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甯十年，張載罷官歸隐，途徑洛陽時與二程共坐一室，發表議論。張載在私下說：“昔嘗謂伯淳優于正叔，今見之果然。”所謂的“伯淳”就是程颢，而“正叔”則是程頤。跟張載一樣，作為長輩的邵雍也更喜歡程颢，他常常向富弼、司馬光等人贊譽程颢的才華；邵伯溫在談到自己對二程的印象時說：“宗丞（程颢）為人清和，侍講為人（程頤）嚴峻。”
據說二程曾入宿于一僧室，程颢進入大門後向右走，有許多人跟随着他；程頤則獨身一人往左走，後面卻空無一人。最後他們在法堂上相會，程頤感歎說“此是某不及家兄處”，意思是說自己太過于嚴肅，使人不敢親近，不如兄長平易近人。弟子們也認為大程偶然還會講笑話、有谑語，小程則是謹嚴，隻要他在座，不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在處事方面，二程也不盡相同。程颢跟門人議論時，如果有不同意見，他會說“更有商量”，程頤則直接說對方的觀點不對。邵雍每次跟二程交談，大程都不發一言，好像彼此契合似的，小程則反複往來辯論不相下。從性格來看，大程是循循善誘的教育家，小程則有宗師氣派，是以程颢曾對程頤說：
“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随人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程颢(1032～1085)與程頤(1033～1107)
<h1>五星聚奎，名門世家</h1>
北宋曾發生過三次五星聚奎，第一次在乾德五年，占者說“啟文明之運”，那時宋太祖剛起兵掃定天下，宋朝剛剛建立；第二與第三次分别發生在景德四年和慶曆三年，在這兩次五星聚奎之間，邵雍（傳記）、周敦頤（傳記）、張載（傳記）、程颢與程頤相繼出世，他們被後人合稱為“北宋五子”。從輩分看，邵雍、周敦頤和張載為平輩，二程為晚輩，但對後世影響最大的當屬二程。
根據程頤的《先公太中家傳》記載，他的父親程珦共生有六個兒子，前兩個與後兩個都是幼年夭折，隻有他跟程颢活了下來。程氏素為名門，高祖程羽有擁戴宋太祖之功，官至兵部侍郎。是以邵雍對他的兒子說：程伯淳、正叔“本出貴家”。程門家教素以嚴厲著稱，二程的母親候氏常說：“子之是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每當孩子們跌倒，家人要上前扶抱時，她都呵責說：“汝若安徐，甯至踣乎？”當孩子們挑食時，她又會叱道：“幼求稱欲，長當如何？”程頤說在嚴母的教育下，他們兄弟平生飲食衣服都無所擇，也不能出口罵人，這是教育的結果，所謂“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
程颢死後，程頤在《明道先生行狀》中回憶了兄長的生平。說他從小就“神氣秀爽，異于常兒”，叔祖母曾抱着他走路，不料金钗脫落了，當時并沒有發覺，過了幾天才開始尋找。程颢那時還不會說話，隻是用手指着某個地方，結果家人随着他的指向竟然成功找到的金钗，一家人都覺得驚異。
十歲時程颢已經學會作詩賦了，他在《酌貪泉》中寫道：
“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
具有很強的哲理性。十三時，他在學校裡讀書，為人顯得很老成，見者無不愛重。當時的戶部侍郎彭思永來訪，非常賞識程颢，當場就決定把女兒許婚配給他。
北宋五子
<h1>師從濂溪，為官一方</h1>
程珦對子女的教育也十分重視，他在虔州興國縣做官時，認識了一個小獄掾，名叫周惇實。這個人“年甚少，不為守所知”，程珦卻發覺他氣貌不凡，交談幾句便知其果然是“為學知道者”，于是讓二程拜周惇實為師。周惇實後來改名叫周敦頤，人稱濂溪先生，是《太極圖說》和《通書》的作者。
當時的程颢隻有十五六歲，在聽完周敦頤論道後，他便厭棄了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後來程颢還追思這段求學經曆，說：
“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
周敦頤要程颢思考這個問題：顔回家境貧困，生活在陋巷裡，人們都不堪其憂，他卻也不改其樂，所謂的“安貧樂道”，究竟是在樂什麼？這個問題對程颢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使他渴望學習顔回所樂的那種“道”。後來他甚至說“欲學聖人，且須學顔子”，顔回成了他畢生的榜樣。
程颢曾經很喜歡田獵，他對周敦頤說現在自己已經沒有這個愛好了。周敦頤卻不以為然地說：“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隐未發。一日萌動，複如初矣。”告誡程颢克己複禮并非易事。過了十二年之後，程颢偶然看到獵人打獵，不覺觸發了好獵之心，這才明白周敦頤的用心良苦。
成年之後的程颢似乎還與周敦頤存在聯系，他曾說：“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說明時隔多年，師徒之間依然像孔子與曾點一樣，有着共同的志向。
宋仁宗嘉祐二年，程颢考中了進士，那年的榜單上還有張載、蘇轼和曾鞏等人的名字。程颢被授予京兆府鄠縣主簿的官職，那時的他才二十四歲。據說他擔任公職期間，常常書寫“視民如傷”四個字來告勉自己，并且說“颢常愧此四字”。
程颢十分重視教育的作用，認為“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治國需要求之于教育。他在晉城做官時，當地風俗樸陋，民不知學，幾百年裡都沒有人考中科舉。程颢上任後興辦學校，與好學者講論終日，過了十多年當地登科者多達十餘人。
程颢，字伯淳，号明道先生
<h1>反對新法，退隐講學</h1>
熙甯二年，經呂公著舉薦，程颢進入朝中擔任太子中允一職。宋神宗很賞識他的才華，每次召對結束時都會說“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
