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轼與蘇轍以才學名楊古今，從小一起玩耍，一起學習，一起科考，一起做官，同進退共榮辱，兄弟倆情宜笃深。尤其蘇轼，科考作文時，随心所欲，信手拈來一些典故，史稱很有李太白風範。雖然歐陽修對他極為欣賞，但在某些人眼中這些卻是離經判道的悖逆之舉。蘇轍文風道是沉穩紮實，語氣非常謙恭，因為文章出衆，被皇帝看中“吾今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正當他們科舉後大展拳腳之時遇上了黨争。
其實黨争，蘇轼蘇撒哪個黨都不是，隻是意見分歧，他們即不全盤否定變法，也不完全肯定變法，而是按照各自的觀點評判，有時兄弟倆還互支援對方，于是兩人同時被貶。
蘇轍被貶之後，不再妄議朝政，而是謹慎低調地做着新工作。蘇轼則不然，大有賭氣的姿态。加上他平時好賣弄才學，經常作一些尖刻薄文，用來挖苦其他官員。結果樹敵太多，兄弟二人雙雙被貶出京，天各一方，他們便以詩文傳遞排解心中憂愁，進而留下大量他們兄弟互助之情的“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世未了因”“自信老兄憐弱弟，豈關天下無良朋”“扶我則兄，誨我則師”的傳世名句。
後來，他們兄弟再度遭遇重挫之時，芳子轼被貶海南，蘇轍四次上書，要求陪同哥哥蘇轼外貶他鄉，雖未被準許，後來才終于被貶到廣東雷州與他多災多難的哥哥隔海相望，充分展現了兄弟之間的情深。
到海南，到廣東，兄弟二人在同時赴“流放地”的路上相遇，縱然際遇如此慘淡，卻能始終兄弟相伴，這也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
蘇轼病逝前因見不到蘇轍而遺憾，蘇轍一手操辦哥哥喪事，并作情真意切墓志銘，承擔撫養蘇轼子孫的責任，将兩家上百口人居一處。蘇轍當時也處于晚年再度被貶的窘況中，收入銳減，養活自己一家已是極為不易，況且他也是年近七十的高齡老人，其生活的壓力可想而知。
兩家老小在他們兄弟親人情懷感染熏陶下，形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良好家風。對于他們兄弟情義，史有公論：撤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近古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