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的官場上，李秉衡是個亮眼的人物。他靠花錢買官起家，因辦事幹練，不斷獲得升遷，由縣丞升知縣，升知州、又升知府、又按察使，逐漸至地方督撫的級别。
李秉衡遺像。
一般而言，像這種靠着買官走上仕途的人，掌握權力之後必定會A錢腐化中飽私囊，但李秉衡并不，在任冀州知州、永平知府時，獲贊“北直（隸）廉吏第一”。
他一生官聲比較好，“勤政廉潔”、“忠君體國”是他常常得到的評價。但他是一個傳統的儒家官僚，沒有認識到晚清正處于“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反對變革，反對洋務運動，認為“凡籌饷、練兵諸大政蠲除锢習，以實心實力行之”即可實作自強。
1900年，庚子之亂那一年，李秉衡的所作所為最能展現他一貫堅持的精神氣質。
當義和團進入北京、圍攻外國使館的時候，李秉衡正擔任巡閱長江大臣，他對此深為憂慮，主張派重兵“專剿拳匪”，并在親友面前批評道：“此時萬不可開釁， 朝廷尤為兒戲事耶。”
位于大連莊河的李秉衡故居。
雖然他一向對洋人在華攫取非法利益表示極度反感，但他是一個務實的官員，他分析得出，利用義和團對外開戰無異于在下一步臭棋。他既不相信義和團，也不認同對外宣戰。他曾通過聯銜會奏的方式向朝廷表達見解，最終還是泥牛入海無消息，慈禧已經打算放手一搏了。
慈禧不僅沒聽他的谏言，還命他“來京陛見，勿稍刻延”，很顯然，是要委他以軍務了。
等到戰事已起，李秉衡反倒很樂意奉召入衛、進京勤王，甚至在還沒有奉到朝廷旨意時，他已經開始北上了。他的态度，由反戰變為主戰了。
此次進京，李秉衡面臨什麼樣的局面，他自己很清楚。臨行前，他對前來送行的友人說：“此次之戰，必無幸理。如皇上西巡，命我扈跸，我尚可生。否則，有死而已！我年逾七十，尚複何憾！隻恨此戰啟自拳匪，殊可惜也。”
榮祿的幕僚陳夔龍記載，李秉衡還說過這樣的話：“洋兵如此厲害，戰事哪有把握，我此番往前敵，但拼一死，可速電召李中堂迅即來京辦理議和”。
李秉衡故房間内陳設。他為官清廉，當大官後僅用6兩銀子重修老宅。
既然知道兇多吉少，知道必敗無疑，知道得靠外交途徑收場，此前也認定發動戰争是颟顸自負，為什麼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毅然決然的慷慨北上呢？他完全可以消極對待慈禧的诏令，像張之洞、劉坤一等人搞“東南互保”，或者找借口拖延不前。
事實上，李秉衡的立場有二：第一，現在慈禧太後和光緒帝身陷危城，作為世受皇恩的大清臣子，他選擇“纾君父之難”，“成敗利鈍，豈暇計哉！”
第二，戰事已然不可避免，那就沒有置身事外的理由，隻有拼死一戰，魚死網破在所不惜，起碼為國家掙點顔面，莫被譏笑大清無男兒。
1900年7月26日，李秉衡觐見慈禧，當即奉旨：“李秉衡著幫辦武衛軍事務，所有張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四軍均歸該大臣節制”。
8月6日，李秉衡帶兵出戰，行前自誓：“甯為國捐軀，勿臨死而縮手！”
李秉衡故居樣貌。
根據懿旨，李秉衡确實是統領四軍的将帥，但現實很走樣，“名為節制四軍，實無一兵應命”。李秉衡并非行伍出身，張、陳、萬、夏根本不聽他号令，加之慈禧和榮祿又越過他調動軍隊，使他面對的局面更加困難。
李秉衡剛一出戰，天津北部的北倉、楊村即告失守，聯軍快速進至河西務。随後，李秉衡拟合隊并力禦敵，但“未立營壘即被沖破，各軍紛紛潰逃，勢不可止”，不得不退至通州張家灣。
8月11日，聯軍又進逼張家灣。事實正如李秉衡所預料的，此戰已毫無勝算。他在此地給朝廷寫了一份奏折，其中痛言：
“軍隊數萬，聞敵辄潰，實未一戰。所過村鎮，焚掠一空，采買無物，人馬饑困。此次奏命出師，事出倉卒，中軍無一師一旅，張春發勇于戰，而軍皆新募，一敗辄潰，陳澤霖素行取巧，軍事未娴，夏辛酉、萬本華能軍，兵力太單。 ”
寫畢，他吞金自殺，時年70歲。
出征5天，李秉衡喪師失地，兵敗身死。
他死後，清廷不僅未追究他戰敗之罪，反而對他加以褒獎，照總督例賜恤，入祀昭忠祠，谥“忠節”。
不料，清廷與八國聯軍議和期間，聯軍指認李秉衡“庇拳仇洋”，為“禍首”之一，要給以嚴懲。經過多次交涉，聯軍毫不讓步，清廷隻好追奪原官撤銷恤典。
李秉衡死前留有一首遺詩：“戰和兩事都無據，一死聊酬高厚恩。白發孤臣滿腔血，朝朝灑向蹈和門。”他至死念念不忘的，還是君臣之分，這也就不難解釋他為什麼北上勤王，做那不能做的事了。也正因為此，清末政壇要人趙鳳昌稱其為“誤國之忠臣”。
參考資料：趙亦彭《李秉衡的“拳亂首禍”身份問題》；戴海斌《“誤國之忠臣”？——再論庚子事變中的李秉衡》；趙爾巽《清史稿·列傳二百五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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