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李傳玺)
史沫特萊（左四）與魯迅（左二）、宋慶齡（左三）、林語堂（左一）等人合影。
史沫特萊（1892-1950），美國左派記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1929年初來到中國後，對中國革命做了多方面的支援和宣傳；胡适（1891-1962)，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中國白話文的實踐者、中國現代學術規範的建立者。這樣兩個看似不可能有交集的人，從近年披露的兩封信中可以看出，在曆史長河中，卻曾實實在在走到過一起(據24卷本《胡适全集》，400萬字《胡适日記》)。
1929年8月10日,史沫特萊在給老友瑪格麗特·桑格夫人的信中聲稱，胡适有極強的 “生物沖動”，并說“告訴你一個秘密，如果我要的話，我可以把他搞得家庭破碎”。1930年1月30日，農曆春節，史沫特萊措詞強硬地要求胡适，必須兩天後帶蔡元培去她家和印度教授嘉維見面。信末，她調侃甚至不無嘲諷地告誡胡适，如果你不聽話，“有一天我會寫文章證明你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樣。為了中國，我有一天會這樣做。我注意到你們這個時代的聖人成天吃喝。吃喝會影響體型，體型會影響腦袋。腦滿腸肥的聖人對中國一點用處都沒有。請注意! 喔！宴席不斷的聖人請注意! 我一點都不覺得你是一個聖人。我在此處用這個字眼是嘲諷的意思，你的聖氣一點都感動不了我。我把你留在我這裡的上衣穿起來，發現那頸圈是超大号的。”（轉引自江勇振《星星·月亮·太陽》，第176-178頁，新星出版社，2012）。
看完這兩段話，大家會對兩人之間的關系産生什麼印象？
22歲的史沫特萊
一、胡适日記中的史沫特萊
胡适與史沫特萊相識後，一直把史沫特萊當作好朋友。
胡适日記中第一次出現史沫特萊，就是他應史沫特萊的要求帶蔡元培先生前去會見史沫特萊和印度教授嘉維。1930年2月1日條：“下午與蔡先生夫婦同去到Agnes Smedley(阿格尼絲·史沫特萊)家中吃茶，主客為印度嘉維教授（Dhondo Keshav Karve）和他的兒子。嘉維教授是印度女子大學的創始者，今年已71歲。其曆史可敬佩。”胡适當天還對嘉維教授來華的有關報道作了剪報。可能是由于嘉維教授在中國停留的時間短，是以史沫特萊才要求胡适必須于2月1日帶領蔡元培先生前來會面。胡适做到了。雖然從史沫特萊的信來看，此信有嘲諷調侃甚至指令脅迫的意謂，但從胡适對嘉維的認同來看，也應包含着胡适一定程度的自願與積極。
胡适日記中第二次出現史沫特萊，是當年8月份他去青島度夏乘船回來從報上讀到史沫特萊的一篇文章，在日記中寫了一點評論。1930年8月17日條：“船上有舊報紙，中有轉載Miss Agnes Smedley(阿格尼絲·史沫特萊)在美國報上記載“Poe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中國革命之詩人》）一文，其中多可笑的話，如說獨秀是創造社健将，直是瞎說。此人成見極深，我和志摩都同她相熟，她極贊成蘇俄，又極贊成印度的民族運動。”雖然胡适認為史的這篇文章有很多“可笑的話”，并且批評以他為核心的《新月》是一個“酒肉團體”，但從胡适日記的語氣看，胡适是以平靜的态度來看待的，甚至可能是“微笑”着來記日記的。因為“我和志摩都同她相熟”，在胡适那裡，可能認為她才來中國不久，還存在着許多誤解。
青年胡适。 （資料圖）
二、史沫特萊把胡适拉進民權保障同盟
正是由于胡适和她相熟，是以當史沫特萊與宋慶齡等人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時，她把胡适動員并拉了進來。她甚至親自北上來到北平，操作北平民權保障同盟分會的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是1932年12月18日成立的，籌備時，宋慶齡、史沫特萊等人就有在國内重要城市設立分會的打算。基于這個遠景，1932年11月底，史沫特萊來到了北平，着手物色人選成立北平分會。
以胡适在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引領作用，他完全能夠擔負起史沫特萊所需要他扮演的角色。胡适也确實按照史沫特萊的要求作了積極的配合與響應。史沫特萊是1933年1月17日之前離開北平回上海參加上海分會成立大會的。查胡适日記，胡适自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至少有20天時間不在北平，他去了武漢和長沙等地講學，并同在武漢的蔣介石作了第一次會面。胡适于1933年1月6日動身前往上海參加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第七次董事常會。如果說兩人會面，應該就在他12月上旬回到北平到1月初前往上海這二十多天時間。大膽假設一下，兩人會不會是一同南下上海的呢？
