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階段共分成了沈陽、西安、武漢、上海四個比賽區，其中武漢賽區共有武漢、重慶、成都、南甯、貴陽、昆明、長沙、廣州八個城市的棋手，産生前四名出線。比賽從10月20日開始，29日結束，結果廣州楊官璘、陳洪鈞，武漢李義庭、袁乜子從這個賽區脫穎而出，取得了參加第二階段決賽的資格。
第二階段于11月8日在上海舉行，四個賽區共16人，東道主上海再多派一人，共是17個人展開了激烈的争奪。本屆比賽與上屆在決賽階段最大的不同是改成一盤制大循環，另外還特備了棋賽專用鐘。全國賽越來越規範化了。
李義庭滿懷希望地重返上海，抱着要比上屆打得更好的念頭投入到了比賽中。開始幾輪，他的戰績不錯，一切都顯得很順利，但随着戰況的日益白熱化，李義庭患得患失的思想又出來作怪了，這導緻了一個更為嚴重的後果：他開始失眠了，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在焦慮不安中，一到晚上，他就早早上床，試圖使自己多睡一點，但無濟于事，越想睡卻越清醒得沒有一絲睡意。無奈之中，他隻得救助于藥物的力量。他到大會醫務室要了一些安眠藥，服用後對睡眠果然有了一些幫助，但随之産生的副作用對一個棋手來說卻是可伯的：整個白天，他的腦袋都是昏昏沉沉的。
這樣的身體狀況和精神狀況，怎麼打得好如此重要的比賽? 李義庭的戰績馬上就垮下來了。其中有一盤最為典型，那是他對自己的隊友袁乜子。局中，李義庭竟然連對方馬踩己方大車的棋都看不到，很快就稀裡嘩拉地敗下陣來。
好不容易支撐到整個比賽結束，李義庭最後的排名僅為第九，成績當然不理想。老将楊官璘衛冕成功，再次顯示了超群的實力，也讓李義庭不得不佩服。
從全國賽回來後，李義庭開始籌建棋類俱樂部。前面提到過，這時的武漢棋壇越來越興旺，各個文化宮的象棋活動開展得頗有聲勢，但唯一顯得遺憾的是，全市沒有一個中心場所，高水準的棋手缺乏固定交流切磋的地方。大家一直想改變這種現狀，但又都沒有這個力量。
一次，武漢市體委在合作路舉辦了一個象棋賽，比賽期間，市體委競賽科科長周凝放召集棋界人士開會，讨論怎樣把象棋活動發展得更好。李義庭當即就提出武漢市應設有一個棋藝活動的中心場所，這樣才可以形成合力，還可以安排棋手的生活。周凝放聽了，深表贊同，并表态說應該馬上就抓緊辦這個工作，如果經費上有困難的話，市體委可以解決。
為給這個中心起一個什麼名字，當時大家還争論了很長時間，後來才決定叫作“武漢市棋類俱樂部”，因為那時蘇聯有許多的棋類俱樂部，受此風氣的影響，覺得這樣取名正好符合“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精神。
武漢市棋類俱樂部的組建工作進展得順利又迅速，到這年底的時候，李義庭就代表市體委在友誼街口租了一間房，那房子是臨街的一個樓房，俱樂部設在一樓，大約有40多個平方米，平時就作為棋室，有象棋、圍棋兩種。俱樂部的開辦經費是市體委競賽科提供的，主要用于租房和購買棋具、桌椅之類必需品。但體委的經費隻作為一次性投入，因為俱樂部很快就做到了自給自足。俱樂部的收人情況，以後每月要向體委彙報一次，但體委并不要這筆錢，而留給俱樂部自己支配。這樣的優惠政策，給俱樂部的良性發展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俱樂部的日常工作先由杜晚天和周渭濱負責，後來杜被别的機關請去當會計，就離開了．而周渭濱不久之後也去世，接手的便是袁乜子夫婦。
棋類俱樂部是武漢币第一個正式的棋類組織，加之又有李義庭這樣的大國手作“合往”，其作為“中心”的地位便很快确立起來了，在武漢棋壇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棋類那時候還沒有專業隊，棋手們平時幾乎都從事着與體育毫無關系的工作，隻是在要打重要比賽時，才會集中一小段時間。而現在則不同了，俱樂部成立後，在某種程度就起到了一個專業隊的作用，棋手們平時常常自覺地集中起來交流切磋。
俱樂部越辦越紅火，聲名遠播，後來在中南一帶都很有影響，周邊一些省、市，如湖南、四川的很多名手都慕名尋到這裡來較量棋技。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俱樂部首當其沖受到沖擊，并導緻最終被砸散夥。這其中還有一段曲折動人的故事，李義庭還為此背上了多年的“黑鍋”。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1958年1月，李義庭乎生的第一部棋藝著作《巡河炮對屏風馬》(上集)由上海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印數15000本。全書對中炮巡河炮對屏風馬左飽巡河的各路變化進行了稭辟的分析和探讨，共演成11類33盤全局。在序言裡．李義庭這樣描述自己：“我在12歲的時候，就和象棋結了不解之繞。”“我是一個初學寫作的人，也是一個棋藝不高的青年棋手。花了八個月的時間，兢骸業業地做完了這項工作……”表達了自己對象模藝術這項神聖事業“誠惶誠恐”的敬畏之情。
《巡河炮對屏風馬)(上集)受到棋界人士好評，人們便關心着這部著作的下集什麼時候能夠出版。其實，這也是李義庭一直在操心也是在進行的工作。多年來，他始終注意資料的收集整理，為寫作下集精心做感備。是以，當上海文化出版社在當年再度向李義庭約稿時，他就很快應承下來并于次年順利地寫出書稿，交給了出版社。不幸的是，書還未能出版，“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事情也就從此擱置下來。“文革”結束後，李義庭想着又有了出書的希望，便多次寫信向出版社打聽這部書稿的下落。此時，負責這項工作的已換了人，接手的編輯回話說，早在幾年前，所有外地作者的書稿都已陸續退回，李義庭的也早已寄出，是寄給湖北省體委了。事後，李義庭多次去省體委查找，卻哪裡見這部書稿的影子? 就這樣，這部書摘的下落到現在都還是一大懸案。
李義庭當年哪會想到會有如此變故，他隻得痛悔自己當初經驗不足，沒有留下底稿，而自己所有的棋譜資料又在文革中散失殆盡，他後來已實在無力也無心再從頭來寫作這部書了。
這也是李義庭終身都感到莫大遺憾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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