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共分成了沈阳、西安、武汉、上海四个比赛区，其中武汉赛区共有武汉、重庆、成都、南宁、贵阳、昆明、长沙、广州八个城市的棋手，产生前四名出线。比赛从10月20日开始，29日结束，结果广州杨官璘、陈洪钧，武汉李义庭、袁乜子从这个赛区脱颖而出，取得了参加第二阶段决赛的资格。
第二阶段于11月8日在上海举行，四个赛区共16人，东道主上海再多派一人，共是17个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本届比赛与上届在决赛阶段最大的不同是改成一盘制大循环，另外还特备了棋赛专用钟。全国赛越来越规范化了。
李义庭满怀希望地重返上海，抱着要比上届打得更好的念头投入到了比赛中。开始几轮，他的战绩不错，一切都显得很顺利，但随着战况的日益白热化，李义庭患得患失的思想又出来作怪了，这导致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他开始失眠了，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在焦虑不安中，一到晚上，他就早早上床，试图使自己多睡一点，但无济于事，越想睡却越清醒得没有一丝睡意。无奈之中，他只得救助于药物的力量。他到大会医务室要了一些安眠药，服用后对睡眠果然有了一些帮助，但随之产生的副作用对一个棋手来说却是可伯的：整个白天，他的脑袋都是昏昏沉沉的。
这样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怎么打得好如此重要的比赛? 李义庭的战绩马上就垮下来了。其中有一盘最为典型，那是他对自己的队友袁乜子。局中，李义庭竟然连对方马踩己方大车的棋都看不到，很快就稀里哗拉地败下阵来。
好不容易支撑到整个比赛结束，李义庭最后的排名仅为第九，成绩当然不理想。老将杨官璘卫冕成功，再次显示了超群的实力，也让李义庭不得不佩服。
从全国赛回来后，李义庭开始筹建棋类俱乐部。前面提到过，这时的武汉棋坛越来越兴旺，各个文化宫的象棋活动开展得颇有声势，但唯一显得遗憾的是，全市没有一个中心场所，高水平的棋手缺乏固定交流切磋的地方。大家一直想改变这种现状，但又都没有这个力量。
一次，武汉市体委在合作路举办了一个象棋赛，比赛期间，市体委竞赛科科长周凝放召集棋界人士开会，讨论怎样把象棋活动发展得更好。李义庭当即就提出武汉市应设有一个棋艺活动的中心场所，这样才可以形成合力，还可以安排棋手的生活。周凝放听了，深表赞同，并表态说应该马上就抓紧办这个工作，如果经费上有困难的话，市体委可以解决。
为给这个中心起一个什么名字，当时大家还争论了很长时间，后来才决定叫作“武汉市棋类俱乐部”，因为那时苏联有许多的棋类俱乐部，受此风气的影响，觉得这样取名正好符合“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精神。
武汉市棋类俱乐部的组建工作进展得顺利又迅速，到这年底的时候，李义庭就代表市体委在友谊街口租了一间房，那房子是临街的一个楼房，俱乐部设在一楼，大约有40多个平方米，平时就作为棋室，有象棋、围棋两种。俱乐部的开办经费是市体委竞赛科提供的，主要用于租房和购买棋具、桌椅之类必需品。但体委的经费只作为一次性投入，因为俱乐部很快就做到了自给自足。俱乐部的收人情况，以后每月要向体委汇报一次，但体委并不要这笔钱，而留给俱乐部自己支配。这样的优惠政策，给俱乐部的良性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俱乐部的日常工作先由杜晚天和周渭滨负责，后来杜被别的单位请去当会计，就离开了．而周渭滨不久之后也去世，接手的便是袁乜子夫妇。
棋类俱乐部是武汉币第一个正式的棋类组织，加之又有李义庭这样的大国手作“合往”，其作为“中心”的地位便很快确立起来了，在武汉棋坛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棋类那时候还没有专业队，棋手们平时几乎都从事着与体育毫无关系的工作，只是在要打重要比赛时，才会集中一小段时间。而现在则不同了，俱乐部成立后，在某种程度就起到了一个专业队的作用，棋手们平时常常自觉地集中起来交流切磋。
俱乐部越办越红火，声名远播，后来在中南一带都很有影响，周边一些省、市，如湖南、四川的很多名手都慕名寻到这里来较量棋技。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俱乐部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并导致最终被砸散伙。这其中还有一段曲折动人的故事，李义庭还为此背上了多年的“黑锅”。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1958年1月，李义庭乎生的第一部棋艺著作《巡河炮对屏风马》(上集)由上海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印数15000本。全书对中炮巡河炮对屏风马左饱巡河的各路变化进行了秸辟的分析和探讨，共演成11类33盘全局。在序言里．李义庭这样描述自己：“我在12岁的时候，就和象棋结了不解之绕。”“我是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也是一个棋艺不高的青年棋手。花了八个月的时间，兢骸业业地做完了这项工作……”表达了自己对象模艺术这项神圣事业“诚惶诚恐”的敬畏之情。
《巡河炮对屏风马)(上集)受到棋界人士好评，人们便关心着这部著作的下集什么时候能够出版。其实，这也是李义庭一直在操心也是在进行的工作。多年来，他始终注意资料的收集整理，为写作下集精心做感备。因此，当上海文化出版社在当年再度向李义庭约稿时，他就很快应承下来并于次年顺利地写出书稿，交给了出版社。不幸的是，书还未能出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事情也就从此搁置下来。“文革”结束后，李义庭想着又有了出书的希望，便多次写信向出版社打听这部书稿的下落。此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已换了人，接手的编辑回话说，早在几年前，所有外地作者的书稿都已陆续退回，李义庭的也早已寄出，是寄给湖北省体委了。事后，李义庭多次去省体委查找，却哪里见这部书稿的影子? 就这样，这部书摘的下落到现在都还是一大悬案。
李义庭当年哪会想到会有如此变故，他只得痛悔自己当初经验不足，没有留下底稿，而自己所有的棋谱资料又在文革中散失殆尽，他后来已实在无力也无心再从头来写作这部书了。
这也是李义庭终身都感到莫大遗憾的一件事。
未完待续～点点关注不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