可惜每到關鍵時刻，這位寫了近400萬字日記的胡先生總是沒“寫”，我總懷疑，胡先生現在給大家看的日記，是他 “删節”後的“潔本”。
到上海的第二天，胡适接到民權保障同盟總會的通知，告訴他執委會已認證他為會員。1月11日，胡适回到北平，20日正式着手組織北平分會。1933年1月30日下午北平分會成立，胡适、李濟、蔣夢麟、成舍我、陳博生、徐炳昶、許德珩、任鴻隽、馬幼漁等9人被推舉為執行委員，會議決議以總會章程為章程，主張廢止《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及其他侵害人民權利之單行法，營救平津各地被非法拘禁之政治犯，要求國民政府懲辦江蘇省主席顧祝同，徹底查辦顧祝同槍殺記者劉煜生案。
按照會議要求，當天晚上，楊杏佛去見張學良，獲得第二天去調查監獄的許可。第二天，胡适就和楊杏佛、成舍我三人赴北平軍委會檢討院等三處監獄視察和慰問政治犯，并同有關政治犯用英語進行了交談。2月1日，北平分會召開第一次執委會議，胡适被推舉為分會主席、李濟被推舉為副主席。随之，他領銜向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和行政院及監察院發送電報，要求懲辦顧祝同。
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戰歌》中說，同盟成立後進行的第一次争取民權的重大行動，就是劉煜生案，“這位新聞工作者揭露了據說是和顧将軍有牽連的鴉片交易和其他腐敗行為。他被秘密殺害的事件激怒了上海的新聞界。我們的同盟和他們一道，展開了一場勇敢的戰鬥”（該書第122頁）。應該說，胡适這段時間與史沫特萊的配合是密切的。
就在胡适這些日子為民權保障同盟整日奔忙之時，2月1日史沫特萊給胡适和北平分會來電，敦促他和北平分會用她附寄的《北平軍分會檢討院政治犯控訴書》向當局抗議，要求他向當局提出“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胡适看了控訴書後，認為同他們三人調查監獄時所看到的情況不一樣，再聯系發生在他身上的一件怪事（有人寄給北平一家中文日報一封署名政治犯的控告信，署的位址卻是胡适自己家），胡适認為史沫特萊寄給他的這份控訴書也是有人僞造的。由此和史沫特萊以及總會産生了沖突，并導緻被總會開除。
三、被開除後，胡适仍視史沫特萊為朋友
雖然胡适為此很惱火，認為加入民權保障同盟是“自取其辱”，但由于熱河戰事爆發，日軍侵占承德等地，他很快投入到參與組織東北熱河後援會，“以期集中群眾抗日力量，為前方戰士作後盾”，迅速将此事放了下去，同時，在心裡，他仍然視史沫特萊為“朋友”。
1936年，在中共地下黨員劉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萊到達西安，住在臨潼。西安事變發生5天以後，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到達西安，史沫特萊在與周恩來交談之後，“我能感覺到他們不是來尋求報複的，而是要為一個團結統一的新時代鋪平道路”，并開始每晚在張學良的司令部進行40分鐘的英語廣播，駁斥各種關于張、楊兵變的“無恥讕言”（《中國的戰歌》，第157頁）。胡适得知這個消息時，于1937年1月11日緻信傅斯年，“昨夜（十日）有人聽見Miss Agnes Smedly（杏佛、志摩與我的朋友，是一個共黨）在西安廣播，我未聽見。”（《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328頁）
胡适雖然知道她是一個“共黨”，但仍然敢于說她是自己的朋友，由此也可看出，雖然民權保障同盟一事讓兩人關系降到了冰點，史沫特萊将他的會員資格開除了，但胡适并沒有從心裡将史沫特萊從“朋友”中開除。
徐志摩 （資料圖）
四、兩人相熟的時間
胡适與史沫特萊應該是什麼時候從相識到相熟的呢？根據本文開頭所引的信，胡适與史沫特萊應該在1929年上半年就應該很熟了。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戰歌》裡，寫到她到北平後與北平一群“精神貴族”的交往，她把胡适就放在這群精神貴族中，給所有讀者的感覺就是她在北平與胡适相識了成為朋友了。
