阂，顺应了广大汉族士人的信仰心理，对缓和他们的对立和反抗情绪有很大作用。同时，也使统治基础迅速扩大和巩固，广大汉族士大夫或通过科举，或通过其他途径迅速聚拢到朝廷。康熙帝通过程朱理学团结了广大汉族社会成员，为封建国家经济、文化等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有力的促进了康熙盛世的到来。

四、其他一些措施

除以上主要几种笼络措施外，康熙帝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手段，以达到治汉的成功，如题字、题额、题联等。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次南巡至会稽，亲祭大禹陵，行三跪九叩大礼，制颂刊石，书“地平天成” 【14】四大字。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次南巡，于先贤子路祠书“圣门之哲” 【15】额。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次南巡至苏州，书“至德无名”额悬吴太伯祠，并“书季札、董仲舒、焦先、宗泽、周敦颐、范仲淹、欧阳修、胡安国、米芾、陆秀夫等匾额悬其祠”【16】。从贡生孙锐所请，书“圣迹遗徽” 【17】额于松江孔氏，因松江孔氏为曲阜孔氏一支裔，系汉时逃难于此。

对致仕汉官，也是极尽笼络之能事。苏州人汪琬，博学鸿儒试列第一等，授翰林院编修，纂《明史》。因修史时与别人意见不一，仅在馆60余日即告归。时间虽短，康熙帝并未忘记。首次南巡驻无锡，特赐御书手卷一轴，并表彰说：“吴中缙绅汪琬，原系翰林，为人厚重，学问优通。且居乡安静，不预外事” 【18】。对致仕返乡的朱彝尊、邵远平等，也都赐御书额幅。康熙帝第五、六次南巡时，致仕大学士张英（雍正重臣张廷玉父），从安徽桐城亲赴淮安、清河等地迎驾，然后随驾至江宁。康熙帝赐御书“谦益堂”“世恩堂”【19】额及联，并赏赐许多其他物品，相待极为亲密。

对一些因科举遭贬的士子，也都给予适当关怀。如常熟孙承恩（顺治十五年状元）的弟子孙旸，因顺治十四年（1657）的顺天科场案被谪戍辽东，后虽放还，已被革除士子功名。康熙帝三次南巡时到苏州，询问其情况。孙旸感激涕零，赴康熙帝行在，拜谒献诗。苏州人吴廷帧经乡试中举，然而“以冒籍革”。得知孙旸受宠消息，趁康熙帝从杭州回程经苏州时，也试着向皇帝献诗，康熙帝大悦，后又一再召见，命复还举人【20】。后又参加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供职。

类似的举措还有很多，康熙帝通过多种方式有效的笼络了汉族士人，对江南汉人的文化心理有重要影响，辅助性的达到了他的目的。此外，康熙时，针对以前满官与汉官品级不一的情况，加以整顿，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品级划一。此后，满官与汉官之间，就职权来说，虽仍以满人为主，但至少在表面上而言平等了，这对满汉之间的“和谐”不无裨益。

众所周知，《明史》的纂修，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但主体工程却完成于康熙朝，而最终成书于乾隆朝。康熙帝任用顾炎武的外甥、江苏昆山徐乾学为总裁官，以黄宗羲的学生万斯同撰稿，后又用王鸿绪为总裁官。修《明史》，以示崇重前朝，并表示继承之意，同时，任用徐、万、王等人及前述的“博学鸿儒”科所取诸人共修明史，也是一种有效的笼络手段，又是一个“一箭双雕”！

总之，在宣扬“满汉一体”的口号下，康熙帝千方百计的笼络汉族士人，直接、间接、或者部分的达到了他的目的。

注释：

【1】《东华录》卷6，93页，顺治五年九月

【2】《清史稿》卷6《圣祖本纪一》，196页

【3】《清史稿》卷484《彭孙遹传》，13338—13339页

【4】《清史稿》卷7《圣祖本纪二》，216页

【5】《康熙起居注》1247页

【6】《熙朝新语》卷8

【7】《清圣祖实录》卷111

【8】《清圣祖实录》卷22

【9】《清圣祖御制文第一集》卷19《性理大全序》，

转引自 何孝荣：《论康熙提倡程、朱理学》（《史学集刊》1996）88页

【10】《清圣祖御制文第四集》卷21《朱子全书序》，

【11】《清圣祖御制文第一集》卷28《读性理大全》，

【12】《清史稿》卷262 《熊赐履传》，9894页

【13】《清史稿》卷262 《李光地传》，9898页

【14】《清史稿》卷7《圣祖本纪二》，227页

【15】《清史稿》卷7《圣祖本纪二》，252页

【16】《清史稿》卷8《圣祖本纪三》，267页

【17】《东华录》卷20 ，321页，康熙四十四年三月

【18】《清圣祖实录》卷117

【19】《东华录》卷20 ，331页，康熙四十六年三月

【20】 ［清］王应奎：《柳南随笔》卷4，中华书局1983年版73页，

转引自 《康熙评传》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