後來王安石逐漸受到重用，程颢便告誡神宗要仁政愛民，不能追求功利。宋神宗雖然嫌棄他過于迂直，卻依然敬重不衰。王安石相繼推出青苗取息、賣祠部牒等新法後，大臣們相繼投劾離去，黨争的勢頭已經在醞釀，這讓程颢感到不安。他在《論十事劄字中》闡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認為“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實體”，隻要生民之理有窮，那麼先王之法也是可以改變的。他認為不應當泥古不化，循名廢實，斥責保守派為“陋儒之見”。但當時的保守派已經被罷斥，真正危險的其實是冒進派的改動一切思想。
程颢認為在變法的過程中，“惟天理之不可易”，所謂的“天理”就是人所賴以為生的東西，近則為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遠則為某些制度規律。例如要想讓百姓生存，就得使其有恒産。唐朝尚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這才是變法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是想法設法厚斂于民；程颢認為使百姓有恒産，就是個千古不變的道理。而王安石的變法目的隻是富國強兵，沒有考慮所帶來的諸多社會問題。為了補充國庫，應對“三冗”，結果卻折騰的民心沸騰、天下騷動，更嚴重的是會引起朝中的黨争，遺患無窮。
從立場上看，程颢處于王安石與司馬光的中間，并不偏向任何一方，隻是當時王安石當政、司馬光在野，是以他才對王安石多有批評。王安石對程颢也很有敬重，稱贊他“忠信”。一次王安石與言者厲聲争論，程颢在一旁勸解說：“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愧屈。
最終導緻程颢與王安石決裂的是王雩的險惡，《邵氏聞見錄》記載，一日盛暑，王安石正與程颢對談，他的兒子王雱卻光着腳走出來，手裡拿着婦女的帽子，問王安石說：“所言何事？”
王安石回答：“以新法數為人沮，與程君議。”
王雱傲慢地說：“枭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新法行矣。”
王安石忙制止說：“兒誤矣。”
程颢在一旁立即正色道：“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王雱是以不樂而去。
這件事對程颢産生很大的影響，他看到王安石的兒子如此惡毒的對待不同政見者，又聯系到王安石排擠大臣，進用言利小人，從此便跟王安石越來越不合，并引起言者的敵視。變法的持續推進，引起程颢的擔憂，他上疏說：“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因這篇奏折得罪了變法派，最終被罷為京西提刑。當時反對新法的大臣全被列入貶竄的名單裡，宋神宗手批，親自剔除了程颢的名字，最後在王安石的建議下，才改遷鎮甯軍節度判官。
做了幾年判官後，恰逢父親程珦退休，程颢便請求歸養，得了一個監管洛河竹林的閑職。從此，他便與程頤一起在洛陽講學。當時洛陽聚集了富弼、邵雍、司馬光等名流，被稱為“士人區薮”。二程創立了“洛學”，吸引謝良佐、楊時、遊酢、張繹、蘇昞等弟子來入門。學士皆宗師之，甚至連往來于洛陽的旅客都會專門拜訪，求問道統。程颢雖然辭官歸隐，名聲反而更大了。
<h1>命如顔回，道統絕弦</h1>
在洛陽講學十年後，宋神宗駕崩了。噩耗傳自洛陽，程颢對韓宗師感歎說雖然自己遭遇貶竄，但“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為報。”
韓宗師問他：“今日朝廷之事如何？”
程颢回答：“司馬君實、呂晦叔做相矣。”
韓宗師又問：“二公作相，當如何？”
程颢說：“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
這說明程颢并不是偏袒變法派與守舊派的任何一方，隻是擔憂雙方勢不兩立，互相迫害，最終黨争會拖累國政、後患無窮。後來北宋的黨争果然愈演愈烈，甚至連程頤也被卷入其中，深受迫害。
宋哲宗繼位後，召程颢為宗正寺丞，想要重用他。不料程颢還沒來得及起行就病倒了，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卒于家，享年五十四。在“北宋五子”裡，他屬壽命最短的一個。程頤在《明道先生墓表》中哀歎說：“天不慭遺，哲人早世。”“先生進将覺斯人，退将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
程颢曾說：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顔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
後人常将程颢比作顔回，認為他的思想精粹無雜。程颢教人要時常保有誠敬之心、用于持守，然後再去識仁，從對仁的認識中領悟物我為一，進而發覺“天理”。他講誠敬的文章是《定性書》，說識仁的是《識仁篇》，論“天理”則散見于《語錄》中。“天理”一詞僅見于《樂記》，程颢把這個範疇演繹成了一個哲學體系的原則，他自稱：
“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
“天理”者，自然之理、天經地義之理也。人活在世間，總是有許多無法逃避的東西，總是要去盡為人的責任。程頤曾跟弟子們侍立在程颢的墳墓之前，他指着墳牆說：“吾儒從裡面做，豈有不見。佛氏隻從牆外見了，卻不肯入來做。”儒者何嘗不知人生的艱苦，何嘗不知君臣父子夫婦兒女在某意義上是拖累。但是儒者明白，生而為人，生活在社會倫理中，要盡自己的責任；而不是像和尚道士一樣，從外面看透了，便抛棄骨肉、遁隐山林，逃避君臣父子社會倫理，這是一種生活的态度，也是一種哲學的取向。
從定性、識仁到“天理”便是我們講述程颢哲學體系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