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美才情,獨特個性——改革名臣王安石。無論怎麼看,王安石都是中國曆史上最有才的人物之一。如果隻論才能,他簡直就是一個完美的人物。
首先王安石是個政治家,而且是屬于政治家中的改革派。他和宋神宗之間一度建立了親密無間的關系,就像三國時候的劉備與諸葛亮那樣如魚得水。他堅持三不足的精神,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和祖宗之言不足法。大刀闊斧地改革,有着改革家的魄力。
他也是名軍事家,而且是有着卓越眼光的戰略家。曆史學家鄧廣銘先生指出在患有恐遼症的北宋王朝,王安石是唯一一個具有收複燕雲、統一中國戰略思想的大政治家;同時他在河煌之役對契丹的戰争中均有出色的表現。
王安石也是一名經濟學家,他是世界上第一個提出金融資本經營理論的人。他主張的青苗法改變了過去的民間借貸方式,其實質作用近似于今天的農業銀行。但是他的經濟思想太超前了,是以司馬光、蘇轼和程颢這些大人物也無法了解。
王安石也是教育家,為變法造就人才,王安石進行教育改革。為培養能治國的人才,創設三舍法,用學校教育來改進科舉考試。他廢除死記硬背的明經科,也不考詩賦,隻考有實際意義的經義。盡管其教育措施到後來很快被廢除了,但是其教育主張則被長期沿用,影響深遠。
王安石是經學家,他親自主持于熙甯8年(1075年)編成《詩》、《書》和《周禮》三經新義,其中“周禮義”全部出自王安石手筆。他認為一部《周禮》談理财者居其半,這也反映出他強調學習有用之事的思想傾向。此後《三經新義》即由國子監镂版印刷,并頒發太學和諸州府學作為統一教材,科舉考試也以此為标準取士。
王安石也是哲學家和思想家,宋人最喜歡講心性之學。但是第一個講得很深刻的就是王安石,比程颢和程頤這些人要早,是以實際上王安石是開宋學風氣的人物。朱熹是南宋最重要的思想家,而王安石是北宋最重要的思想家,他對宋學的貢獻超過了北宋其他學者。
王安石也是散文家,名列唐宋八大家。早年歐陽修就很賞識他,寫詩贈給他說“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有人以為這是諷刺王安石,說吏部是辦公文的,能有什麼好文章?其實這裡的吏部,歐陽修本意是指南朝吏部尚書謝朓,王安石以為是指唐代的文章大家吏部侍郎韓愈。不管怎麼說都是很贊他的文章了,不過王安石不買賬,還贈一句:“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原來他對韓愈不屑一顧,想成為孟子那樣的聖賢。
王安石也是詩人,荊公絕句妙天下,在宋朝詩壇就有“王荊公體”一說。他的名作《明妃曲》,還有名句“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都流傳千古。
王安石也是詞人,他的詞作不多,但是一出手那就是大作。像他的《桂枝香·金陵懷古》,風格高峻,寓意深遠。當時做這一題目的有30多家,隻有王安石的這首成為絕唱。
但是這麼有才的一個人,在當時就很不受待見,這是為什麼呢?
當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政見的不同、思想的差異,以及個人的恩怨。但是有一點卻很重要,那就是王安石的個性。王安石這人太有個性了,是以當時很多人受不了他。當時最有名的人物,如司馬光、富弼、韓琦、文彥博、蘇轼、程颢和程頤等都不喜歡他。
有個性不見得就是壞事,不過有些個性怎麼也不是好事,比如說不講衛生。
王安石是出了名的不講衛生,他一年難得洗回澡,衣服髒了也不洗。他在群牧司當判官的時候,和韓維及吳充等人關系不錯。韓和吳對他的肮髒實在看不過去,和他相約每兩個月到定力院洗一回澡。新衣由韓和吳等人輪流供給,當時号稱“拆洗王安石”。王安石總算是洗澡了,不過他對這些人的殷勤毫不在意。看到新衣服就穿上,從來不問新衣服是哪來的。
他還有首詩叫《烘虱》,這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奇作。講如何将身上成堆的虱子給消滅掉,有興趣的人可以讀一讀下面幾句:
施施衆虱當此時,擇肉甘于虎狼餓。
時時對客辄自扪,十百所除才幾個。
未能湯沐取一空,且以火攻令少挫。
踞爐熾炭已不暇,對竈張衣誠未過。
飄零乍若蛾赴燈,驚擾端如蟻旋磨。
猶殘衆虮恨未除,自計甯能久安卧?
蘇洵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辨奸論》,其中說:“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說王安石。
王安石的有些行為實在讓人難以了解,宋仁宗的時候,皇帝請群臣釣魚。王安石坐在那裡心不在焉,竟然将一盤魚餌都吃光了。宋仁宗就很不喜歡他,他說這人肯定是個僞君子。一個人誤食一次魚餌也就罷了,把一盤子魚餌都吃光了,那隻能說明他是在作秀。
其實,這未必就是王安石作秀。王安石做了宰相之後,他的夫人聽到有人說王安石喜歡吃獐的胸脯肉。覺得很奇怪,她說:“大人平時吃飯不挑食,怎麼會單單有這個嗜好呢?”她又問下人獐肉放在餐桌的哪個位置,下人說在靠近大人筷子的地方。夫人一聽就明白了,她說:“明天你把别的菜放在這個位置看看。”結果,第2天王安石把放在這個位置的菜吃光了,而獐肉一筷子都沒動。原來王安石對吃根本沒有什麼講究,他隻吃筷子最近的東西。而他的腦子裡想的都是其他事情。吃光魚餌也就不足為奇了。
王安石的偏執讓他容不下别人,須知宰相肚裡要能撐船,而王安石肚子裡撐個水桶也是不可能的。晏殊很賞識他,推心置腹地對他說:“咱們都是江西老鄉,送給你八個字:‘能容于物,物亦容矣。’”王安石回到客舍,頗為不屑,說道:“晏殊是大臣,竟說這麼沒水準的話。”此後一直看不起晏殊,譏笑他說:“為丞相而喜填小詞,能把國家治好嗎?”
熙甯2年(1069年)正月他一躍成為炙手可熱的參知政事,次年升任宰相主持變法。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把提攜他的老一輩富弼、歐陽修,以及同僚司馬光和蘇轼等統統趕出了京城。然後用的那些人大部分是些居心叵測的小人,而他自己後來也被這些小人給趕回家去了。
自古以來才情太高的人總是有着獨特的個性,而一旦成了政治場上的人物,這些個性往往會成為緻命傷,這是王安石的悲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