但這裡存在一個極大的“困惑”，根據史沫特萊自己的記載，她是1929年元旦以德國《法蘭克福日報》記者身份到達哈爾濱的，并在東北呆了将近三個月。胡适此時在上海公學擔任校長，當年度曾于年初去過北平，時間是1929年1月19日，2月25日離開。而這個期間史沫特萊還沒來北平。之後，至少到8月10日，胡适根本就沒來北平。是以說胡、史二人在北平見面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麼史沫特萊什麼時候來的上海呢？美國著名學者珍妮絲·麥金農和斯蒂芬·麥金農二人根據大量史沫特萊的資料用了14年時間所著的《史沫特萊：一個美國激進分子的生平和時代》（中華書局，1991）作了交代。史沫特萊實際在北平隻呆了兩個月時間，她于當年5月就到了上海。從5月到8月，3個多月時間，二人相識相熟就有了足夠的時間。
遺憾的是，胡适日記這3個月斷斷續續的，有的也沒有相關記載。
那麼這3個月，兩個人真的能發生什麼嗎？
還是麥金農夫婦的書，這3個月，史沫特萊把情聖徐志摩誘到了一起。史沫特萊此時36歲，“性的方面仍充滿反抗精神”，她告訴别人自己準備“像男人一樣過性生活”，于是“好幾周，她似乎是把‘城裡她能找到的任何穿長褲的人’都帶回家來”(西方的性解放自由主義者)（該書第178頁）。
史沫特萊自己也在1930年6月23日寫給老朋友卡琳·米凱利斯的信中說：“我會有男人做朋友，有時我可以同一個男人同居，他必是從知識上使我欽佩，從體魄上令我傾慕的；而我們結合的基礎必須是寬廣高潔的友誼……中國人對我的反應就可以說明我有數不清的、對我無限忠誠的朋友”。（該書第184頁）中國那批“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一批非常文雅的詩人、學者、作家”自然成了首選。“她同他們一起參加雅緻的宴會，有時在月光下乘黃包車兜風……最吸引史沫特萊的人物是徐志摩，中國最傑出的浪漫主義詩人……徐的妻子有了外遇(陸小曼)，一時成了上海文藝界的話題……徐志摩的英語運用得同中文一樣口若懸河。1929年盛夏，徐志摩同史沫特萊産生了情人關系，其高峰是溯江而上的半月船上旅行，到徐的鄉下老家去”。“她的這些朋友中，最為西方熟知的是胡适”（該書第181頁），作為當時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教父”，徐志摩的老大哥，且一直風流潇灑儒雅，要想在中國知識界開展工作，抓住了胡适，就等于抓住了牛鼻子，何況兩人又年齡相當（胡适比史沫特萊僅大一歲，徐志摩比史沫特萊小五歲）。誰曾想，胡适竟然有“極強的生物沖動”。這恐怕也是史沫特萊在給桑格信中那自豪驕傲的語氣的由來（和徐的關系也是她在給桑格的信中的自述——該書第449頁）。
五、史沫特萊對胡适的影響
如果史沫特萊抓住了胡适。那段時間她給胡适帶去了什麼影響呢？《中國的戰歌》的譯者江楓先生在譯序中有這麼一段話：徐志摩“這位新月派的主将，在1931年11月因飛機失事遇難死去之前，曾表示要徹底改變生活，而且在行動上也有所表現：他翻譯了反法西斯的英國獨幕劇《墨索林尼的中飯》，發表了同情‘左聯’烈士的小說《珰女士》，并在‘左聯’的雜志《北鬥》上發表詩作。這種轉機正好出現在他和史沫特萊交往期間，有理由相信，這不會隻是時間上的偶然巧合“（該書第6頁）。
既然徐志摩受她的影響有所改變，胡适先生肯定也會。
從微觀來看，1929年，是胡适在《新月》上批評國民黨政權最多且最猛烈的一年，計有：
《我們對于政治的主張》（1929年底）
《人權與約法》（1929年5月6日）
《知難，行亦不易》（1929年5月11日）
《從思想上看中國問題》（1929年5月下旬）
《<人權與約法>的讨論》（1929年6月下旬）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1929年7月20日）
《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1929年11月29日）
1930年1月，又将《新月》上批判國民黨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出版，正是這些批判，才使得他遭到國民黨的圍攻，以緻不得不于1930年5月19日辭了中國公學校長，11月28日撤離上海搬回北平。
看一下時間，大部分文章正處于胡、史二人交往的高峰期，特别是觀點，胡适越到後來觀點越激烈： “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盡燈熄之時”（《胡适全集》第21卷第450頁）”。這裡有沒有史沫特萊的影響甚至來自她的激勵呢？
曆史是複雜的。看上去，來自兩個陣營的人似乎不應該有什麼交集，但偏偏在曆史的某個時刻甚至是關鍵時刻糾結到了一起。胡适、史沫特萊還有徐志摩等人就是如此。
人情必定影響到思想，交流碰撞的信仰之花火可能由彼此默契的信任燃烈。愛可以泛濫成災，也可以洶湧澎湃。而曆史本就多面，我們看到的曆史人物其實是多面而有血有肉的凡夫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